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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正月十五还有几天，春节还没有过完。在这个春节，关于烟花爆竹的禁放问题，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争论。
北京市的禁放要求规定得比较严，执行得也比较坚决。从年三十开始，警方就抓住了一些在禁放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者，并进行了适当的处理。尽管如此，禁放区内的爆竹声仍不绝于耳。给人的感觉是，“禁放令”还没有体现出有禁即止的作用。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先后有北京、上海、广州等282个城市陆续发布内容大体一致的“禁放令”。但近年来，又有不少城市全部或部分解除了“禁放令”。就在这个春节，南京市也做出了有限解禁的新规定，使解禁城市达到了108个。这种由“禁放”到“解禁”的政策法规调整，有许多东西值得思考。
政府规定禁放的初衷，是为了防止火灾隐患，防止伤人事故的发生，减少环境污染，等等。应该说，这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为群众的利益着想的。然而，这样的规定并未让所有的群众满意。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认为，过节放烟花爆竹能够增添一种喜庆的气氛，是节日传统民俗的重要组成内容。如果人为地硬性禁止，老百姓会感到过节少了些热闹，因而不大高兴。
一部分群众满意，而另一部分群众可能不满意，这一类的两难矛盾，确实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一种考验。执政为民的真谛，是让所有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充分满足。在群众的利益相互发生矛盾乃至出现冲突时，政府的作法应该是进行协调，灵活地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创造多种条件处理矛盾，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比如，对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完全可以组织专门的听证会，或是以民意调查等方式，更广泛地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摸清多数群众的想法。同时，对少部分群众的合理要求，也可以用指定燃放时间、指定燃放地点之类的办法予以满足。如果政府能够组织生产安全性的烟花爆竹供应市场，甚至由政府出面统一燃放节日焰火礼花，老百姓肯定会鼓掌欢迎。
任何一项禁令，不仅要考虑禁什么，也要考虑怎样禁？还要考虑一下禁令的内容与传统文化、民间风俗、百姓生活习惯之间是否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事实上，我们立志建设的先进文化不是无源之水，而是由传统文化中去芜存菁、继承发扬而来的。我们极力维护的群众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即使政策设计得初衷很好，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发生有令不行、有禁难止的尴尬。“禁放令”的遭遇已经暴露出了一些矛盾，适时地进行政策调整，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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