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说过，工作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而休闲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有学者认为，21世纪，休闲产业将取代信息产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因此，杭州申办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就不仅仅是“玩玩的事儿”了

　　上海“申博”，杭州“申闲”

　　北京申奥，上海申博(2010年世界博览会)，杭州在“申闲”———申办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

　　尽管“申闲”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怪，但一切都“像真的一样”：世界休闲组织的考察团最近将专程到杭考察申办情况；同时，一家叫宋城集团的大企业正在杭州近郊大兴土木，计划投入20亿元，建设一个“世界休闲博览园”；此前，杭州的政府部门正在组织探讨把杭州建成“休闲之都”的可行性，还让一大批中国人、外国人聚在一起，办起了“休闲国际论坛”。

　　休闲，不过是玩玩的事儿，这么当真，值得吗？

　　听闻此言，热心于“休闲事业”者反驳：亚里士多德说过，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当代的一位西方学者说：是休闲而不是劳动使得工业资本主义走向成熟；未来学者格雷厄姆·T·T·莫利托认为，休闲是新千年全球经济发展五大推动力中的第一引擎。

　　问题只在于我们对于休闲的认识，太过狭隘了。

　　从“拉练”到休闲

　　新年一过，不少人开始筹划春节长假的出行计划。有一种现象在悄悄滋长：有些人的选择开始从一般的旅游偏向于旅游中的“休闲”———想从“半军事化、拉练式的、追求看最多景点的观光旅游”转向“以放松心情为主的旅游过程”。

　　国家旅游局一位官员这样描述过一些老外的不同休闲偏好：德国人最看重海滨度假，到海边，什么事也不干，找一本闲书，游泳池边一躺，看着海，一待就是五六天；法国人看重文化旅游，在北京、西安、敦煌，那些拿着一本书，很认真地看几页，然后再进去看景点的外国人，十有八九是法国人；美国人喜欢冒险，认为强刺激可以舒缓工作带来的压力；日本人的休闲方式是急匆匆的，照完相就走。不过，现在这样的方式更多体现在中国人身上。

　　一些中国人也开始厌烦疲于奔命、到此一游的休闲方式了。这或许正是多种多样个性化的休闲之风越来越盛的佐证？

　　社会进步的引擎

　　从1995年起，双休日制度的实行，使得国内每年的法定节假日达到114天，接近全年的1／3。国家旅游局的一位司长魏小安说，114天的假日，相当于城市生活的1／3。这意味着，休闲形成了人们1／3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决定了1／3的社会资源分配，也应该形成1／3的产业倾斜。

　　也许正因如此，休闲的“经济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近年来一直倡导研究“休闲学”的于光远先生说：争取有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休闲产业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已经高到“以前想象不到的地步”。

　　有数据显示：休闲时间的增加与社会的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说，人们工作时间的减少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与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直接而紧密的正相关关系。蒸汽机的发明，使人们的闲暇时间提高到23%；电动机器的普及，使人们的闲暇时间提高到41%。20世纪90年代，有些国家周工作时间已不到40小时，一些欧洲国家仅为30个小时。美国在最近100年间，生活必需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下降了60个百分点；而休闲娱乐业是消费中增长最快的，其比重已占到社会总消费的67%。宋城集团董事长黄巧灵援引国外学者的话说，美国之所以创造出历史上最长的持续高增长，原因之一就是鼓励员工休假。人们印象中很劳碌的日本人，1990年的工作时间比1955年减少了400个小时，差不多下降了1／6以上。而这段时间正是日本经济起飞的高增长期。

　　补上经济发展的“短腿”

　　休闲，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工作岗位的创造者。有一项数据认为，今天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一半与休闲娱乐产业有关。

　　国内专家任兴洲也认为，休闲消费带动了旅游、交通、娱乐、餐饮、健身、零售、文化、咨询、金融保险和社区服务等众多行业，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我国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助推器。

　　还有人从经济结构调整和缩小城乡差别的角度阐述休闲业的前景：休闲产业的发展正好补上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条“短腿”———服务业；而休闲产业，能把城市需求和农村供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对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未来的时间将被技术进步拉得越来越长。闲暇的增长、休闲业的发展将使我们的很多梦想成真，并最终改变休闲产业本身。《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早在10多年前就指出：“一旦我们认识到，大部分时间是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用品和劳务———产消结合时———旧的工作和空闲时间的区别和界限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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