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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期的态势更加明显的一年，可以说已经比较稳定地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发展的上升期。”这是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在部分中关村企业家座谈会上对记者表示的。
经济增长为何强劲
这种态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卢中原认为，连续6年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毫无疑问起了很大作用，但更根本的是中国经济内在的自主成长的机制和能力显著增强，这种自主增长的能力是
市场导向的。另外经济内在周期性因素到了新一轮扩张期，1997至199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正好进入了收缩期，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厉害的，对收缩势头造成了严重的打压。今年非典虽然也是一种外部冲击，但是跟整个经济内在的强劲自主增长的势头比，它顶不动，大势不可逆转。
当前经济增长有几个方面的支撑因素，是可持续的。有一些争论认为这次增长，是无通胀的经济过热，主要标志是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过高、消费贡献过低，这是一种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现象。
卢中原认为对这种看法需要分析。第一，这次经济增长是由最终需求拉动的。这个最终需求表现，以城镇居民改善住行条件为标志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因为在温饱阶段的消费升级主要是吃、穿、用，现在初步实现小康，主要标志就是住和行。住房、汽车这种最终消费现在非常强劲，它就拉动了这些产业的高投资。而这种高投资不是中间需求，是老百姓花钱形成的直接需求，这是比较健康的。领头产业是住宅、汽车、电子通信，三大产业增速极高，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也极高，它对连带的一群产业所带动的投资必然很高，因为它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相关的钢材、橡胶、化工、机械加工都在跟进。
第二，投资主体逐渐由政府向市场、向企业转移。尽管连续6年发了6千亿元国债，但是社会投资中民间投资比重不断加大，国有经济控股比重不断萎缩，外商及港澳台的投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1998年国有经济控股比重是57％，2001年下降到53％，同期民间投资比重由32％上升到38％，外商和港澳台投资比重由10．5％下降到8．1％。从这三组数字看，拉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是民间投资，包括集体、个体、股份制和联营（股份制和联营当中把国家控股的剔除出去）。另外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也在明显下降。1998年大约占到14％，今年上半年已经降到5％左右，说明市场导向的民间投资比重在上升，贡献越来越大。
第三，城市化进程加快。2000年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6％，2002年达到39％，近两年上升非常快。这种态势肯定要拉动城市建设、投资需求高速成长，同时也会拉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第四，内在的周期性扩张因素叠加在一起，短期、中期、中长期三个因素叠加在一块都处于扩张期，这是非常难得的。短期就是企业库存增加，大约能持续两年。计划经济时期库存增加是表示积压卖不动，现在企业行为已经非常接近市场经济国家的状况。中期固定资产投资期，大约4到5年，2000年以来这个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可以持续到2005年。中长期就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拉动的周期，大约8－10年。我们分析这一轮产业升级加快最重要的特征是重工业比重明显上升。今年到9月份重工业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64％，比去年全年还高3个百分点。因此这三个扩张期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未来10年内中国的经济都会看好，但中间存在着短期波动。
第五，投资率比较高。阶段性的客观压力是有的，工业化进入中期，特征是资金密集型的投资大幅度增加，第二产业比重和制造业的比重20多年来基本稳定，没有大的变化，二产的比重是50％左右，其中制造业比重是44％左右。
为什么20年都这么稳定？卢中原说，就是我们到了这个阶段，你想人为的提高或者降低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率必然要保持一个相对高的水平。储蓄率和投资率基本是相等的。基本实现工业化之后，第三产业比重明显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才可以使消费率明显上升，投资率慢慢下跌。
认清新一轮结构性矛盾
当然，分析这些因素并不是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所作为，而是要看到背后的经济规律，我们设计的经济政策，要对症下药。现在宏观经济总量矛盾明显缓解，总需求不足基本上不突出，但是新一轮结构性的矛盾比较明显，一些资源型的产品出现紧缺，电力、钢材还有一些基础性原材料产品。同时产能过剩又普遍存在，因此引起了高层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担心，指出应警惕新一轮的重复建设。
卢中原说，他个人认为重复建设是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说法，将来不应该再用这个说法，市场竞争中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优胜劣汰，而且行政部门不可能知道有多少或者退多少就不是重复建设，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行政干预和行政主导的投资造成了过多的项目上马，而项目上马恰恰不是通过控制市场解决的，要控制的是政府的投资行为———投融资体制上的改革政府介入过多、投资介入过多。
当前的结构性矛盾首先要相信市场机制平衡的力量，不能用行政的手段提高门槛、增加程序来控制投资。要在信息发布、政策引导方面做很多的工作，发布行业景气预报，使企业家在投资的时候减少信息失灵造成的决策不准，把精力放在涉及社会公益性的领域，比如质量、安全、卫生检疫等等。标准严格，达标了谁都可以进入，民营不能受歧视，外资不能过于优先，不达标所有的都不得进入。至于投资规模有多大，有没达到经济规模，都不应该是政府决策审批的。
两大老问题：就业和农民增收
卢中原还谈到，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两个老问题，一个是就业压力比较大，另一个是农民增收非常困难，而且仍然没有明显缓解。他说，现在非正规就业特别多，据专家调查，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大体各占一半，指望正规渠道扩大就业容量非常困难，因为重工业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吸纳就业容量本来就相对下降，非正规渠道快速增长，政府在怎样保障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权益方面，应给予更多的关注。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非中小企业来扩大就业渠道。
农民增收问题现在看主要还是靠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通过推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跳出三农来解决。近些年调查，农民增收每10块钱当中有7块钱来源于到城市打工，3块钱来源于国家落实农村政策、退耕还林和减轻负担等。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机制，使城乡劳动者都有平等就业的机会，按照这个方向走，农民增收才能有出路。
如何认识信贷猛增
对于今年以来宏观经济运行突出表现出来的信贷增势很猛，信贷形势突变的新问题，卢中原说，目前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央行判断是货币和信贷投放过快已经达到了危险的境地，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考虑到经济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再加上一个适当的调节空间，现在的货币供应量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值。但卢中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态势，货币政策不要急于加大紧缩力度，应该适当预调、微调，使货币投放、供应和信贷的投放能够适应这种回升的态势，重要的是引导信贷结构的优化，特别是不能笼统的说对某个行业控制信贷，宏观上货币政策紧缩特别容易干扰结构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以后紧缩了总量，首先打击的还是融资难的中小企业。在采取货币的总量调控措施当中，首先还是应该以优化结构为前提。在货币信贷投放高增长背后确实有很多的隐忧。这也是涉及我们金融体制深层的矛盾，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这个必须通过股份制改造使整个金融体系健全起来，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局面，让国有商业银行能够按照市场竞争的需要给大企业投放贷款，给中小企业也投放贷款。
从财政政策角度来讲，卢中原认为，财政刺激扩张力度，应该明显的缩小，重点转到调整结构上，增加新的制度供给，就是在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转型等等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把财政支出更多地往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转移。
卢中原最后说，他们已向国务院建议明年要较多地减少国债发行，减少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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