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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称，我国工业已进入重化工时期，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时期的重要标志。
我国工业的“重化工”特点的确很明确了。以钢铁为例：去年11月，我国的钢产量突破2亿吨，到年底，钢产量累计完成约2．2亿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钢产量超过2亿吨的国家。回想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当时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就是以钢产量为主要指
标的。但那时候，“全民大炼钢铁”也不过弄出几百万吨钢而己。弹指一挥间，曾经不敢想的事成了现实，我国竟然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钢国，美英的钢产量加在一块也比不上咱们的多，真够让人振奋的。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与几十年前片面追求的高指标相比，如今的重化工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了。首先，包括钢铁在内的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中最为有力的支撑部分；其次，钢铁等生产资料工业的增长，为制造业，如汽车、机电、家电，以及建筑业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带动了采矿、采煤、运输等产业的增长；第三，钢铁等资金密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稳定、扩大就业做出的贡献仍不可低估；最后不应忘记的是，如今钢铁的增长不是“领导意志”的结果，而是市场需求拉动的。仅此一点足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何等巨大。
在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增长时期的开始阶段，有些事情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重新明确一下。这其中有两个问题是不得不研究的：其一“重化工”中的某些产业的持续高速发展会不会引发经济过热？其二，“重化工”时期某些产业的持续高速发展会不会给能源、环保造成过大压力？
前一个问题近两年来多有争论，专家学者们见仁见智，说法不一。仍以钢铁为例，有人认为，2亿吨钢中库存积压不少，而各地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民间资本投资钢铁热情不减。搞不好，钢铁就成了泡沫。但也有人认为，去年在生产了2亿多吨钢的同时，还进口了3000万吨钢，这说明市场需求并未得到满足，至少是某些品种缺口较大。因此，不宜轻言“过热”。
至于后一个问题，谈论的人不多，但普遍感到担心。还是拿钢铁来说，我们的能耗比发达国家高不少，污染更比人家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靠牺牲能源、牺牲环境去拼发展，值得不值得？上述两个问题其实早已为人所关注，有识之士们早就提出要抓紧时间完成技术改造，调整产业结构，中央高层决策者更是提出统筹协调发展的方针。然而，有些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市场上钢筋、钢管紧俏时，你让人家投资建冷轧厂，谁听你的？上边讲统筹协调，下边若是只关心地方的财政收入和个人的政绩，又该怎么办呢？
为防止投资过热，强化环保治理，有人主张要加大审批力度，加大主管部门特别是中央主管部门的“事权”。但笔者以为此法不可取，好不容易减少的审批权不能再增加，“一放就热，一热就收”的怪圈必须打破。实践已经证明，靠行政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总是没有好效果。主管部门需要的是另一种“事权”，他们可以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可以推动法律法规的建设，用政策的指导和法律的约束去统筹协调不同产业的发展和不同企业的行为。比如，燃油税一旦出台并有一个合理的标准，那些高耗能的汽车恐怕就没人要了吧？（30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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