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莹 摄像:贡存、李培、陈艳波、白羽)
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中国的巨大变化完全是一个奇迹,他们喜欢用“中国速度”、“中国模式”、“中国神话”来形容中国经济的成就。这些外国人虽然不会说中文,但他们知道“中国制造”,知道“人民币”,知道中国有“13亿”人的巨大市场。这些带着鲜明的中国色彩的符号,不仅影响着这些外国人的生活,更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6天的时间,来为你介绍6个中国符号,它们代表着中国经济的独特发展历程,它们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现在和未来。
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中国制造”。
(美国 路易斯安那州)
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邦焦尔尼忽然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竟有25件。家里的DVD、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
萨拉·邦焦:“到处都是中国制造,到处都是。”
萨拉不禁想到: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生存下去?于是她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
萨拉·邦焦尔尼:“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识别产地和标价,购物花费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萨拉没有想到,此后一家人的生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这段生活历险,后来被她写成了风靡一时的畅销书——《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
萨拉·邦焦尔尼:“经过一年的实验,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生活已经与中国(中国制造)密切相关。”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间爆发了惊人的生产能力:目前,中国制造业中已有近200类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第一;中国制造业的增速也连续20年居全球之首。更有预测认为:在2009年,中国将占有全球制造业11.783万亿美元增加值的17%,超过美国所占有的16%,而这一改变,将终结美国在制造业领域长达100多年的龙头老大地位,也将使中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位置,重新回归到1840年之前。
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中国靠我们的这样一个现有的资源,靠我们现有的优势形成了一个世界制造中心,或者叫世界工厂。”
(1949年)
然而上溯到60年前,在美国著名战地记者——《中国震撼世界》一书的作者杰克。贝尔登眼中,刚刚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一穷二白,老百姓把火柴叫洋火、铁钉叫洋钉,脸盆叫洋盆、纱线叫洋纱、自行车叫洋车,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中简单的工业品,在当时的中国却不能生产,要靠进口。对于建国初期落后的中国工业,毛泽东当时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平:“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和发达国家、先进国家相差100年这样一个概念。”
在这样的焦虑中,中国开始奋起直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着手制定。
李平:“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就是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一五”期间中国制造业实现了许多零的突破:第一座制造大型机床的沈阳机床产、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第一座试制飞机的沈阳飞机制造厂、新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应运而生。
正当中国的工业基础初步奠定的时候,“大跃进”开始了,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这场浩劫,使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破坏殆尽,工业企业的各项核算指标全面大幅下降。当时,一位日本记者来到重庆炼钢厂,采访中他深切感受到了当时中国制造业的落后,两台100多年前从英国引进的蒸气式轧钢机,居然还在使用,这位日本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李平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率团出访欧洲,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参观了许多工厂、矿山和港口,西方国家先进的制造业让主管经济工作的谷牧非常感慨。
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那个时候我们管经济工作的看看国际的形势,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觉得我们不发展得快一点不行。”
而这个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刚刚经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低增长、高失业、通货膨胀等困难,在经济萧条的境况下,海外资金将目光投向了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汽车公司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商谈重型汽车合作项目,在谈判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美方代表团团长,汤姆斯·墨菲,突然打断了中方代表技术引进的发言,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合资。
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他叫我把我的钱包拿出来,他也把钱包拿出来,放在桌上,什么叫合资啊,就是我们两个把钱放在一起,拿这个钱去经营这个企业,要赚钱我们共同赚,要赔钱我们共同赔,就是我们是利益共同体,再简单得说,就是我们两人‘结婚了’,我们成立一个家庭,一个共同的家庭,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你不了解中国情况,你这个瞎闹,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大资本家,我跟你结什么婚啊。”
美方提出的这种新的合作方式,当时在中方代表看来,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事后,他们如实向上级主管部门做了汇报。然而不久之后的一份中央领导批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小平同志就讲了,合资也可以搞嘛,这是我看到,他最早的一个批示,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因为这是思想一个突然的解放。”
合资经营的思路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合资打开了局面,在轰鸣的炮声中,方圆2.14公里的蛇口工业区诞生了,在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中,广东省的负责人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希望中央给点权,在邻近香港、澳门的珠海和汕头建立出口工业区。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小平同志原话就是,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此后不久,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相继成为特区,允许外国厂商、华侨、港澳商人投资办厂,然而,对于国门初开的中国来说,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更不了解国际市场。能拿出来与外资合作的,只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在这种条件下“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就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造的普遍形态。1978年,“三来一补”最早出现在东莞,这个当时GDP只有6.亿元的农业小县由此拉开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幕,如今,东莞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名城,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形象的说法:“如果深圳到东莞的高速路堵车,那么全球的电脑内存就会涨价。”
新闻联播主持人:“东莞创了两亿外汇。”
“三来一补”“两头在外”不仅为中国换回了数量惊人的外汇,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外方合作,让中国人见识了先进的制造工艺、发现了巨大的海外市场、掌握了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这个钱其实并不难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己开厂,兴办制造业的浪潮也从珠三角地区向北推进,在中国长三角这个叫义乌的小县城,出现了一个摊棚市场,有1000多户摊贩在摆摊设点,很多商贩在市场里摆摊,在家里搞家庭工厂,前店后厂的模式,标志着中国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款式新颖,价格低廉,供应充足,品种齐全,义乌迅速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这里出售的中国制造,遍布几乎世界每一个角落。
李平:“我们在做的大部分在OEM(贴牌生产),那么真正的盈利高的环节,我们非常地弱。”
为什么不能赚到更多的钱?这个问题成了当时许多中国企业家挥之不去的心结。1990年,TCL在珠三角已是一家颇有名气的电视机生产企业,李东升第一次参加美国国际电子展时,遭遇的却是巨大的挫折感。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我们占了一个很小的摊位,3米乘3米就9个平方,当时在展会我看到国外的大企业让我非常震撼。”
(1992年)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很多人就是通过这篇报道知道了小平的南方谈话。88岁的邓小平在南巡中,阐发了一系列崭新的思想。
邓小平:“要发达起来呀,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外商纷至沓来,来华投资热再度兴起。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热潮也感染着每一个中国人,许多后来家喻户晓的企业巨人,在这时候走上了创业之路,1992年,5月,在出版社做了多年编辑的尹明善,不顾亲朋好友反对,创办了重庆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生产摩托车发动机。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尹明善:“那时候尽管我已经虚岁55岁了,但是我认为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很小,不过只有区区九个人,只有20万元人民币,租了一个45平方米的地方,敲敲打打。”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哺育下,靠创新发展,靠出口壮大,尹明善自己也没有想到,在短短十七年时间,自己的工厂由9个人变成了14000人,从一个小作坊变成了在国内国外拥有16家工厂的大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让大量的非公有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萌生起来,也使得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束缚,为中国制造的提升增添了新的动力。这是长江大堤上的一个盛大的命名仪式,世界上最先进的圆筒型深海储油钻探平台在一家中国国有企业诞生了。
南通船务总经理南通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倪涛:“我们和船东一起做了一个命名仪式,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出生了要命名。”
1997年7月2日,从泰国首都曼谷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泰国政府宣布,放弃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在短短几个月内,这场金融风暴,就像好莱坞当年拍摄的电影《龙卷风》一样,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时任香港厂主联合会会长黄鉴:“工资也下降了,失业的人有史以来没有那么高过,超过了7%。”
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袭下,日本的工业指数出现了负增长,全球最重要的四大制造业基地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工厂倒闭。尽管中国内地的制造业也受到了不少冲击,但是,凭借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生成产本,中国占尽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先机,亚洲四小龙的许多制造工厂在危机迁移到了中国内地,同时国际市场的许多订单也被价钱更便宜的中国内地制造业企业抢去。这场危机,其实让中国制造迈上了新的发展平台。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纺织、玩具、塑料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危机之后短短几年,电子元器件、电子显示器、精密仪器等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
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以那种低层次,以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这种低效这种生产,要转向更多的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技术含量,以提高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曾经影响了很多人,有意思的是,它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是在一台惠普电脑上把这本书敲出来的。弗里德曼可能不知道,他的惠普电脑产自中国昆山,目前全球每5台笔记本电脑就有3台产自中国昆山。《世界是平的》这本书解答了世界为什么会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工业革命和产业转移,而这部产自中国昆山的惠普电脑,正是这本美国畅销书的最好注脚。
(2001年)
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中国制造是从“引进来”开始的,那么进入新世纪,中国制造开始了新的尝试,那就是“走出去”。2001年4月,美国南卡州坎姆顿市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命名仪式,为了感谢中国海尔集团给当地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当地政府决定无偿将原来的“协作大道”命名为“海尔路”,这是美国第一条以中国企业品牌命名的道路。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 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国外老是认为你是中国货就是便宜货就是廉价货,那么我们就要进到主流渠道,而且从那个小产品,低档的产品要生产高档的产品,这一步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走进去了国外那种渠道,但是这种高档的产品只是在某些国家开始进去了,但是大部分还没有实现,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卡迈勒主席敲响了手中的木锤,中国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中国制造”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到2002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达到952.6亿美元,同比增长27.2%,计算机、移动通信设备、家用电器类产品出口大幅增加,分别出口193.46亿元、119亿美元,分别增长57%、40%;发电设备、纺织机械、钟表、自行车等在2001年出口下降的产品,2002年也止跌回升。
陈清泰:“加入WTO之后,这样就使中国很多行业过剩的产能通过国际市场有了一个新的出路,就这个通道比过去更畅通了。”
入世之后,国际市场的大门开得更大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也从小心翼翼地尝试变成更加激进的大步流星。上世纪90年代初,为国际品牌代工的企业,开始在全球市场跑马圈地。2004年,联想宣布收购IBM个人电脑全球业务,演绎了一场蛇吞象式的传奇,同年,TCL与阿尔卡特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并与法国汤姆逊公司签署合并协议,尽管这些海外并购一波三折,但中国制造的勃勃雄心已经让世界震惊。
柳传志:“国际化虽然有很大的困难和挑战,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让世界震惊的还有中国制造的另一个品牌——神七。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中国自已设计和制造的神舟七号飞船载着三名中国宇航员成功飞上太空,宇航员翟志刚穿着中国制造的宇航服进行“太空漫步”,茫茫太空第一次出现了一位挥舞着五星红旗的中国人。
胡锦涛:“你太空出舱行走以后,在太空行走的感觉怎样?”
翟志刚:“太空漫步的感觉很好,‘飞天’舱外服穿着舒适,置身茫茫太空,更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从发射到升空,从出舱到返回,中国制造经历了神秘太空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神舟七号总设计师张柏楠:“当航天员翟志刚回到返回舱,关闭舱门恢复压力以后,我们确实还松了一口气,确实松了一口气。”
2008年,不断蔓延的美国次贷危机急剧恶化,演变为一场百年一遇你的金融危机,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金融海啸”波及全球。
中国制造业受到了空前的冲击,珠三角、长三角大量外贸出口型企业大量倒闭。
青岛海尔集团董事长兼CEO张瑞敏:“在这个时候要积极的出击,积极的利用现在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
金融风暴的寒潮,给“中国制造”带来了冷静的思考,纵观其他国家制造业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制造的产品常常是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与高端、高质、高价挂上了钩;70年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制造的产品也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也摆脱了这种联系,如今这种联系甩给了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制造如何在挫折中发展呢?
陈清泰:“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加紧产业升级,这里边包括我们的技术含量必须要增加,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分必须要逐渐的上升。”
就在中国制造向全球迈进的时候,中国也向世界打开了大门。13亿人口的市场无与伦比,这是一个你可以尽情想象的市场,这里蕴藏着无限商机,正是看好中国的13亿,千千万万的外国投资者来到中国淘金,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就为您介绍这个中国符号“1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