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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农历正月，朔州假酒之祸夺去了晋北山区几十位农民兄弟的性命。尽管最终制假者被处以极刑，可是膨胀的欲望依然让许多人不惜铤而走险，步朔州造假者的后尘，几乎每一种在广告上露面的名酒都会成为被假冒的对象。对于来势汹汹的假货，一些企业选择了沉默，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冒着风险走上了艰难的“打假”之路。
北京牛栏山酒厂就是一家选择了“打假”的企业。6年的“打假”之路，他们的足迹遍
及21个省市地区打掉了二十多个造假窝点，有10名造假者被绳之以法。此时回头望去，当年和华灯牌“北京醇”一起频频亮相的酒有的已在灯火阑珊处，而“北京醇”依然活跃在市场上，还远销到俄罗斯、韩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每年投入上百万元用于“打假”，厂“打假办”的成员有检察官，也有工商管理人员。政企联手，才保住了“华灯”不倒。
几天前，记者去牛栏山酒厂“打假办”采访时惊奇地发现，当地的工商、技术监督、公安(过去是检察院)等都有专人常驻厂里，并且是“打假办”的成员。牛栏山酒厂的打假之路就是和这些部门联手走过的。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参与，牛栏山酒厂虽然历尽艰辛，还是成为“打假”的胜利者。牛栏山酒厂前身是明末清初的“老烧锅”，现在是北京市年产白酒5万吨以上的少数几家酒厂之一。1992年，他们推出了经过多年酝酿的华灯牌“北京醇”，到1994年，北京醇已经享誉千家万户，成为京城名酒。与此同时，造假者也盯上了它，市场上的假酒、仿冒商标开始露头。在河北一些以造假酒出名的地区，北京醇成为竞相假冒的对象，甚至形成了跨越南方、北方的由假冒包装到制造假酒、销售假酒的一条龙生产线。牛栏山酒厂自知势单力薄，难以和猖狂的造假者抗衡，就请求当地政府的支持。顺义区工商局、检察院、技术监督局派出专人协助酒厂打假。厂打假办主任李怀对此深有感慨：“像半夜在高速公路边蹲守，截获运假酒的车辆，包抄制假窝点，这些行动如果没有工商、检察院等执法部门的配合，我们根本无能为力。即便这样，我们还被造假者打过，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过呢。打假难，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单靠企业自己的力量来打假，就更难了。”尽管“打假”之路充满艰辛，但是他们还是不后悔当初的义无返顾。6年中，牛栏山酒厂向造假者讨回了数百万元的损失费，一个三次被查获的造假者终于吃不住劲了，说：“北京醇查得太严，动不动就被他们扣罚，这样的生意以后不敢做了。”现在，假“北京醇”在市场上已经很难见到了。
制假的敢打打假的，售假的围攻打假的，假酒带来的暴利、执法手段和处罚力度不足，让“李鬼们”肆无忌惮，让打假者成了历险者。
在“打假办”工作了几年的顺义区检察院检察官王庆树办过不少案子，可是回忆起帮牛栏山酒厂“打假”的经历，仍然有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据他们了解，离北京100多公里的河北某地农村就以造假酒而“著称”，几乎家家都是“酒厂”，一对小夫妻一天能灌上千瓶假酒，“打假办”决定深入虎穴，化装成买假酒的去探个虚实。“打假办”主任李怀首先出马，到打听好的一个“李鬼”家里去谈生意。“李鬼”警惕性很高，见来了个生客，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盘查李怀，连他的身份证都看得仔仔细细。幸亏李怀的身份证上是门头沟人，而不是顺义人，才没有暴露。可是，“李鬼”仍然不放心，坚持要把李怀留在家里，一为继续察言观色，二为万一有人埋伏，这样可以打乱他们的计划。李怀一直被扣到傍晚7时。这可急坏了在村外等待的王庆树等几人，一同前往的顺义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正准备派人去请当地公安机关协助救人，就在这时忽然看见李怀在沉沉暮色中走过来，大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在河南某地“打假”时，他们和当地工商部门一起去有名的“假酒一条街”查访，街头“老大”看到查假酒的来了，立即跳了出来，阻挠执法。他挥舞着棍子，气势汹汹地向“打假办”的几个人扑过去，毫无防备的打假者竟被打得手臂骨折。另一次危险的经历是几名打假者被数十名抄着家伙的售假者团团围住，直到公安人员赶到，才被解救出来。这几年来，“打假办”人人都经历过这样的险情，在外地，还发生过打假者被杀的恶性案件。为什么“李鬼们”对于打假者如此穷凶极恶，原因很简单：打假者是造假者的天敌，他们的存在断了造假者大发横财的美梦。假酒的成本非常低，多数是用劣质白酒甚至酒精兑成，而利润却高得惊人，一些因为造假而暴发的人家竟成了全村竞相效仿的“榜样”。与之相比，对打假者的惩罚显然力度不足。比如《行政处罚法》仅仅规定了对查获的假冒商品实行先行登记保存措施，但对封存、扣留等行之有效的行政强制措施均未规定。如果当事人对执法机关已登记保存的财产进行转移、隐匿、调换、销毁，证据就会消失，案件难以查处，无法给违法分子予以根本性打击。“打假办”几年来端掉的制假窝点不少，可是最终因此被立案的仅有10人，一些被查出的造假者过后又重操旧业。在罚款力度上，尽管牛栏山酒厂要回了几百万损失费，可是这与造假者获得的利润相比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罚款幅度为1万元以上、10万元或20万元以下，牛栏山酒厂一次索回损失最多也不过17万元，而制假售假者一次所得就抵得上这个数字。
极为秘密的“打假”行动竟被人透露出去，造假者对打假者的行踪了如指掌，这些是“打假办”遇到的最大障碍。
因为事关企业的生存和个人的安危，每一次打假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打假办”摸到一个地方制假的底细后，一般只和当地执法部门联系，在他们的配合下迅速行动，可是仍然难免有走风露气的时候。一次，“打假办”来到河北某地，和当地政府部门打过招呼后，就立即去查抄一个制造假商标的窝点，这中间只隔了个午饭时间。下午，“打假办”的人员来到制假点，这里已是人去屋空，只剩下一条看家的黄狗。地面上还残留着假商标的余烬，印刷机器也还热着，。他们前思后想，怎么也想不出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又是谁走漏了消息。另一次不成功的“打假”中也暴露出同样的问题。一个被“打假办”盯了很长时间的小酒厂在接受检查时所有的造假设备、原料都神秘地消失了。热情接待他们的是当地工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人居然是这家酒厂的顾问。“打假办”的同志介绍，造假这个行当如今分工越来越细，而且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假酒的包装多出在江苏，那里的造假者甚至说得出每一种酒的防伪商标现在是第几代。河北等地的造假者生产假酒，东北等地的常常负责销售。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制假售假者活动更加隐秘，商标标识与包装、产品常常分开存放，根据购买者的要求，临时装贴上去。许多案件就是因为只查到没有商标标识的假酒而无法立案。售假者在柜台上也把真货与假冒商品掺杂摆放，或者只摆真货，假冒商品则在私下交易、场外提货，所以增加了打假的难度。他们打假的专用车被一些造假者记住了，以致于他们人还未到，早有人把消息通报过去，等他们到达，只能是扑个空。个别执法机关以罚代刑，也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本来应该被立案的造假者交点钱就了事。虽然“北京醇”没有沦为造假者的牺牲品，可是“打假”的历程仍然让人感到些许无奈：“本来打假的应该是理直气壮的，可是有时却恰恰相反。”不仅如此，即使是像牛栏山酒厂这样在打假中勇气可嘉的企业，对于自己的“打假”战绩也是讳莫如深，生怕一说打假，就会在消费者心中留下假酒泛滥的印象，就会失去原有的市场。既然假冒商品是客观存在，“打假”当然是一种给消费者找回安全感的正义行动。企业不敢涉足“打假”、不敢大张旗鼓地“打假”，打了假也不敢说，固然有自己的苦衷，可是这样会不会在无形中助长制假者的气焰呢？(晨报记者赵孟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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