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商时报：郎顾之争击痛国企改革软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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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1日 04:02 中华工商时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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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曲力秋 一方面经济学界质疑封杀一方面决策层行动“支持” 12月2日，中央电视台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正式发布了“2004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名单，在23个候选人当中，因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之弊，从而引发了围
国企产权改革激烈论战的香港著名学者郎咸平，由于未能通过专家组的审查没能进入候选名单。 10天后，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出席2004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年终总结大会时说：“要明确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中小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也要区别情况，要规范。对于管理层收购，国资委要制定发布专门文件，做到有章可循。” 有分析人士认为，黄菊副总理的上述讲话，可以被视为今年“产权改革大争论”以来，中央政府对于MBO的结论性说法，是对民众要求制止民脂民膏不被侵吞强烈呼声所给予的积极回应。而在此之前的10月29日，也就是在论战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作为国企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便以《人民日报》评论 的方式回应了“郎顾之争，提出“停止经营层持股”。 一方面是主流经济学界对郎咸平的质疑和封杀，另一方面是决策层的做法正向着郎咸平的观点慢慢走近。国企产权改革大争论将2004年中国国企改革及其路向的再选择蒙上了几分扑朔迷离的色彩。 这场将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乃至平民百姓都卷入其中的大讨论，缘起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海尔、TCL的“产权改革”，以及收购多家上市国企的格林柯尔可能存在诸多“不当行为”的置疑。 8月6日，郎咸平在上海一家电视台指出格林柯尔有很多不当收购行为，之后，又在复旦大学就同一主题发表演讲，几家媒体对此进行了简短的报道。被惹恼的格林柯尔于是向郎咸平递送了措辞严厉的律师警告函，受到“通牒”的郎咸平不但没有任何收敛之意，而且在律师函“最后通牒期”到来前，将那篇《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的长文直接在国内门户网站上公布，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于是也“提前一天”———8月16日正式以“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这便是后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亦称“郎顾之讼”。 8月20日，《北京晨报》发表了诘问《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一文，该文直接引爆了横亘于经济学界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压抑多年的是非恩怨，并将论战的烈火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媒体迅速而猛烈地燃烧到公众之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场没有输赢的论战，虽然在这次跨越学界和阶层的争论中，支持主流经济学家观点的网民不到5％，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更是激起民愤，声誉亦由此降到谷底。 在关于格林柯尔、海尔、TCL的研究报告中，郎咸平试图以典型案例的方式解析以下两点：一、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大股东与相关交易主体联手或独自地用各种手段，不当侵吞中小股东的利益。二、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由于非公开、非市场化竞争，以及相关制度和规则的缺失或执行不力，存在大量国资流失情况。 如果郎咸平报告的内容仅局限于以上两点，那么这场论战的赢家从一开始便尘埃落定，但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郎咸平显然不满足于此，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又发表了“信托机制处理好了，国有企业未必比民营企业效率低”、“目前这种（贱卖国货）的产权改革方式应当停止”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的，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虽然我是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孩子，但我相信，我对美国的了解，是根源于我的学术研究，所以才有信心的站在大家面前跟大家谈论问题”。等言论，正是这些言论成为后来“倒郎派”的口实，并被其指责为“扭转整个改革的方向”、“是对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价值的践踏。” 事实上，在这场由学界蔓延开来的争论中，“倒郎派”所强调的“国退民进、国企改革是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应当积极顺应和促进之”的观点，与“挺郎派”的“不能为了追求国有企业产权形式上的非国有化，就可以牺牲制度的严肃性、有效性，可以连公众、社会组织、国家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也在所不惜”具有同样积极的意义。但比较遗憾的是，双方在激辩中所暴露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又都是显而易见的。 起始于2004年夏末秋初的产权改革大讨论，是1994年国企改革争论以来的第一次席卷全国的大讨论，应该说，无论怎样评价这场大讨论的意义都不为过。整整十年，社会各界对国企改革的探索从未停止过，而争论的话题亦有着很强的连贯性：国企改革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既达到改革的既定目标，同时又为全社会所接受。把国企改革变成少数经济学家论证的对象或少数企业家瓜分国有资产盛宴的做法，在十年前就为人所诟。10年里国企改革所走过的艰难之路和一些经济学家在论述改革的后果方面出现的严重歧义，无疑点燃了人们的疑问之火，而“郎顾之争”不过是使这些火焰在很段时间内成为燎原之火的导火索。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健认为，在这场波及面甚广的大讨论中，真正普遍失语的是研究财产转移合法性的法学家，研究社会公正、社会公平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哲学家，研究行为正义的哲学家，研究公共选择中诸如公共意志如何表达、如何聚集等问题的政治学家，以及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产生、存续和发展作出过贡献的诸多社会群体等等。 国企改革的路还很漫长，可以预见的是，在2005年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也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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