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高初建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详见昨日本报五版）是一项重大决定。这一决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投资体制是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着国家资源的配置方式和政府管理
经济的方式，决定和影响着经济结构的形成以及经济以怎样的方式增长。在计划经济时代，那种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已被实践证明是低效率的、浪费的，因而已被历史所否定。改革开放20多年来实行的，以审批制为特征的投资体制，尽管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等一系列新变化，但在解决资源配置谁说了算这一问题，在解决投资主体资格的问题上，并没有给出圆满的答案。因此，投资体制改革仍然是必然的。
投资说到底是个资源配置问题。资源配置由谁说了算？过去，政府虽然承认市场的作用，承认企业自主地位，但遇到具体问题，总是习惯大包大揽，自觉不自觉地干了许多“错位”、“越位”的事情，这一次的投资体制改革要彻底改变政府的角色地位，彻底实现政企分开，减少投资中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可以说，这是资源配置向市场的真正回归。
《决定》出台的时机选择得非常巧妙。它是在新一轮宏观调控取得初步成效，而许多人担心会不会出现通货紧缩，许多人忧虑投资增速快速回落可能造成不利影响之时出台的。事实上，以往宏观调控屡屡出现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以及“一刀切”的弊病，很大程度上与投资体制有关。这一次《决定》中明确了用核准制取代审批制，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等一系列新规定、新措施，无疑将极大地拓宽不同投资项目的融资渠道，充分调动各类投资者、特别是民间投资者的积极性，从而保证投资增速的持续、稳定，进一步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决定》出台之后，有几件事将考验投资体制改革的进展和结果：
其一，企业在拥有更充分的投资自主权之后，能不能用好这个权？企业能否对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等等做出准确的判断和科学的风险评估？能否对项目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要求做出详尽的可行性分析并拿出具体方案？总之，企业项目决策的能力能否提高，能否把投资自主权用好是投资体制的基础性建设任务之一。
其二，投资体制改革之后，融资体制何时配套改革？企业自主投资必须自主解决资源来源，如果现行融资体制迟迟不能改革，企业无法拓宽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单一，银行又做不到独立审贷，投资中介服务也跟不上，那么，投资体制改革将很难深入下去。
其三，政府投资体制将怎样完善？要知道，政府投资项目不仅对企业投资项目有示范作用、引导作用，而且，政府投资项目通常是大资金、大手笔。显然，完善政府自身的投资体制，规范其投资行为，将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等制度落在实处，对投资体制改革至关重要。
其四，政府官员的观念能否真正转变？任何改革都会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把“审批”换成“核准”，对一些官员来说失去的太多。他们能不能接受角色转变的事实呢？“核准”、“备案”等等的程序，是否会演变成又一套复杂的手续呢？尤其是，政府官员们能不能尽快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经济调控、改善发展环境，维护公共利益，行使公共管理的职能上呢？这一切将影响着改革的成败。（27A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