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北上

　　香港精神的内地镜像

　　■张梦颖 文

　　1986年3月1日。

　　黎小军，从无锡出发。李翘，从广州出发。他和她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香港。

　　他们是陌生人，都怀着复杂的心情，背靠着背乘坐火车抵达九龙火车站，眼神茫然，迎接他们的只有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之后的岁月中，他们因缘际会，分分合合，因为都清楚对方不是自己来香港的理想所在而心怀感伤，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彼此心底永远的牵绊。

　　这是《甜蜜蜜》中的开篇场景，故事有关情感，背景是迁徙。

　　这部出品于上世纪90年代的著名电影，生动讲述了宏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香港，在当时是很多内地人的寻梦之地。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香港经济起飞的重要时间，和内地的经济落差迅速拉大，使得从内地出发来到香港的移民迅速增多，他们大多带着追求财富的终极目标。

　　香港导演王家卫镜头中的香港是人们情感和身体的流离与放逐所。电影《花样年华》中，1962年的香港，周慕云和苏丽珍是之前内地中产阶层躲避战乱迁居香港的代表，这批拥有财富和知识的人构成了当时香港的社会发展主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为今天香港的社会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印记。周慕云和苏丽珍的故事是专属于那个年代的东方情怀，是白墙黑瓦的淡淡忧伤。

　　大陆和海岛的地理关系，加上英国的100年殖民统治，使得香港与内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彼此关联又各自独立的姿态，它是战乱的避难港，是西方和东方杂糅的生活空间。海岛的地理位置以及充满冲突和碰撞的社会构成也让有关香港的故事总与人的迁移有关。包括香港名字的由来，除了最有说服力的香料码头之说外，还有最富传奇色彩并更让人浮想联翩的缘由——因为清朝嘉庆年间流亡到此并盘踞下来的女海盗香姑而得名。

　　但是，香港与内地的人口迁徙并非总是单向的，人的流向总在随着海岛和内地社会局势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比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逃难到香港的人口返回内地,一度曾使香港人口从近200万降至60万人。

　　而眼下，香港人向内地的迁徙重新上演。在港人时下的流行语中，北上内地是“IN”,移民是“OUT”。前者代表流行，后者则意味着过时。迄今为止，至少有20万至30万港人在内地长期工作和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港人在内地与香港之间“流动”。他们的公司也许在香港，但每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是呆在内地的；他也许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城市。这种流动的北上港人大概还有20至30万人。

　　北上，已经成为港人们找寻更丰富人生和更多财富的时髦路径。内地澎湃的经济图景，为已经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商业社会里获取丰富经验的香港人提供了广阔的创富空间，而内地企业对香港专才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因为这些香港经理人能够最快速度的为内地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国际知识以及企业文化。此外，另一个最直接触发港人北上的原因是香港公司内地业务的大量开展。

　　人的迁移总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但是时间和空间的挪移，会打破人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到别处，重新开始，可能有激昂理想的陪伴，但寻回心底的宁静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强烈地激起各样的情绪：冲动、恐惧、喜悦、感伤……

　　在港人北上的潮流中，我们试图接近他们。

　　胡兆彤，北京最有历史的龙记港式茶餐厅老板，龙记10年，用自己的角度见证了北京CBD的变迁；被电讯盈科派驻北京的经理人麦志辉起初并不确定自己会呆在这个城市多久，初来乍到时甚至常常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迷路，但6年后，他说，“香港是栈，北京是家”；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余秉翰的，出生于香港的他最初在庙街摆地摊，后来洗照片，当过娱记，曾是刘德华的经纪人，现在他创办的乐林文化公司总部在北京，超女周笔畅是他旗下的艺人之一……

　　“香港精神”指的是一种信念的表达，是善于抓住机会，是吃苦耐劳，是对生活品质的尊重和向往，是对财富的创造欲。

　　有关胡兆彤、麦志辉、余秉翰的故事，正在折射这段全新的、港人北上的历史以及传达着“香港精神”，他们在属于他们各自的电影脚本中扮演着主角，在独一无二的路径中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图景、生活节奏与情感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