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读《凯恩斯传》，读到1945年凯恩斯出访美国的一段，突然间被触动到了。

　　那并不是一次荣光的出访，作为英国的特使，凯恩斯此行需要乞丐般地向美国证明自己的祖国面临的困难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地，由此得到美国的资金援助。

　　那次出访的结果颇为令人尴尬。一方面，美国并不愿意毫无保留地支持英国；而另一方面，国内的各个政治派别，出于不同的目的，也猛烈地抨击凯恩斯，说他办事不力，抑或是鼓动民众，说英国根本不需要援助。

　　当时的凯恩斯已经蜚声海内外，内心骄傲的他，要在一群他的思想追随者面前，卑躬屈膝地证明，自己的祖国现在有多么困难，然后尽力为那个已经日薄西山但同样内心骄傲的国度，多讨一点他国的贷款援助；他既要讨到援助，又要尽力保留作为前宗主国的颜面，还要面对国内民众的责难。

　　读到这一段，忍不住想，对这个骄傲而敏感的经济学家来说，那该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呢？

　　果然，再读几页，就看到了凯恩斯去世的段落。这个未来将要影响世界半个世纪、治世主张被各国政府奉为经典的经济学家，在孤独中离开人世。

　　凯恩斯的心情，20年后的戴高乐，想必能够理解。这正像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怎么会不知道，有益于法兰西民族的东西既会在舆论中遭到指责，也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呢？”

　　戴高乐从美元危机的迷雾中，看到了黄金与美元脱钩的趋势，并看到了自己国家存在的经济安全风险，因此鲜明地提出恢复金本位的主张，甚至不惜用飞机从美国运回交易所得的黄金。然而其它国家却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反对实施金本位。这也就罢了，最让戴高乐伤心的是本国的民众。他们从自身的就业、收入等现实因素考量，也不支持金本位的回归，并由此迫使戴高乐辞去了总统的职位。

　　戴高乐这个性情刚烈，即使在法西斯威胁下也未曾低头的硬汉，这次却不得不屈服了。从此，他郁郁寡欢，和凯恩斯一样，他也在失意中，很快离开了人世。

　　后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印证了戴高乐的语言，黄金与美元脱钩，世界进入了不稳定的状态。只是那时，戴高乐能够留下的，也只是回忆录里的那句哀怨的话了。

　　无论是凯恩斯还是戴高乐，他们无疑是所处时代的伟大人物。然而他们却常常是孤独的。时代的脚步却迫使他们不得不独自面对自己的悲伤，尽管他们的种种努力对自己的国家都是弥足珍贵的，但他们就是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与他们的命运相似的，还有康有为。1910年，康有为写出了《金主币救国议》，建议中国应当效仿欧洲，实行金本位制。

　　此前近十年的时间，康有为游历欧洲，亲身感受到了中国货币制度的落后。回国后，他以一介文人的身份，发出经济预言：如果不能实行货币制度的变革，中国的银行将纷纷倒闭，对王朝的经济秩序，产生重要的影响。

　　说句题外话，若不是做《黄金时代》的节目，我根本不会知道，康有为也曾提出过建立金本位的构想；甚至，我都不会知道，康有为曾经用近十年的时间游历西方各国。此前接受的历史教育，把我的视野范围框死在了戊戌变法和保皇党两个彼此孤立的时间节点上，却不曾想过，这个19世纪末叶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什么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自然，如果单从结果上看，康有为和凯恩斯、戴高乐并没有什么不同。他的出现与消失，都没有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当时的货币制度改革固然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但最关键的，还是无论当时的政府还是民众，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康有为，他的救国主张，被看作是一个老人的呓语，随着王朝的最后一缕浮尘灰飞烟灭，彼时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继续衰败的道路。

　　有天突发奇想，觉得如果把凯恩斯、戴高乐和康有为这三个人物的故事拼在一起做成一集，名字就叫《先知的悲怆》，大概也会是耐人寻味的。虽然一时无法从理性的角度梳理这个故事的意义，然而单就他们悲剧的命运，也足以令人唏嘘感叹了吧。

　　无论是时势造英雄，或是英雄出时势，英雄个人的命运总还是与时代正向联系的，历史上这样的英雄有很多。可是另一方面，人类世界也并不乏这样一种另类的英雄：他们比常人看得更远，能够准确地预知未来，而被后世称作“先知”。可是这样的先知却往往是孤独的。他们因为看到未来的危机面对现世做出的提醒，在他们所处的年代却显得那样不合时宜；他们希望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可最后的结局，却往往是他们自己倒在狂澜之下。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知其不可为而勉力为之，他们的身上，由此显现出悲怆的色彩。在潜在的危机面前，他们试图将时代拉回正确的轨道，可是时运与国运的漩涡却裹挟着他们，奔向了危局。

　　这似乎成了人类无法摆脱的轮回：总是在一次次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之后，才会意识到先知的可贵，才会在代价之中找到真理。

　　《黄金时代》纪录片  导演  陆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