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有钱人，或者富人这些中性词语来概括这次调查样本人群，并未显示这一群体的的“社会身份”，因此记者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副总队长，也是此次调查的重要指挥者孟庆欣：

　　“如何为这一群体命名呢？资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

　　“命名不是我们是事情，那应当由专家与学者完成。”

　　所以，我们仍然只能用有钱人或者富人这样的中性词语来界定这一群体。

　　10年努力，让一个群体显形

　　31岁的博士曹子玮有很多机会离开国家机关，具体地说离开国家统计局，到外企去挣钱。外企的收入比他现在多的要用倍数来计算。但在国家统计局呆了近10年，曹子玮仍没有选择离开。他的理由是：在这里你能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而且有条件。

　　曹子玮自己想干的事情就是真实地了解这个国家。而在国家统计局每年从事两三个重大的、全国性的调查，“你想想，这样干10年，你可以多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

　　最近令曹子玮兴奋的一次全国性调查就是“中国十省市高收入群体调查”。这一调查是中国的第一次。“这个调查让我们弄清楚了很多问题，”曹子玮说。

　　这一调查于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综合处处长程广斌来说，来得就远不那么容易。程广斌1988年进入国家统计局，大约在1990年，他就提出要进行这一调查。当时提出这一调查项目，还只是从统计的科学性角度出发的。国家统计局一直在进行全国性的入户调查，每年都搞，但这样的调查了解不到高收入群体情况。“你想想，高收入的谁乐意每月记帐，来配合你的调查呢？”为了解决得不到高收入群体资料的情况，就需要一次性调查来修正或者评估经常性调查的资料。一般国际上也是3-5年做一回一次性调查，得到修正系数或修正比例。

　　但是，1990年程广斌的要求没有被立项。

　　全国的经常性入户调查，一般要求是3.5万户，同时每年换1/3，三年换完。这样，每隔三年，就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也即15万户的全国性居民入户调查，从中选出每年3.5万户经常性调查的家庭。程广斌提出进行高收入调查的1990年，正好完成了15万户全国大规模调查，没有立项的原因是没有专项经费。

　　此后程广斌并没有忘记这一专项调查的重要性。自己从事收入分配研究，但手里最缺的就是这一部分的资料。对于这20年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我们只能见到关于他们的典型资料，却没有群体调查数据。这无论从国家、社会，还是调查本身都是一种缺憾。”程广斌说，“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提出申请。”1999年，程广斌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

　　当记者问起终于可以进行他一直想进行的专项调查时有什么样的心情，程想了许多，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这就想写字多年的人，终于看见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了。”

　　背景，从剌激消费开始

　　2000年7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开始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浙江、广东、云南、陕西、湖北、辽宁等10个省市进行高收入群体的调查。

　　从报道上看，200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调节收入分配，扩大消费需求。有两位政协委员的发言被广泛地引用。肖谷欣委员认为，造成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广大消费者收入不高，且收入差距过大是主要因素。另一位政协委员贺铿认为：少数人收入高、多数人收入低，是引起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贺铿的身份，他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他举例而言的是数据：我国现在将近6万亿元人民币储蓄存款，其中80%属于不到20%的储户。

　　在此次会议前，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联合有关部门，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调查发现：2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收入的42.4%，户均收入992元；而20%的低收入家庭在全部总收入中仅占6.5%，户人均收入124元。前者收入是后者收入的8倍。这一调查数据被最广泛引用。

　　“虽然贫富差别成为社会舆情，但我们对真正高收入者的了解有多少呢？”曹子玮问。

　　很显然，按照程广斌从统计科学性的角度看，我们真正到了需要有一次性专项调查来修正或者评估经常性调查的资料了。

　　曹子玮说这一过程来得很有趣。曹推导分析说：从90年代中期开始，消费市场疲软成为中国的一种现实，由此有了对疲软原因的讨论；继尔话语的主流进入钱集中在什么人手上的讨论。然后又进入这批有钱人是否对市场有拉动作用的讨论；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比较主流的倾向是：“有钱人不想花钱，无钱人想花钱却没有钱花”，然后贫富差别成了最主要的社会话题。这一社会热点话题在2000年全国的两会期间达到高潮。

　　为这一社会话题提供谈资的重要内容先是红歌星逃税，随后又着惊人收入的足球运动员种种出格举动，各种信息相混合，社会舆情因此形成。

　　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第一次高收入群体调查与这种社会舆情有着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在这一背景下，这一专项调查势在必然。

　　并不容易的调查

　　谁是富人？什么标准算高收入？这就是第一次高收入专项调查碰见的首要问题。程广斌说高收入的界定有绝对与相对两种标准，比如说家庭资产或者年收入达50万、100万来划分，这就是绝对标准；但这种标准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收入高低是相对概念，北京的一般收入者到了西部可能算得上高收入；而中国富人到了美国，却可能什么也算不上。这样他们就确定了以相对标准为此次调查的依据。最后经过计算，他们确定以1999年全国城市住户经常性调查中10%最高收入家庭的户均可支配收入为高收入户的底线——即3.2万元，实际操作的标准是3万元。

　　程广斌说，我们的调查找不着高收入的源头，但我们选择了从收入的去向来确认，这样在以3万元为底线的同时，又同时增添了有房有车这两项参照对象。这样，能够最后入围调查人数的样本由三部分构成：户均收入3万元以上，拥有商品房或者拥有私人汽车；虽没有商品房和汽车，但户收入远远高于3万元的家庭。

　　接下来的调查程序就是：进入高档住宅区、确定抽样间距、确定随机起点，然后开始入户调查。

　　不过，实际的操作远没有描述的这么轻松。程广斌说，进入高档住宅区首先碰着的麻烦不是保安不让进，即使最后终于入了户，遭到拒绝的情况也频频发生。程广斌说，北京市调查的拒访率甚至达到60-70%。开始时，北京市60个调查员一星期的工作最后才拿回50个问卷，很多关键的数据都没有。为了这一调查，北京市先后换了四批调查员才完成。

　　事实上，这一专项调查的困难，操作者最初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他们将这一调查命名为“启动消费市场调查”，避免出现敏感的高收入等字眼，如果那样，可能拒访率更高。

　　在全国性的调查开始之后，又有过一次争议，这是有关城市抽到了资产过亿的被调查者，象这样的异常值倒底该不该进入统计之内？反对者的意见是，有一个这样的样本，一个城市的整体收入就都被抬高了，所以不应进入；而程广斌与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则认为，抽到这要的样本是正常的，当然应当进入统计样本内。程说，“这才是从科学性准确性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后来达到的一个折中的方案是：当地统计可以不进入，而报到国家统计局则应当进入统计样本内。

　　调查的价值与初步的结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强教授认为，高收入的全国性数据只可能由国家统计局来做。类似的调查，学者、商业调查机构也先后进行过，综合这所有的调查来思考这一现象可能能更准确。不过，从国家机关首次进行高收入群体的调查这一角度看，这次调查多少可以认为是一次有标志性的动作。

　　曹子玮坦陈，由于高收入群体非常特殊，我们的调查不能说非常精确，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代表了一种趋势。曹的“精确”的比较对象是经常性入户调查，高收入与这一调查相比，在精确性上就相应要弱一点。“不过，由于是第一次，”曹解释说，“如果我们的设计过于追求精确，那么将不容易操作，必须在这两者间寻找一种平衡。”

　　如果现在就让调查者对他们的调查给出重要的结论，可能为时过早，不过面对这全部是“第一次”得来的数据，国家统计局的几位专业人士，仍向记者给出了他们的初步判断。

　　在程广斌看来，影响收入的三大主要因素，在国外分别为：职业、文化程度与性别；在中国过去是地区、行业与工龄。但这次调查显示工龄不再是影响中国人收入的因素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程度。但是，地区与行业的影响因素，仍然存在。

　　曹子玮说从这一调查的数据看，我们过去对中国富人的想象可能部分要修正。将修正的地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过去想象里演艺界人士以及低文化人群会收入较高，但调查结果对此并未确认；

　　其二、在高收入群体职业构成上，专业技术人员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其三、高收入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曹说，他先前估计高收入全国平均可能会达到年均3-4万元，而现在年均却为6-7万；

　　其四、高收入的投资途径，没有我们想象的丰富，多数的投向是股票。曹分析说，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股票仍有超额利润，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其它投资渠道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