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分配与家庭核心价值

　　3月7日晚9：15，清华大学第一教室。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强在上完他的研究生课后，就在他上课的教室坐下来，接受记者专访。从经历上看，李强教授在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贫富问题的关注，他的第一本专著，即《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出版于1989年。

　　记者(以下简称“记”)如果借用基尼系数方法来观察中国贫富问题，我们目前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李强(以下简称“李”)用基尼系数来观察中国的问题，得小心谨慎。

　　记：为什么？

　　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因而计算基尼系数时应分为城市居民的、农村居民的、城乡居民合计的三个方面。很显然，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会更高一些。

　　记：在你最近出版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一书中，我注意到你自己曾主持过两次大型调查来研究中国的贫富问题。

　　李：统计年鉴上的调查与统计，基本上只能得到被调查者制度内的收入状况，所以就必须有关于制度外的收入调查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数据。

　　记：城乡间的基尼系数？

　　李：就我统计与计算，1996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系数为0.43227，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003，而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为0.4577。

　　记：都超过了0.4！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中上等不平等了。

　　李：短短十几年时间，我们已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种变化是值得忧虑的。

　　记：在这种贫富差别里，应当还有更为复杂的中国特色吧？

　　李：在80年代末，我曾提出过一个理论，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的症结在于：群体外的差距过大，群体内的差距过小。也就是说，差距拉开主要在于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之间，而在同一行业、同一单位内部，特别是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内部则还是平均主义盛行。

　　记：这是很真实的中国图景。

　　李：所以，中国的现状是差距过大与平均主义并行。

　　记：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李：在我们的市场化完成了初次分配后，我们应进入第二次分配，或更多次再分配。

　　记：第二次分配?

　　李：这是由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完成的再分配，这样才能保证公平。

　　记：我们的税收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吗？

　　李：税收的功能一方面提供不从事生产的政府职员的收入，另一方面就是调节社会的贫富差别。形象地说，这是“收钱”的体制。同时，我们在调节社会贫富差别时还有“花钱”的体制，即失业、医疗、养老与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

　　记：无论“收钱”还是“花钱”的体制，我们现在都还处在初级状态？

　　李：一个国家的社会税收与社会福利体制的建立，是在国家具有相当财力后才逐渐形成的，而我们的社会变革是突发式的，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完成这一过程。

　　记：在这种现实里，我们当如何选择？

　　李：中国的特色是家庭本位，这是我们尤其要重视的。

　　记：如何讲？

　　李：全国总工会的一次全国性调查表明，失业者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第一是家庭，其次是朋友，第三是原单位，最后才是国家。

　　记：强调家庭本位，也就意味着我们渡过现实的一种选择？

　　李：这是最现实的选择，也是实际上能够起作用的办法。所以我们要强调中国的家庭核心价值，谁破坏家庭，谁就在破坏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