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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有经济重新布局和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国资委试用“并购重组”取得突破的决心已定。11月19－20日，在国资委主办的论坛上，李荣融主任表示要创造条件推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间的并购重组。针对国资委的踌躇满志，一些专业人士同时也表现出更为审慎的态度，“利用收购兼并在资本市场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还任重道远。”
仍属资产控制安排
中国企业的并购活动自1996年来，以70％的平均速度增长。国资委作为国资管理监督部门，它的首肯将从三个方面促进并购重组行为进入一个高潮期：
政府的直接干预，将促进中国分散的行业分布进行行业内合并；主管部门的支持，将促进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更快进入国资改革进程中；国资委支持手下企业做大做强的决心，将激发大型国企走出国门寻求并购活动，以及更多的考虑在国内收购当地企业来扩大企业的规模。
由此，国有经济重新布局和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都可能出现转折点。此时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专业人士的提醒：并购重组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大范围的进行并购重组，各种基础条件在中国还在形成之中。
普华永道企业购并服务部经理岳峥认为，收购兼并在中国仍属于对资产和资源进行控制的一种安排手段。
尽管中国各界都广泛使用“收购兼并”一词，一些西方并购的实践程序也被引入，但是深层次的逻辑仍然显得非常不同。岳峥把大多数所称的“收购兼并”归入以下四类：
当某地区的地方政府或中央直属部委管辖内的公司出现经营性困难时，主管部门安排另一些经营良好的企业进行收购或重组。有时这种重组会得到税务或其他政策上的优惠，甚至是利息减免或上市指标等财务安排，这种安排可以避免的失业或政府投资项目的冲销，当“国退民进”的政策出台后，私营企业对国营企业进行收购，这需要管理层的支持。由于管理层经常拥有强大的控制力，有人指责充满了利益冲突的可能；各种上市公司与母公司或关联企业的各种投资和关联运作；国有企业在政府的协调下与各种外方投资者进行各种资产交易。
现代并购应该是资本在运动中重新配置，不断流向最有效率的管理者的现象，环环相扣的信托责任和明确的利益归属是进行这些交易的前提。例如董事会必须独立做出对全体股东整体有利的判断。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进行审慎性调查，甚至需要委托第三方以维持公正性。投资银行和律师要发表独立意见支持收购行为经济效益的评估，各种会计准则要在业内进行广泛地争论以使财务数字真正反映企业的公允价值。
岳峥表示，实际上这些基础条件在中国还在形成之中。
失败概率70％
根据毕博管理咨询公司在2002年对近几年发生了并购活动的500多家跨国公司就其在战略目标实现和财务目标实现两个维度进行了调查，结构发现有近半数的企业并没有实现其预期的并购目标。造成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包括缺乏协作经验、公司文化不匹配、结论和反馈速度慢、沟通不畅、双方过分乐观等。
而统计表明，中国并购行为失败的可能性是更高的，有人估计在70％左右，这是根据重组后数年内企业利润的下降和市场价值的减少计算的。
对于国资委心仪的国有大企业与外资企业“强强联手”，目前也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国务院所属的不同部门都颁布了有利于外资并购的法规，但是岳峥认为许多政策出台比较仓促，不一定都具有长远的法律地位。外资还是容易陷入“国有资产流失”和“产业失去控制”之类的争论中，尤其是跨国公司要整合整个产业的时候。
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基金经理许立军的研究，目前外资并购存在的障碍主要有三点：政策操作上的模糊、价值判断的差异和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
就政策操作模糊而言。目前外资并购的监管仍处于多头管理。另外并购上市公司的操作手续也比较复杂。
就价值判断差异言，国内外机构在上市公司价值判断上差异很大，这将影响收购的大规模实施。
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时间存在很大的变数，这将影响跨国并购所需的融资通道，因为大多数跨国并购都是以换股的方式进行的。（2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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