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广东经济的潮起潮落，常常牵动着中国经济的敏感神经，而广东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强大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那么广东现在的制造业如何，它在制度创新、产业变革上面临的难题，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广东的大铲海关，位于深圳和香港交界处的大铲岛，我们乘坐深圳边防的快艇前往大铲海关。在这里，我们目睹了珠江三角洲货物进出口的繁忙景象。这些货轮主要装载的是珠江三角洲各类加工企业的零配件和出口产品。它们经大铲到香港，再由香港运往世界各地。

　　去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广东省的进出口总量仍达到了1760多亿美元。

　　珠江三角洲分东岸和西岸，东岸以东莞为代表的加工制造业，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西岸以顺德为代表，主要特色是依托国内市场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我们的广东经济观察就选择了顺德和东莞这两个地方。

　　大铲海关过关有103年的历史。现在每年经过大铲的小型船舶有15万艘左右，平均一天是400到430左右。估算下来一年通过水陆的运输，可能占到广东省的60%以上。

　　在以后一个月的日子里，我们走过了珠江三角洲繁华的市镇。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许多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忙碌的身影。我们看见了工人们辛勤劳动的背影，和他们面临生存压力时流下的泪水。我们看见满载出口产品的货柜车，我们也看见过被污染的河流和毁损的村庄。我们边看边拍，边拍边想。

　　顺德是中国著名的家电之都，北方人所说的广货北上，主要就是来自顺德的家电产品。我们来到顺德的时候，顺德市正在落下它十年产权改革的最后一幕。

　　这最后一幕的主角，就是赫赫有名的科龙集团有限公司。

　　就在几个月前，顺德市容桂镇镇政府把自己所持有的科龙股份20.64%的股权，转让给了在香港创业版上市的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这样，科龙股份走进了历史上第一个来自民间的“新主人”。

　　随着科龙股权变更的完成，顺德市政府声称，政府作为企业控股股东的历史从此结束。政府将不再直接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和运作。

　　新资本入主科龙，必然带来新的意志。

　　格林柯尔很快地走出了自己的第一步，这就是对科龙管理的重新排兵布阵。

　　盈利是新东家格林柯尔的当务之急，科龙已经连续两年亏损，按照上市公司的新规定，连续三年亏损，将被摘牌。显然，留给科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更何况科龙面对的是一个竞争趋于白热化的家电市场。

　　我们在科龙总部，见到了顾雏军。据了解他来到科龙正式上班才三天。

　　很显然，他对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摄像机镜头，感到有些意外。

　　把顾雏军比喻成2001年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一匹黑马，大概很少有人会有异议。他携5.6亿元的私人资本，接手了容桂镇政府20.64%的科龙股权，从而取代政府，成为科龙的第一大股东。

　　但事态的发展却是他始料未及的。很多媒体对他的资金来历，甚至对他的学品和人品提出了质疑。更让他挠头的是，由于科龙原大股东容桂镇政府的一系列关联交易，导致科龙欠下银行巨额债务。目前科龙部分股权已被查封。

　　由于今天的会议，涉及到企业的商业机密，记者被请出了会场。

　　政府退出企业了结过去，愿望是好的，但是了结过去，谈何容易。

　　就在科龙的资本故事演绎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与科龙同处一城的另一家知名企业广东万家乐集团公司，也在陷入了一场产权变革的纠葛之中。

　　万家乐原来是顺德市一家市属国有企业。2001年6月，民营的广州汇顺投资有限公司，取代了原国有大股东，成为第一大股东。但汇顺在坐上大股东之位半年之后发现，万家乐股份公司，在1999年前后，曾替原国有大股东新力集团，贷款担保9亿多元。这笔债务尚有4亿多元没有归还。据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万家乐部分资产和商标，并已两次在深圳市拍卖，皆告流拍。

　　就在万家乐陷于债权债务纠纷的时候，和万家乐同处一城的万和集团对外声称要收购这位昔日的“老大哥”，万家乐斥之为“炒作”。

　　万和是一个家族企业，早期是靠给万家乐做配套起家的，现在成为万家乐在热水器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和大多数家族企业一样，勤劳和节俭是万和成长的秘密。

　　尽管万家乐和万和之间的口水战暂时看不见结果，尽管政府、企业和银行之间要达成共识，了结过去的债权、债务还有一段路要走，但随着万家乐的转制，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在今天的会议上，万家乐将宣布实行事业部制，改变过去带有行政色彩的垂直领导模式。

　　万家乐股份公司新的董事长黄梅麟出现在会议上。近一段时间，围绕着万家乐股权纠纷，黄梅麟成了媒体追踪的焦点。

　　作为万家乐的大股东，黄梅麟对万家乐热水器目前的亏损状态，其焦急之情溢于言表，他讲话的调子也有别于总经理。

　　会议结束后，我们跟随黄梅麟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您对万家乐的前景怎么看？”我们问他。他说，“万家乐的前景从大股东的角度来讲，进入万家乐以后到今天都一直在想挽救它，我对万家乐的前景应该说喜忧参半。所谓喜，就是万家乐它整体的几个产业是不错的。我现在日子过不下去了，不是我这点钱我亏掉了，是你政府我给你政府的两个大集团担保了，你不还钱，我被查封，是你政府到今天为止，你还欠我四个亿差不多，不能你退出竞争行业、你进行产权改革你政府不能够把包袱留给企业。这个代价不应该由企业、不应该由股东、由投资者来承担，你政府既然来搞改革，你有责任你政府也必须承担这个改革的代价。”

　　王小丫：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广东尤其是像顺德这种地方，它的经济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刚才看了前面这个片子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的企业好像出了点什么问题。老谢你是作为这个片子的编导，是亲临实地，你是不是有这样感觉？

　　谢艾林：我刚去的时候，的确也跟你这种感觉是一样的，顺德市总共三家上市公司，还有一个美的，就有两家陷入这样的一种矛盾里面，让我感觉顺德企业出什么问题了。但我在那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顺德整个经济活力和经济总量仍然非常强，然后顺德的官员告诉我，顺德改制十年，顺德经济不光没有下滑，而且它正好是迅猛发展的十年，我当时就这样，慢慢来开始深究它，顺德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小丫：陈老师，您对广东经济，特别是对顺德地方经济有很多的研究，而且去过很多次，那我和老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您解释一下？

　　陈淮：应该说我们改革开放发展最前沿的广东经济，特别你讲到顺德这个地方，企业是我们比较有活力企业群体之一，大家觉得有问题，其实也不一定是问题，而是对变化这种不适应。我们以家电业为例，知道家电这个词才20年，而在这20年中，我们迅速从短缺走到一个相对过剩这样一个状态，当然企业产品定位以及竞争手段都需要变化，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这个改革是因为最初在短缺的市场状态下，在发展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足以支撑这个要素聚合到一块，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利益结构不能够支撑现在进一步的企业发展了，就需要调整利益关系。

　　谢：我的确感觉，虽然我们说顺德经济还在往前发展，顺德经济总量也很大，但的确是在大企业里面和政府和银行之间，它有纠葛不清的这种矛盾关系，就像刚才我们在片子里看到的黄梅麟，他就很生气，他说你政府搞产权改革，你应该马上把钱还我，你为什么把这个钱转嫁到我这个企业大股东头上，这不合理。

　　陈：其实说政府逃债这个话，我想大概是安错了对象。因为我们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及在改革开放初中期的时候，还延续了旧体制一些痕迹，那么政府差不多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这种风险付最后总责这么一个关系，所以那个时候银行为什么敢贷给这种不管是国有还是集体公有制企业，他说反正你政府不会倒台的，你政府最后总会负责，不管什么办法，你总要负总责任。

　　谢：企业对它来说他欠我的钱，你今天不给我，我没法活下去，或者说我资金短缺，我肯定准备要钱，因为它每天需要资金来运作，

　　陈：其实刚才你们两位提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做深层次一点的观察的话，经营性资产一共是多少，不会因为产权制度的改革，它在实物形态上增加和减少，我想大家会尝试很容易理解这个，只不过是原来计在王小丫头上，现在需要记在老谢头上。或者原来以债权形式存在的产权现在需要调整成股权形式，这个调整过程有理不顺的地方，因为调整过程，就可能有人受损失。

　　谢：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过去总是要了结的，尽管很痛苦，很多矛盾，那么最终了结就是产权清晰了，政府干政府的事，企业干企业的事，然后企业也能够甩开包袱往前走，政府也能够真正地以市场经济规则来行事。

　　陈：我们现在的改革不管是国有企业的这种改革，国有经济体系有进有退战略性调整，还是民营企业的发展，还是集体企业的产权清晰，实际上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共同的焦点，这个焦点就是产权的市场化，产权制度的彻底变革。实际上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人们熟悉的很多事，比如国企三年脱困主要政策之一，就是债转股，债转股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债权转成股权。其它的，比如我们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战略性调整，就涉及到国有资产的买和卖，我们前一段时间很多重要基础产业大企业到海外上市，实际上我们到海外把人家投资者钱拿回来，我们得给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叫产权。

　　谢：只有达到陈老师说的目标以后，中国经济才真正能够参与国际经济正常的循环，否则你永远是一个封闭的，你产权不能交易，你在一个围墙里，这和我们加入WTO的原则是相合的，所以顺德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广东它真正改革走如深层一个表现。

　　陈：我想实际上是全国改革它始终是一个前沿的地方。

　　顺德市人民政府大楼，位于顺德市大良镇新区。走进这幢气度不凡的大楼，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感觉到顺德经济的实力，市委书记冯润胜的办公室就在这幢大楼的第三层。从90年代初开始，他就致力于推动顺德市企业改制的工作。

　　冯润胜说，政府职能的转变的内容很多，当然是实实在在。我自己感受：用笔记本用小了，以前用的本子越用越大，大本子一年用很多本。逐步逐步转变后，用本就小了。以前大本子上写什么时候卖产品、开车间主任会、开厂长会，都是很清楚。现在用这种小本子把工作主题、题目、提纲记好就行了。我们实践体会很深，就是解放了企业、解放了政府，实在是解放了生产力。

　　随着企业改制的展开，政府工作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这个一年一度的两个文明建设总结会，没有和往常一样组织代表们去参观企业，而是让代表们去参观市容，考察市政建设。

　　冯润胜说，在上市公司当中，政府从“美的”完全退出比较早，所以它整个机制焕发出来的生命力无穷的。“美的”95、96年去北窖的时候，才十几个亿，短短四、五年的时间现在有一百多亿。所以我又重申一个观点，这样处理不是为了逃债退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公众公司先发展起来，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历史的问题。

　　尽管顺德市十年前就迈开了政府退出和企业转制的步伐，但是转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政府大楼的六层，有一个特别的机构，顺德市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当地人称为公资办。成立之初，它的主要职责是管理顺德市庞大的集体资产，但现在它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处理顺德市企业、政府和银行之间债权、债务纠纷之中。这也成了公资办主任麦建光最为头疼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麦建光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法院、银行和企业。

　　顺糖集团是顺德市第一家转制的国有企业，虽然转制已过去八年，但仍然有一些历史债务没有解决。今天麦建光和同事又一次来到糖厂。

　　债务产生的原因是，原顺德市华宝陶瓷厂欠顺德糖厂下属发电厂电费，由于华宝陶瓷厂是市属国有企业，现已倒闭，所欠的债务也就挪到了顺德市政府头上。

　　责任也好，义务也罢，这样的谈判还会继续下去。在我们离开顺糖集团的时候，这里刚刚落过一场小雨。这片有些破旧的老厂区，经过洗礼后的青草绿树，显得格外精神。

　　顺德市政府把产权改革比喻成自己剥夺自己的权力，这是指政府退出某些竞争性领域，其实从产权改革的角度来讲，内容远不止此，它还包括政府在什么样的企业拥有股权，以什么样的方式拥有股权，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从1993年起，顺德市政府就开始了从国营集体资产中退出。这并不是因为顺德市政府有先知先觉，要了解这点，得从顺德经济的起源说起。

　　在顺德市杏坛镇，康宝厨柜厂陈列室，我们见到了一份特殊的陈列品。这是一份1987年签下的协议书。协议的内容是康宝橱柜厂的前身，杏坛铁工厂向原顺德县商业公司贷款30万元开发新产品。商业贸易公司也因此成为橱柜厂的第一大股东。这份协议书向我们透露了顺德经济起源的秘密。顺德市许多乡镇企业就是在这种政府扶持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20年前，洗脚上田的顺德农民，用锤子敲打出来第一批家电产品，现在这里成了中国的家电之都，汇集了科龙、格兰仕、美的、万家乐等国内一批知名家电品牌，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

　　在顺德，我们正好赶上四川长虹在广东落户，倪润峰出现在庆典仪式上。他评价，珠江三角洲的位置环境显耀。“交通十分方便，对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市场进出太方便了”，有运输便利、配套便利，企业来的多就互为配套。

　　其实相对国内外其它知名家电品牌，倪润峰应该算是后来者。就在距广东长虹不足50米的地方，TCL空调早已安营扎寨。此外，顺德松下精工、顺德海尔也已捷足先登。科龙、万家乐等家电企业的改制，正是在这种近乎白热化竞争的气氛下进行的。

　　科龙改制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是，科龙在最近三年里连续换了三任董事长。1998年科龙创始人董事长潘宁，把处于巅峰状态的科龙，交给了王国端。但此时的科龙，体制上的弊端其实已积存了很久，王国端因此在科龙进行了体制的调整。大胆地换下了一批元老，引进了一批职业经理人。但王国端的改革遇到了阻力。

　　2000年6月，政府一纸任免书，王国端“下课”了。

　　今天，王国端脱离总裁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后，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对企业整体发展的决策中及公司的长远规划上。

　　一年零四个月后，科龙股权转让给的格林柯尔，公有企业的主人变为民营企业的员工，科龙人到底如何看待这种身份的变化。

　　员工有了危机感，“担心面临着下岗”。比较明显的就是新老板一来采取一些措施，进行降低成本、严格管理、控制费用，觉得这还是比较有效的。今明年是科龙最关键的两年，如果科龙能上的话，就能够维持科龙现在的位置，甚至比现在更好。需要高层有一个很正确的策略，也希望我们下层齐心协力共同发展。

　　2002年元月31号，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携新的管理层和媒体见面。

　　有记者问：请问顾总，科龙是一家很好的公司但是很遗憾的是，它已经在市场上连续两年亏损了，如果接着连续三年亏损，那么等待科龙的命运是什么？可能顾总心里也很清楚，那么有什么打算？

　　顾雏军答：您说了一个真话，尽管真话听起来非常残酷，但是我非常感谢你。我一直每天在向我们的员工在说、向我们的管理层在说，我们没有理由今年不盈利。我们必须为盈利创造一个上上下下的团结一致的局面。我上任从1月7号开始一直告诫科龙所有的人，科龙人必须在这一年中做出一个杰出的贡献，我们必须盈利，我们没有盈利那我们就肯定只能是被摘牌，这个实际上也是科龙现在的动力。

　　虽然顾雏军和他的科龙，现在还前途未卜，但是，他再也不会像他的前几任一样，被一纸任免书决定去留。

　　卢瑞华省长强调，顺德的一些企业做得很大，最近也有一些出了一点问题，要调整，要重组。碰到新的问题都是正常的，如果没有碰到新的问题，那我们社会不会进步的。

　　就在科龙、万家乐改制风波还没有平息的时候，从广东三水市又爆出新闻，中国碳酸饮料的第一品牌——广东健力宝集团，被民营的凯迪集团以3.4亿元的资金，从三水市政府手中，购得健力宝70%的股权，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出现在健力宝股权转让签字仪式上的新东家，竟然是一张27岁的年轻面孔。

　　几天后，我们在广州机场见到了张海。舆论对张海的普遍质疑是3.4亿元的收购资金能否真正到位。凯迪集团想经营健力宝品牌，还是想将它暂时倒手转卖。

　　在广州健力宝大厦，张海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张海说，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很标准的股份制结构的投资公司，我个人是一个操盘者，同时我本人也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大的股东。

　　就在张海接受采访的时候，体操王子、健力宝形象代表李宁出现在门外。从表情上看，他显得有些焦急。“很抱歉，因为李经伟正好身体不适，所以我一下子没有准备采访，这一次转让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他告诉记者，对健力宝需要大家正面理解和了解它，因为在中国企业转制过程当中，总会有很多的不良因素。但是有时候很多人是不真正了解健力宝，总是有一些误解误猜。“李宁一直是健力宝的形象代言人”我们说。这个还谈不上，但是时代不一样，市场变化不一样，所需要的形象和它的企业的内涵也会在改变。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在某个程度来讲，也是属于淘汰的。

　　在佛山，我们找到了代表政府与张海签约的三水市市长，他担任三水市长还不到一年时间。

　　李市长告诉我们：“我是不太愿意去处理健力宝的，可以讲我们推迟做的话，假设今年不做推迟做的话，我相信会对这个企业造成的伤害会更大会更加不利于这个企业的发展。所以在这种角度下，我是冒，不单是我自己，是冒了蛮大的一个风险来处理健力宝。”

　　此时，健力宝集团董事长、创始人李经纬因病住院，无法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此前，他曾对媒体说过，健力宝改制，是因为出现了三个“老化”：班子老化、观念老化和机制老化。

　　王小丫：陈老师，我刚才看到了郭苏军他花了5.6个亿把科龙买了，张海他很年轻，才27岁，花了3个多亿把健力宝给买了。而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民营资本可以说浮出水面，媒体也对这一点非常关注，都在提这样的问题，这钱从哪来，这个人人品怎么样，本事如何？

　　陈淮：我们不是检察院查案，也不是道德学家来拷问一个人的灵魂、操守这样的问题。如果说他这个来源上明和不明，我想是一个法律层面，或者税务局去查他，哪怕你来得很明，你上所得税了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特别在这样的家电行业的竞争性领域或者饮料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怎么有进有退呢？国有经济要退，就得有别的资本进来取代，这个取代的力量的诞生和发展和壮大，实际上是我们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取代，我就退不出来，对不对，我想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在未来十五计划中，国有经济的规模还会扩大，但是他所占比重会缩小，而且还要发挥主导作用。比重缩小的一个经济成分又要发挥主导作用，就要收缩战线，收缩过程中，这个产权让给谁呢？就需要有不断壮大发展的民营或者私人资本，我们指得私人资本是广义的，包括外资，我们都管它叫私人资本。我在顺德或者在三水的感受我是特别强的，因为它竞争强了以后，这种民营资本它经营能够贴身，就是我的，它才能够真正参与市场竞争，才能够把竞争能量发挥出来，那么我就无所谓了，我就尽量从公家把很多东西掏现到我个人来，这就是顺德很多公有企业出现的问题。

　　注意，在改革过程中，还有很多创新的办法，比如融资持股，以及其它的一些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承认原来的技术要素或者管理要素是一种人力资本，注意这个人力资本不是企业给高管人员发高工资，而承认他有分红权利，前一阵子新浪网关于王志东事件炒得很热，其中就有一个，他没出一分钱，但他是股东，而且大股东。

　　就说如果你这样改制，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可能比如说有一种病，这种病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做一个手术。大家公认治这种病动这个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手术给每个人动了以后，每个人就能够从此就能够非常恢复健康，有的因为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动了手术他也活不成，这可能性也是存在，再高明的外科大夫也不能说他刀下每一个人都会妙手回春，我想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谢：我想起在顺德一个厂长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过去，没改制以前，我是一个人管这个厂，大家都归我管，但是改制以后，很多人持股，员工吃股，改革以后，不光他管，他说有100个人在管这个企业，因为每个人在跟自己利益有关系，我觉得可以套用原来电视连续剧里的一句话，叫改制不是万能的，但是不改制也是万万不能的，对某些企业来说。

　　我想作为我们当前改革面临问题来说，应该说虽然不是十分严密，我觉得是对的。

　　在顺德的科龙、美的、万家乐这三家上市公司中，美的是最早实行改制的企业。

　　美的位于顺德市北窖镇，过去同样是政府控股的集体企业。1997年，美的经营遇到了严重困难，北窖镇政府决定对美的实行改制。容桂镇镇委书记邓伟根为“美的”的处理设计了一个方案：成立一个控股公司，把多余的一些东西放控股里头，让它度过难关后，通过它的发展反过来把剥离出来的那些东西逐步逐步加以消化。这种模式证实了这一条路当时选择对了，如果当时不这样处理的话，美的肯定会死掉。

　　现在美的不仅没有死掉，反而发展成一家大型企业集团。2001年，美的的销售额从1997年的7亿多元人民币，上升到100多亿元。出口额达到2亿多美元，比上一年增长60%多。

　　80年代中后期，北窖出现了三个著名的电风扇生产厂家：裕华、蚬华和美的。当时全球生产的电风扇中，每四台就有一台出自这里。

　　在这些电风扇企业中，裕华曾是中国第一个年销售额超过亿元的乡镇企业，但眼前的裕华却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蚬华曾经是北窖的第二大电风扇厂，现在主要靠出口维持生产。走进蚬华，我们看见这里的产品还是电风扇。

　　黎伟文副厂长介绍，出口不到20块美金但是到美国以后就能卖到50块美金的一台风扇，他们大体上只赚一块美金左右。

　　美的集团公司副总裁张河川说，“在这十年中间，看看珠江三角这些企业的兴衰，的确有研究。91、92年北窖镇最好的企业就是裕华、蚬华和美的，现在裕华没有的，蚬华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却成长起来了。”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过他的思考，为什么中国的企业的寿命会如此之短，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的企业如何在解决好生存的问题上，去解决一个发展的问题。

　　在顺德，格兰仕是转制成功的另外一个版本。但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

　　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梁昭贤说，刚开始，政府希望要控股，要占大部分的股份。到第二次调整时，希望经营者要持有大股。持大股一段时间又感觉到好像政府所持的股份又少了，要求我们把一部分股份退回给政府。在这个时期也有一次两次这样的反复，但是最终政府都百分之百退出。政府控股51%、55%的大股，随着我们的改革的路子越走越清晰，越走越看到改革的前途是光明的，就下决心全面地一次转。现在，格兰仕生产的微波炉，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和科龙、美的不同的是，格兰仕自觉地选择了做全世界微波炉加工生产基地。副总裁俞尧昌打比方说，“我们就是相当于一个美食城，有过桥米线、拉面、川菜、鲁菜的等等，来者不拒，你可以带菜过来，也可以不带菜过来，可以带灶具过来，也可以不带灶具过来，这种概念是一个全部开放的。”

　　我们看见，格兰仕的“加工美食城”，在日夜不停地运转着。格兰仕有19条微波炉生产线，这些生产线有美国的、英国的、日本的和法国的。这就是说，格兰仕的大部分的生产能力，是在为不同国家的不同品牌做加工。19条生产线，每天生产微波炉31500台，其中出口18000台。

　　支撑着这19条生产线的是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廉价劳动力。每天晚上零点，是工人们夜宵的时间。宵夜也是他们难得的放松时间。从1995年起，格兰仕的员工，从800人，猛增到15000人。产权改革最终是达成产权清晰和产权的多样化目标，尽管在顺德的一些大企业，主要表现为民营资本进入集体企业，但产权改革并不仅仅意味着仅仅是民营资本的介入，它其实是指资本结构的清晰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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