处于公众关注焦点的博时基金[微博]管理公司对媒体采取了友好但沉默的态度，记者多次联系其基金管理高层，均被委婉拒绝，“我们该披露的，都已经披露了” 其监查部一位郭姓负责人反复说。其实，不愿说话的不止博时一家，在3月24日《中国证券报》登出中国证监会调查基金运作的结果后，几乎所有基金公司就不约而同的保持了沉默。整个基金业弥漫着一种忐忑不安的情绪，对管理层的下一步举措有所期盼，有所担忧。

　　凡事必有因果，资本市场也不例外。此次中国证监会调查基金运做公布的结果，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就是，博时受到处罚，大成、长盛被点名批评，其它5家被警告，2家受到表扬。这是一直在褒奖中成长壮大的基金首次受到来自管理层公开严厉的谴责，在基金管理公司内部乃至中国整个基金业引起前所未有的震动。此次调查的直接诱因就是去年10月《财经》暴出的《基金黑幕》一文。

　　不能不提的人和事

　　提起《基金黑幕》就不能不提洪磊，提起洪磊，就不能不提从1999年5月就发生在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事情，整个事态的发展就象故事里的情节环环相扣，引人深入。

　　从1998年3月底，金泰、开元两只新基金问世，到年底共有5只基金登场，6家基金管理公司成立。1999年更是基金加速发展的一年，截止5月就有第二批5家基金出笼，4家基金管理公司加盟。10家基金管理公司手中持有的都是掷地有声的真金白银，顺理成章5·19行情成为众基金的“热身赛”。

　　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在洪磊任职总经理期间，贯彻指数化、模型化的投资理念，在5·19行情中并没有出色的表现，净值增长率持续低于博时、华安等积极型基金管理公司，同年新基金的申请设立未获批准。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嘉实在基金净值的增长、新基金的增设上已远远落后业界的同行们。外围不景，难免后院起火，洪磊迫于股东的压力，无奈出局。

　　无奈出局的同时，一份载有众基金持续交易记录的《内参》直接送到国务院高层，引起管理层极大重视，证监会严密关注基金运作动态的同时，《财经》刊出《内参》的通俗译本，把基金直接推向公众，成为众矢之的，媒体的焦点，出镜率最高的公众人物。

　　不知是背后投资者的支持，还是众基金联手后的胆壮，做鬼的并不心虚。10家基金在10月19日的三家证券报上刊登了措辞铿锵有力的严正声明(原文见2000年10月19日三大证券报)，“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其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一连用了三个“最”字。

　　基金的联手反击使战事迅速升级。“最”字的使用激怒了学术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故事演绎到2001年，年末岁初纷至沓来的庄股崩盘、上市公司财务做假的频频曝光，吴敬琏教授在央视的一席谈话最终引发中国股市成立十周年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程度最深，参与者最多的大辩论，当然所有开口说话的人都是可爱的。与历史上所有的“百家争鸣”如出一辙，没有结果，但影响却是意远而深长的。

　　公众的关注，学界的辩论，使管理层监管的利剑如弓在弦。此时，证监会公布调查基金运作的结果及华安创新开放式基金的推出，既是去年基金黑幕故事的落幕，也是基金重生的起点。

　　最大的善庄？！

　　基金历来就是受关注的焦点，其投资组合中的重仓股曾牵动了多少投资者的心，而去年的《基金黑幕》一文更是把基金推上了的众所瞩目的“公众人物”的位置，其一言一行都备受媒体和投资大众的检验。“我们理解，公众人物是不可以犯错误的，但隐蔽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一位业内人士多少有些愤愤不平。相比于当前证券市场中真实存在的达数千亿之巨资金暗流的暗箱操作，基金从来都不是隐蔽的，至少基金每周要出基金净值报告，每季度要出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每年要出基金投资收益报告。

　　人大财经委员会《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组长王连洲[微博]谈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地下的私募基金规模已达到5000亿规模，仅上海就有1500亿的规模，即使按最保守的算法，现有私募基金的总量也远远超过深沪两地挂牌的封闭式基金的800亿左右的基金净值。市场最大的黑洞在这里，当然这也是我们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有人说，基金黑幕事件将结束庄股时代，也有人说“中科创”的崩盘是庄股时代的结束，但市场上仍频频传出“某某系”动向。事实证明，资金暗流仍在涌动，只要有其存在，庄股的时代就仍在延续，只是其隐藏在几百个股票帐户后机构投资者的踪影比起基金的单一帐户实是难觅。一位激进的个人投资者对记者说 “其实，我认为基金是中国最大的善庄，至少你还知道它在干什么”。

　　俗语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用在资本市场上，“披露就是最好的监管 ”，使一切资本的流动透明，获取阳光下的利润，市场上所谓的三公原则才能得到最大的体现。调查结果也有不公平

　　《基金黑幕》一文的参与作者胡立峰[微博]先生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提到，中国证监会对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立案调查的依据是这样阐述的“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在股票买卖中采用的异常操作手法，与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交易手段极为相似”，使用“相似”一词，表明监管层的态度是非常严谨而慎重的，毕竟襁褓中的婴儿，抚育是最重要的。

　　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此次的调查结果公告中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公平。首先操作方式上的不同所产生的交易量就不同，通过同一账户的自买自卖制造虚假成交量诱多是一种违规；但采用锁仓的操作手法，作为庄家的一方，无需主动的交易，交易量上体现不出来违规就不算违规了吗？第二是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的不同基金之间的倒仓是否违规，目前业界争论不休，仍未有定论。但事实中的操作很有可能造成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多只基金苦乐不均，欣慰的是管理层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投资基金法》中已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要公平对待旗下每一只基金；第三是高位接货，这仍是钻制度漏洞的一种违规行为，没有一部现行法规对高位倒仓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这种操作手法却是所有违规当中杀伤力最强的，同时也是基金经理人一条严重的“损公肥私”途径，直接损害基金的净值，基金净值的背后是广大的中小投资者。如果此次的调查违规操作的标准再放宽一点，10家基金违规行为的排序是否还是这样呢？

　　基金走向何处

　　2000年，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策略通过裕阳基金的中期报表，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投资理念，市场投资理念分为以博时为代表的主动型积极投资策略和以嘉实为代表的分散型投资策略两种流派。嘉实的投资策略在初期就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从华尔街照搬的东西并不适合有着强烈政策性因素的中国市场，而如今博时的投资理念也碰壁落马。整个市场处在逡巡中，哪里才是基金的最好去处？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对记者说了一句实话，“基金的本事不在二级市场，而是在一级市场，多数基金利润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一级市场的新股配售，来自政策给的利润。”基金从成立之初到2001年初一直享受着政策的优待，无需慧眼识英雄，新股的直接配售为基金带来超额利润。基金在二级市场上的困难就是出不了货，“不对倒，基金就出不了货，不出货，又谈何收益？二级市场上真正做得好的是那些隐蔽的个人投资者”此话道出了基金业普遍存在的共识。胡立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谈到，存在不等于合理，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虽然不是基金单方面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但却是基金应该确立一种真正价值投资策略的时候了，一种在基金投资者和广大投资公众之间的利益均衡的投资策略，这个平衡点的掌握将是基金业今后投资理念中的重中之重，阳光下的利润对市场各方都是公平的。

　　投资理念的转变从近一年来基金管理公司的纷纷迁址上也略显端倪。截止1999年5月，成立的10家基金公司的注册地，6家在北京，2家在上海，2家在深圳，而现状是5家在深圳，3家在上海，北京仅剩2家。基金管理公司注册地纷纷迁离京城，但高层及90%的工作人员仍常驻在京，这是一个有趣又耐人寻味的现象。面对这一现象，记者接到的反馈基本上是“规避税收”，但从众多基金欲说还休的语态中，记者明明听出了规避的不仅仅是税收一项。

　　面对此次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果公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金业资深人士说：“客观的说，没有怨言是不真实的。基金从成立之初，就承载了太多管理层的厚望和市场对机构投资者的褒扬，在追求市场化效应过程中，忽视了法制观念。因为法制有时也是矛盾的，例如不允许银行资金违规入市，但又有股票合法质押的规定。所以这次的处理对基金也是一次成长的教训吧”。

　　一席话，有其偏颇，但足以让市场所有的参与者，政府、业界、投资者深思和反省。10家基金公司中8家有问题，这仅仅是基金违规的问题么？或者说，仅仅是用基金违规操作就能概括的了的问题么？(本报记者田毅 钱琪 北京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