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重庆市永川县临江镇桂林村——一个距重庆市百多里的普通村庄采访时，一再听到该地酒厂倒闭的事：据说全镇87家酒厂，已倒闭成了十三四家；桂林村的也由5家垮成了1家。按理说，在桂林村这种种地明摆着不赚钱的地方，发展工农副业是最好的选择，而桂林村为何恰恰劳力基本外出打工，本地工农副业相对凋敝？记者饶有兴趣地对酒厂倒闭的问题进行了采访。

　　一

　　临江镇素有酿酒的传统，但是高粱酒厂在临江镇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是1994、1995年的事。说是“厂”，其实不过是家庭作坊，十来万的投资，一家人上阵，再雇两三个帮手，技术也不难，再加上农村合作基金会提供了起步资金：全镇80多家酒厂从基金会借款300多万元(但它的利息贵得惊人——月息从1.8分至2.5分不等)。而酿酒带来“生物链”式的效应：酒糟可以做鸡饲料、鸭饲料，鸡鸭就多了；也可以喂猪，猪就多了；猪多鸡多鸭多，肥料就多了，田也肥了。当然，更不用说它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和对本地劳动力的吸纳。

　　桂林村支书赵学金也是1994年冒出来的“春笋”之一。他从基金会先后借了7万元(年息达两万)，怀着致富梦想，以日出800斤高粱酒的速度卖劲干起来。但是支书很快感到酒厂不好办。首先是税费多。一年的销售额不过30多万，要交的税费却可以拉一张长长的清单：除了国税地税外，还要交各种各样的费，比如企业管理费1300元／年；工商管理费1200元／年；营业执照换照费50元／年；卫生防疫费、技术监督费，等等；还有什么个私协会费680元／年，入会亦是“自愿加强迫”，支书说他办了几年酒厂，也当了几年支书，但还不知道会长是谁。

　　到此才知，一斤高粱产半斤酒，中间2毛的毛利，一毛付税费，另一毛刚够工人工资和水电，剩下的不过糟子钱。糟子旺季时能卖50—60元，天热时更不值钱。倘若算上利息，两毛之外还得倒扣。而且还要担风险：比如酒要出够点子，100斤酒要出到50斤，出不够就亏。

　　而且行情变动很快。一段时间，高粱价格一跌再跌，书记一月之内即亏一万多元。

　　雪上加霜的时刻终于到来，1999年合作基金会被勒令整顿，信贷权被一刀切地回收，支书被要求立即归还贷款。支书一下傻眼：哪来钱还？支书被拘了10天，后来向朋友借了几万元，还了款，给放了出来。与此同时，镇里20多家酒厂因为还不起贷款，主人避走他乡。包括支书厂在内的70多家企业倒闭了。

　　支书现在在河塘上赶他的鸭子进棚。背着开办酒厂所欠下的债务，支书直到现在还没有振兴起来，虽然他一直在寻找致富门路。今年，他开始养鸭。但是鸭子的成活率低于七成是赚不到钱的，而由于缺乏技术指导，支书今年养的5000只鸭子只成活了六成多。

　　二

　　70多家酒厂都倒闭了，但仍有十多家存活了下来。它们是怎样活下来的呢？

　　×××的酒厂就是桂林村仅存的硕果之一。这一家是“酿酒世家”：65岁的老父亲及母亲、弟弟在外地做；自己和妻子在家做，又用糟子喂了几十头猪。

　　×××的酒厂能活下来，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向基金会借钱。

　　×××的钱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此地这种以亲戚朋友的信任为基础的民间信贷网络很发达)，他们不需利或只收存款利息，这不但使×××省去了一笔高昂的利息费，也使厂子避免了基金会整顿时的突然抽资。

　　×××的酒厂能活下来的另一原因是：“偷点、漏点、做点，即便是街上摆摊的，也没有不漏税的，不然做不下去。”太多的费挤占了利润空间，要存活，就在偷漏上做文章，结果偷漏了该交的税。比如×××的酒厂与支书的规模差不多，支书要交360元／月的定额税和3万元／年的国税，但是，×××只分别交240元／月和1.3万—1.4万元／年。×××透露，此中关键在于少报产量，方法则很多，比如，不开增值税发票，这样就可以少交增值税；比如，降度开票，将52度开成50度等等。(《经济日报》马秀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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