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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
8月25日，山东省工商局向从事“消费储值”等类似业务的经营者提出郑重告诫。此时，从事“消费储值业务的山东众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因与代理商、消费者发生纠纷，在“受骗者”的冲击下，已处于停业状态。
其实，今天再提发生在济南的“消费储值”现象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本报7月初，曾连续刊发三篇“山东众旺消费储值现象系列报道”，率先对“消费储值”的经营模式提出质疑，指出其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认为其用“单向权利构筑消费陷阱”，存在“危险的连锁效应”。文章见报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山东省消费者协会还曾联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门发出“消费警示”，指出消费者应谨慎参与这种“消费储值”行为。
让人纳闷的是：作为直接主管部门，山东省工商局的告诫为什么姗姗来迟？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如“受骗者”忍气吞声不“冲击”，假如“上当者”自认倒霉不“闹事”，那么，还有多少消费者将继续上当、受骗？假如事态扩大，造成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怎么办？到那个时候，是不是有关部门来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可以一笑了之，是不是有关负责人来一个形式化的“引咎辞职”就可以完事大吉了？
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现在流行的官员问责制。前不久，以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市市长刚占标等人的相继“挂冠”为发端，引咎辞职在中国政坛刮起旋风，预示着官员问责制行将具化为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温家宝总理特此指出，对三起特大安全事故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的决心。而老百姓们则更愿意把其看成是社会法治进步、政府吏治昌明的表现。
可是，当问责制固化成为一种事后行为，当问责制只问“大事”不问“小事”，其监督和约束作用也就大打折扣了。
在笔者看来，问责不仅仅问的是责任，更要问的是公心。古话说，“在其位，谋其事”，官员对待自己的“事”，无论大小，都应当战战兢兢，未雨绸缪，而不是在事后来一个“道歉”或者“辞职”。况且，某些官员在“事发”之后的“道歉”或“辞职”不过是他们迫于各方压力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因此，在问责的制度安排上，除了注重考察其行政作为，更应注重对其官德的考量，即官员是否具备与其官职相称的道德操守。事实上，那些引咎辞职的官员之所以漠视人权、失职渎职，根本原因就出在他们缺乏为官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既问责人命关天的大事，亦查究有失公信的“小节”，这样，官德缺失、官声狼藉者再也无法安享其位；这样，一个吏治清明、蓬勃向上的社会才让人充满期待。（30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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