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十年前只是一个无人知晓、美丽而宁静的渔家小镇。如今，却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它发出的声音，已然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

　　在博鳌论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对于中国和亚洲而言，是经济崛起的十年，是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十年，是全球影响力提升的十年。我们希望通过博鳌十年的发展历程来进行解题，以时间为脉络，展示中国以及亚洲经济的崛起，以及全球影响力的逐步提升。如果把博鳌论坛看做是一个平台的话，这十年中国以及亚洲走过了从新成员到推动者的转变。走过黄金十年，未来我们又将如何发展？通胀？能源危机？包容性增长？面对众多挑战，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对话》博鳌亚洲论坛特别策划，全球政要、商界领袖共解全新挑战。

　　《对话》主持人：陈伟鸿

　　嘉宾：

　　周文重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保尔森 美国前财政部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阿尔马迪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1、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为何选择成为博鳌理事？

　　主持人陈伟鸿：我看到在新任的理事名单当中，包括了俄罗斯的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还有法国的前总理拉法兰等等，还有我们在座的保尔森先生，大家看到这个理事范围是越来越广泛了，并不仅仅局限在亚洲。很多人会觉得非常好奇，保尔森先生为什么会选择博鳌亚洲论坛来担任一名理事？

　　保尔森：很有意思的是，博鳌论坛是我从财长的位置卸任之后加入的第一个组织，我对像博鳌论坛这样的非盈利性组织非常感兴趣。我参加了很多理事会，过去的20年当中，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希望能够在中美关系方面继续做出贡献，因此我加入了博鳌论坛理事会。

　　主持人陈伟鸿：接受了周文重先生的邀请，来到博鳌亚洲论坛出任理事，是您自己的决定，还是听从了身旁很多朋友的建议，我听说您和周小川(专栏)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您是不是来出任美国财长这个问题上，周小川先生给了您非常明确的建议说，你应该来担任美国的财长？

　　保尔森：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周小川确实是我的好朋友，王岐山(专栏)也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做出这个决定我并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对于其它一些更难抉择的问题，可能会跟朋友进行讨论。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参加博鳌论坛能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与全亚洲的政府领导者和企业领导者，以及学术精英进行交流。所以加入博鳌论坛的决定对我来说很容易，通常我不会这么快地做决定。应该说我们每一位新任的理事都是带着一份使命感而来的，都是带着一份责任感而来的。

　　主持人陈伟鸿：保尔森先生曾经说，您担任过的这个财长，美国财长不算一个太大的官，那您觉得您现在担任博鳌论坛的理事，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官还是不够大的官？

　　保尔森：是一个大官或者是一个小官，我不是这样说的，我觉得这是我感兴趣的一个官位，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做出贡献，而且我可以学习。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2、博鳌新主题包容性增长如何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

　　主持人陈伟鸿：包容性增长，这是周先生您就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之后，这个全新年会的一个全新主题，它的出台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周文重：包容性增长这个理念来说，最早提出来的是亚洲开发银行，主要是为了使得社会财富增加，能够惠及到整个社会，特别是社会当中弱势群体，也能从中共享，全社会共享财富的增加积累。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也就是要整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能够从发展当中来共享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我们从去年8月份开始做这个题目，我们经过征求理事的意见，经过可行性的一些研究，征求了学者的意见，开了一些研讨会，感到当前亚洲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实际上包括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都面临着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亚洲国家，对于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可能更为紧迫，因为外部的需求在减少，如果说还要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如何增加内部的内生动力是非常关键的。胡主席去年两次讲到了包容性增长的问题，我们从这个当中也得到了启发。所以我们就想到包容性发展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我们年会可以很好地来凝聚共识，来探讨我们各方面观点或者形成很好的思路。

　　主持人陈伟鸿：其实大家看到这些年来亚洲各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可能都比较快。但是增长的这种不均衡其实也是呈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拿GDP的增速来说，在亚洲各个国家当中最快的年增长率可以达到11%，最慢的可能只有0.8%，在这当中相差了14倍，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发展的不均衡，我们这个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怎么能够真正地在亚洲各个国家区域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呢？

　　保尔森：实际上现在国家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怎样才能在差距中寻找平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对于中国而言就需要让经济增长更具有包容性，更能够惠及民生，提高人们的工资收入，逐渐放宽利率逐渐开放资本市场，从而使得中国的储户从银行存款中获得的回报，要高于通货膨胀率，为中国公民在医疗和养老方面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阿尔马迪：我想补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亚洲与西方国家需要进行自由贸易，经济增长必须以自由贸易为前提。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从自己的大市场中获益，沙特阿拉伯也是受益者之一，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在经济方面是有互补性的，我们有天然能源，而中国的发展需要天然能源，我们拥有生物化学原料，而中国需要这些原料，秉承着创新和可持续性的理念，我们为中国用户提供先进的环保产品。所以这种互补关系，不仅仅使我们从中受益，也使我们在中国的客户从中受益，从而在更高层面上建立一种共赢的关系。

　　3、保尔森解读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

　　主持人陈伟鸿：在亚洲各个国家当中，中国毫无疑问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国家了。在经过了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新的挑战又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其实特别想问一问保尔森先生，因为一直以来你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你觉得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当中，它将面临的挑战哪一个是最大的？

　　保尔森：谈到经济增长，我认为从很多角度来讲，中国都是一个经济发展奇迹，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难想象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排在全球100位左右，在我眼中中国是一个走在改革之路上的国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中国的问题在于发展速度。在我看来中国的挑战，如何把握改革的进度，如何让改革的速度与经济的发展相匹配。

　　周文重：我想我们就金融改革也好，我们的外贸改革也好，我想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改革必须根据我们的国情来决定它的速度，来决定它的幅度。在这一方面，温总理曾经讲过我们的人民币改革要按照三条原则来做，也就是自主性、渐进性和可控性，我想这个就是要处理好改革和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保持稳定的关系。

　　保尔森：之前我们谈到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在美国储蓄率不高，人们倾向于去消费，而不是存钱。如果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成熟，中国的投资者和储蓄者就会拥有更多的金融工具和更成熟的金融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对通货膨胀有更多的抵抗力。因此放开市场允许国外投资者到中国资本市场自由竞争，并不等于说是放松管制，因为中国可以决定，如何进行监管，我认为竞争会使整个社会获益，也会使金融市场的效率提高，带来更多的投资产品并使公众获益。

　　主持人陈伟鸿：我们现在不妨让阿尔马迪先生担任一下第三方的视角。

　　阿尔马迪：中国的改革需要时间，中国需要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只局限于提供基本的产品，而是要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并实现产品的多元化。这在以前并为受到重视，这个过程将会大规模地促进各种经济活动，同时也需要中国和西方之间在技术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从而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

　　孙丕恕：咱们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实际上也面临专利、标准，这两个核心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知识产权问题是中国要做强大，中国面对竞争绕不过去的那一切东西，人力资源等等很多问题，保尔森前面说跟他的经济战略对话，包括跟我也在谈，实际上谈的就是产权问题。从我们自己本身企业来看，围绕这个知识产权问题，我们公司里面攀登技术、专利、标准，做梯次攀登的计划。

　　张其佐：创新不仅仅是在技术层面，同时还有一个制度层面。我想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技术加制度的创新，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增长点，形成一个新的主流产业出来。

　　观众：中国今年的主题是变革和转型，十二五规划是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重大计划，请问保尔森先生，您对这个内容有什么关注？

　　保尔森：我对于中国的“十二五”计划持乐观积极态度，因为它强调包容性发展，同时也强调发展可再生能源、环保技术，我认为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转型中至关重要的议题。过去中国经济依赖于低成本的出口优势，现在则要扩大内需，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进行技术创新，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十二五”计划在很多方面都是包容性增长的一个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