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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富永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本报联合主办的“2004－2005经济问题座谈会”上，有关专家指出，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必须保持超前发展，目前的投资趋热是市场的正常反映，不必过分担忧。同时，对于造成大面积“电荒”的根源，也进行了追溯和剖析，指出要从中吸取经验教
训，改革投资审批制度。
不必担心电力过剩
从2001年起，在电力短缺的情况下，电力建设速度逐步加快，到今年11月今年的发电装机已经超过了4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二。在建的电力项目规模仍然很大，据新华社报道，总规模达到2．8亿千瓦。
在这些项目当中，许多项目是各地根据自己的需求情况开工的，规模至少8000万千瓦，由于没有获得国家发改委审批，目前面临被清理的命运：国务院近日出台32号文件，即《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坚决制止电站项目无序建设意见的紧急通知》；而今年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也明确的向参会的全国发改委代表下达了《关于坚决制止电站项目无序建设的意见》。
在“2004－2005经济问题座谈会”上，专家们一致的看法是：不必过分担忧电力过剩。
国家电监会信息中心副主任孙耀唯说：适度超前是必要的。现在建设的确实很快。出现了违规的问题，但违规项目不一定都是坏项目。在电力短缺的情况下，一些违轨项目也是迫于无奈，当然也有很多项目确实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今年前11月新增项目里并非按照三火一水的比例同步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电力高投资源于电力高需求，而电力高需求，是由于重工业化所带动的新一轮高投资、高增长，有一个消费升级、城市化进程。
所以电的材料消耗的比较厉害。为什么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会紧张、需求那么大？就是重工业化的趋势。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带动钢材、水泥、玻璃等行业发展，而这些行业是需要电的，所以电力不要说发展得太快了，发展超前点儿没有关系。不要把这个东西看得太害怕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丹说：对电力过剩这个问题没有必要紧张，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商品都存在过剩，为什么电力不能过剩？就是因为投融资体制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投融资体制了，它能够承担短时间的亏损，像电冰箱、彩电这些这么多年都过剩了，企业不一样还运转得很好吗？为什么电力企业一有稍稍过剩就开始降呢？对电力行业的认识问题最根本还是体制的问题。
电荒造成惨重损失
未来可能出现的电力过剩，令国家决策层担忧，但是，眼前大面积的电荒，却在严重妨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据国家电网公司负责人介绍，截至7月份，共有27个省级电网拉闸限电，仅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就拉闸限电80多万次，电力供应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高峰时段电力供需缺口达2000万－3000万千瓦。
其中浙江省则进入“电力危机”的程度。今夏全省最高用电需求接近1900万千瓦，高峰最大电力缺口为630万千瓦。据杭州统计，平均每度电可以创造产值22．44元人民币，创造利润1．36亿元，因为缺电，占全市GDP总值45％的工业，目前要么“开三停四”，要么嗷嗷待哺。经测算，浙江一省缺电750亿千瓦以上，直接损失GDP1000亿人民币！据专家预算，如果从2000年开始的缺电计算，5年来“电荒”给国民经济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超过1万亿人民币。
更为严重的是，一向被列为重点企业的外商，用电需求也难以保证。诺基亚公司致函市长，威胁要撤资；超过一半的民营企业存在非正常停电情况，平均每月停电11．32天。大型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温州正泰集团仅一季度因缺电未能如期交货的合同值就达1．6亿元。
缺电造成的损失这样大，是不是不可避免发生？史丹说，这首先源于前几年电力建设的人为放缓。
据了解，在1997年以前，国内电力投资建设的规模，平均每年都在2000万千瓦以上，然而，到了1998年，由于判断错误，认为电力需求不再增长，当年开工规模陡然下降为1021万千瓦，1999年和2000年，更是进一步下跌，连续两年只有600万千瓦。其中主要还是水电，火电几乎没有。这就是所谓的“三年不上火电”。直到2001年，这个下跌势头才得以恢复。
然而，此时的用电需求，已经不是1997年以前的水平。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完成，新一轮经济增长开始，带动用电需求加速增长，2000年到2003年间，全社会用电量分别增长11．36％、9．03％、11．6％和15．4％，但是，此时发电装机增长量远远落后于用电量增长，新开工规模也没有及时调整。缺电形势进一步加剧，导致2002年出现了电力缺口2035万千瓦，2003年甚至高达4485万千瓦。
那么，“三年不上火电”的决策依据是否科学？随后的电力短缺以至电荒，是否不可预见、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专家的回答是否定的。
华北电力大学刘严博士指出：电力规划从技术来讲，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一般都为决策者提供了高、中、低三种方案，但决策者趋向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导致选择电力需求预测的低方案，也是电力供应不足的原因之一。
行政控制出错太多
对于产生电荒的制度缺陷，专家学者进行了分析。刘纪鹏没有出席“2004－2005经济问题座谈会”，但对电力问题的关心、尤其是对电荒造成的损失，更是痛心疾首。他指出，由于中国电力垄断的根源，在于行政性垄断，尤其电源项目和电价的审批权，仍然攥在政府有关部门手中。恰恰这两项关键因素，没有改变。因此，尽管拆分了国家电力公司，但却仅是“改体不改制”。
刘纪鹏认为，中央政府没有必要担心电力过剩、从而紧紧抓着电力项目审批权不放。实际上，投资者和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电力需求的了解，要远远比北京的人清楚；至于投资中的风险，没有谁比投资者本人更为关心。不应该以担心过剩和风险为理由，迟迟不肯下放投资决策权；市场自身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应该相信众多的投资者的智慧要超过一两个决策人物。
刘纪鹏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如果真正改革到位，就要彻底抛弃审批权力，专心致志的搞好规划和预测，为投资者提供决策信息服务。遗憾的是：即使是今年7月国家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的决定》，其中关于电力的部分，虽然名义上停止审批制度，改为实行核准制。但事实上，核准什么，不核准什么，对外并没有公布明确的标准，核准不核准仍由发展改革委员会掌握。因此核准与审批并无区别。
与刘纪鹏的主张殊途同归，孙耀唯认为应该放弃电力价格监管。在电力供不应求时一样可以改革，当然，改革的形式是放开电价监控，利用价格杠杆刺激投资。孙耀唯说，改革跟供求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在供不应求、供大于求时都应该改革。现在卡死了终端电价不能动，这个市场是没有办法做的。
在电力价格监管以后，中央政府的职责是什么？孙耀唯认为，国家主要关注涉及到跨省、跨大区、国民经济重大的水电项目、核电项目，市场和地方可以解决的没有必要再集中审批。他说，电力短缺也暴露出电力体制中的许多问题，比如规划的问题。原来的电力规划是没有战略的规划，所以规划常常是滞后的，而且也缺少严肃性。原来的判断“十五期间的GDP平均增长7％，电力增长5％，按照这个速度现在电力增长15％，只及1／3，所以地方政府不建违规项目才怪呢。
国家电网公司战略规划部副主任欧阳昌裕说，国家的电力规划很不明确，规划对市场的反应也很迟钝，规划一次跨越5年。尤其是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规划，原来由国家电力部制订，国家计委审查，但电力改革以后，关系没有理顺。其实，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应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由国务院审定；而且一年一审查、一年一修改。
规划好的项目，应该通过招标来选择发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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