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赵义何江涛

　　短短两天内，笔者和6名全国人大代表进行了深入交谈。夜深人静，当我们用笔再一次感受人大代表的时候，不由想起了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政治是我的责任。在世界上有些国家的议会制度中，那里的“代表”更多的是一种荣誉，由于心存感恩的态度，他们往往忽视了自己的本分。笔者对每个采访对象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理解当代表？他们毫无例外地都说，当代表就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感，不仅仅体现在对某项法律提出具有专业性和深度的意见。毕竟，政治不仅是一门专业的技术，更是一种热情，一种兼济天下的心肠。

　　就像李宝群代表所说：“我不是领导,理论方面的东西，我不大讲得出。我来自基层，企业存在什么问题，工人哪些方面需要关心，我就实话实说，希望政府解决。”

　　当代表有着独立的含义。无论你原先身居高位也好，无论你原先学富五车也好，无论你原先是行业模范也好，总之由于你在某方面的突出、一朝成为代表的时候，也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学习与开创过程—当李宝群第一次被选为代表，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时候，你很难想像现在她会成为对国家的政策产生影响的人。养猪专业户刘欢生也体会到：一旦自己成为代表，就要做好和从未谋面的省委书记打交道的准备。

　　当吴志泉代表说人大是一所学校的时候，我相信这对所有的代表都是适用的。秦池江代表用一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这种转变：“当代表之后，想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了。一年里至少有200天在想着自己的角色。平常很注意观察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好像都与自己有某种联系。”

　　这种联系，其实就是一种超脱局部的能力。这里的局部指的是行政系统里上下级之间的等级观念、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等等。在这里，民意成为最高的尺度。

　　南存辉代表的例子说明，一旦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眼光就不能局限在自己原先的圈子里面。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你必须关注大家都关注的问题，比如官员腐败，比如政府越权，并且为兴利除弊尽职尽责，其结果也就不仅仅对自己有利。

　　我们的采访更多是围绕非官方人士展开。在他们那里，代表这个称呼丝毫不具备行政权力，即那种言出即行的效力，他们也十分恰当地将自己定位在桥梁和纽带的位置上。提交议案、提出建议、大会发言、给有关领导写信，成为他们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

　　对于他们来说，提交议案，也许会碰到有关部门的各种推辞和拖延；提出建议和发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呼吁”成分为主；给领导写信，在很大程度上，领导的重视与否决定了他们的分量，如果没有广东省省委书记那样的“直通车”，很可能就不知所终。

　　他们的方式不会总是立竿见影，但即使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中，他们也忠诚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他们思考着，并且尽可能来促成这些问题的解决。在这点上，我们对人大代表不禁油然而生敬意。毕竟，问题是急迫的，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法律、司法体制、政策等不适应社会急剧变化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采访到的人大代表，几乎每一位都是“官司缠身”。他们现在是老百姓找得最频繁的人。

　　可是，由于我们的人大代表不是专职的，由于在人大代表发挥作用的具体制度上创新不足，由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不少地方还很严重，我们的人大代表正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需要坚持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与时俱进”的重要思想。

　　写到最后，笔者内心不禁感到一丝惭愧。我们也是人民的一员，也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可我们什么时候想到过要与我们的代表接触一下呢，哪怕仅仅是表达自己对他们某些做法的支持。如果说，只有自己有麻烦之后，才想到要找一找代表，那么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也就太肤浅和功利了。

　　《南风窗》策划：六位代表心曲吐真

　　南风窗记者赵义何江涛发自北京

　　他们是工人、农民、县委副书记、学者、民营企业家、医生。

　　但今天，他们又有个共同的身份：人大代表。

　　他们向记者谈到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国家立法事业的殷切期待，民营经济地位的提高，职业群体地位的改善……

　　他们是由无数涓滴意见汇集而成的洪流。作为个人，他们也许是平凡而普通的，但一旦成为代表，他们就如同希腊传说中从大地汲取力量的神祗，成为不可忽视的强大的存在—尤其是他们自觉融入到群体命运、感受无数人的意志和心愿的时候。

　　爱惜我们的代表，倾听我们的代表，不啻于爱惜我们的国家，并且倾听无数平凡人的心声……

　　李宝群(广东团)：多关心下岗工人

　　我们见到李宝群代表的时候，她正在准备大会发言稿。她说：“我要呼吁关心下岗工人。”

　　李是八、九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广州重型企业集团，是广州市仅有的两名工人代表之一。这10年里，她见证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她说：“1998年，下岗还没有现在这样风行。今天，下岗已经成了一个群体性问题。”李感慨说：“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工人农民不多。广州工人代表就两个，所以我肩上的责任很重。”

　　李宝群回忆起第一次当代表时，笑说：“我干了23年的焊工，第一次被选上时，根本不知道当代表是怎么回事。那时连普通话都不会说。”

　　现在，她是用普通话侃侃而谈。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进入了角色”。

　　让李感到自豪的是2000年“两会”期间牵头提出的一份议案。在之前列席省人大会议时，李了解到许多代表对“国有企业职工因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这点意见很大。李说：“现在下岗工人买断工龄，基本上是2～3万这个幅度。这又不是奖金，只是提前付给人家的生活费。干吗要收税？税收不是向这种人开刀的。”有关部门以各种理由一直在将近半年之后才有明确答复：5万元以上才收个人所得税。答复时间已经过了法定期限。

　　谈起对当代表的理解，李下了个有趣的判断：当代表都是学雷锋。她笑着对我们说：“当人大代表，跟西方国家议员可没法比。好多人问我，当代表有没有代表费呀、车马费呀什么的。(我告诉他们)，除了开会期间工资照发外，哪有什么补贴呀。”

　　“以前开‘两会’，我发言机会很少。感觉也轮不到自己。”宝群感慨地说，“长春书记来了之后，开会的时候他就说，让一线代表先发言。市长、书记少发言，企业的、基层的代表多发言。”

　　去年人代会上，李宝群关于下岗工人生活保障问题的发言就得到了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的共鸣：“我们愿意多听听企业的、基层的情况。”当时，下岗工人生活保障还没今天这样完善。

　　“长春书记给全国人大代表开了一个直通车。我们这些代表反映什么问题，信件可以直接转到他手中，他会回答我们。没有直通车的时候，你一年才和他在北京碰一次头，而且信很难到领导手里，一般是信访部门处理，答复也就是会跟踪、会处理，但效果不大。”

　　广重解放前就有了，许多老职工是以前的南下干部、老干部、军队专业人员、地下党。由于效益不好，他们的医药费解决起来很困难。李便给李长春写信。李长春见她的时候，说：你放心，我已经给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了。“我们厂老干部的医药费通过各种途径，解决了很大一部分。我给长春书记写信，打电话，反映问题，他总是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李还特意提到了广州市市长林树森。在她眼中，林是“什么话都能听得进”的领导，和代表关系很融洽。人大代表视察地方工作时，李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向市长反映问题。下次见面时，林总是特意找到李宝群，对她说：“小李，你放心，你说的问题，我给你解决了。”

　　李宝群代表生涯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来自《代表法》。刚选为代表的时候，市里就组织学习相关法律，特别是《代表法》。对这个法，李说自己印象最深的是这一条：代表说的话受法律保护。她这样解释：“这样，提一些激烈的问题，也没有后顾之忧。有些问题，提出来对地方领导可能不利，但有了《代表法》，我们就敢说话啦。反正我们不求名，不求利，不当官，心里坦荡荡。”

　　谈起这次人代会，李宝群说：“1998年总理的报告中提出国有企业3年解困，我现在最想看看解困之后，政府会出台一些什么政策，怎么处理遗留问题。我最喜欢想这些问题。

　　来自基层的代表，一般顶多做两届。像广重这样作为困难户的企业，能不能分到代表名额，还很难说。李宝群特别提到，工人代表要多为工人特别是下岗工人呼吁，“得有人为弱势群体说话。”

　　刘欢生(湖南团)：我和李长春书记的故事

　　“你们是广东的记者，我要讲讲我和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打交道的事。”刘欢生说。

　　刘说，他家乡湖南祁东有个包工头，在广东番禺做完一个工程，没拿到工钱，1997年打赢了官司，法院判对方赔偿600多万元，但一直得不到执行。2001年4月，刘欢生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给李长春写了一封信，李长春很快做了批示，问题当年就得到解决。

　　刘欢生后来还向李长春写信反映过一个湖南打工妹在广东因工作条件恶劣得了白血病，但得不到合理赔偿。李长春收信后，给省劳动厅做了批示，广东省高院目前正准备重审。省劳动厅还专门给刘欢生回了电话。

　　“我连李书记的面都没见过，但他对我反映的情况这么重视，真令我感动。”刘提到，现在各地对法院的意见比较多，因为常有案件判决了也得不到执行的情况。“我觉得高法报告做得好，但落实不好。所以我连续两年没投高院报告的赞成票，今年我还要投反对票。”

　　“现在违法的主要是部门，应该加强对部门的普法。”刘讲了一件事：当地一个法官在1999年4月把一个老百姓打成轻伤，却没有任何处理。他写信给最高院反映也没回音，最后向省纪委书记反映，但打人法官只得了一个警告处分，而赔给伤者的5万元钱还是公家出的。更可气的是，打人时县法院院长还在场。

　　刘称，他每年都要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不下几十起有关司法的案件，大概只有40%至50%是起作用的。“我感觉当好代表很难，反映的问题很多，但解决的还是少数！而且因为时间少，真正能为老百姓服务的还不够。”

　　吴志泉(湖南团)：让农民休养生息5年

　　吴是一个农民企业家，又是县委副书记。和他交谈，你丝毫感觉不到你对面坐的是一位领导干部。自始至终，他谈的都是农民问题。

　　来北京之前，许多乡村干部和农民都找他。一个叫胡宗喜的农民到他家里很多次，说：吴书记，你给我们带句话去，希望中央拿出点硬措施来增加农民收入。实际上，这几年，每次吴志泉在大会上发言，都呼吁要拿出“硬措施”来增加农民收入。吴说：“有时候我有点灰心，但还是不会放弃。这个话题年年是热点，但一直没有完全解决。”

　　吴这样说有他的根据。他特意给我们解读了近年一项政策：干部的工资3年要翻番，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3年要翻番，农民的收入要增加。他说：“最后一句话，是个好心，但没有具体措施。前两句话，各级财政一定会想办法落实。但农民收入哪里来？负担怎么减？税费改革后，农民一年负担还是接近200块钱。对拿工资的人来说，就那么回事，在农民眼里就很厉害。农民收入怎么增加，政策上好像还没有具体东西。”

　　在吴的眼里，中央是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的。给他印象最深的事是1999年九届二次人大会议上。当时朱●基总理参加湖南团的审议，吴对总理说：总理，现在农民负担太重了。总理马上说：“是呀，农民负担是个大问题。我给你个电话号码，以后注意一下下面情况，如果发现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随时打电话向我汇报。”

　　但吴渴望的是具体办法。2001年人代会发言的时候，吴直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央应当下决心让农民休养生息3～5年。也就是说，免征农民3～5年的农业税。他指着桌案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去年一年全国增加了2400亿的税收。1988年我参加人大的时候，全国的税收才两三千个亿。我们现在农业税一亩大概是30～40元，最多50元。一年六七百亿的农业税，并不是个大数。”

　　秦池江(黑龙江团)：立法滞后要引起重视

　　秦池江作为一个长期从事金融工作的老专家，却戏称自己是“土包子”。

　　在金融方面，秦提交过许多看法中肯的议案。

　　1998年秦第一次参加人代会，就提交过加强信用环境建设的议案。当时秦提出了10条建议，头条就是信用要从政府做起。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答复是原则上同意，但是要从政府做起，人民银行也没有办法解决。令秦遗憾的是：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还是回避了这个问题，核心点没有抓住。

　　作为一个专家，秦十分清楚政策摇摆和立法滞后给中国经济造成的不利。秦池江在1999年就提交了制定中小金融机构法的议案。他说：“对国有商业银行适应的，对城乡信用社就不一定适应。只靠一部《商业银行法》是管不好的。”中国人民银行的答复是：现在处于金融整顿时期，立法时机还不成熟，以后再考虑。

　　2001年，秦又专门提交了制定合作金融法的议案。不过，到今天为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什么进展。“立法滞后已经使得城乡信用社十分不稳定。现在是，谁都可以割一块肉，不割白不割。”秦在2001年还提交或联署了对很多法律比如《票据法》、《商业银行法》、《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进行修改的议案，“现在看，虽然都有答复，但都没有太大的进展”。

　　几年经历使秦池江在立法方面深有感触。他对现在法律出台有没有考虑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感到担心。他说：“立法应当有听证制度。立法过程不应当仅仅是政府内部讨论。《婚姻法》那种形式就很好。即使你可以有很多理由说它里面有不合理之处，但这种方式是可取的。立法应当公布出来，大家讨论。找来几个专家，关在屋子里想，不见得行。”

　　秦特别提到了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燃油税方案的抵制。类似事情过去并不多见。他说：“抵制是对的。我也参加过讨论。我一直不赞成。如果今年要表决的话，我投反对票。”秦解释理由：“主要是财政部还没有拿出方案来保证农民利益。中国的用油大户是谁？是农民。农民有三轮车的比城里开小汽车的多10倍以上。农民拖拉机在大地上跑，为什么要交养路费？出海打鱼，用你什么路了，还要交养路费？先征后退也可以，但你有什么具体办法保证原原本本退到农民手里？农民这么分散，搞不好又出了个腐败的根源。”

　　每次人代会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他都要发言。这也是他所说的“当代表之后关注领域不同了”的一个注脚。

　　秦思索了几个月，想提个议案：改变集中休假制度。他戏称自己是“狗咬耗子”。

　　在秦看来，现在这种一年几次连续长假，比如五·一、十·一，副作用太大—“假期里，老百姓有什么急事要办，政府部门或公共服务部门却关门了。人家外商到中国来，经营费用是按天、按小时算的。找不着人办事，损失也很大。”

　　南存辉(浙江温州)：为民营经济的“国民待遇”鼓与呼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南存辉又是温州民企的优秀代表，他领导的正泰集团名列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的第五位，是温州纳税第一大户。于是，为民营企业界鼓与呼就成了南存辉当仁不让的职责。

　　从1998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起，他就大声疾呼“民营企业呼唤公平待遇”；2001年，他在全国人代会上连续3次发言提出“民营企业要享受同等待遇”。每次大会，他都为民营企业呼唤“国民待遇”，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2001年初，南作为全国民营企业界唯一的代表，应邀和其他14名知名企业家出席朱●基总理在首都中南海召开的座谈会，对即将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两点意见，他的意见集中在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方面，这些意见后来在总理报告中得到体现。

　　南存辉对此也不谦虚：“我在为民营企业的鼓与呼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个体私营经济在1999年的全国人代会上通过修宪从“必要的补充”到“重要的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从尴尬的政治面目到去年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中被明确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南存辉所在的正泰集团也初步取得了上市资格。南存辉们呼吁的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正在一步步的实行中。

　　南存辉在为自己能够参与影响时代命运的重大决策而欣慰的同时，更感到代表责任的重大。他表示，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他表示，要继续为民营企业的行业准入和财产保护鼓与呼。

　　南存辉曾和其他代表共同提出关于抓紧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小金融企业法》等议案，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他和其他代表共同提出的关于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关于要求沿海铁路干线甬台温段项目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等议案，国务院有关部门都作了正式答复。其中甬台温段项目已正式列入国家“十五”计划。

　　当记者问南存辉为什么也想到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消除腐败的议案时，南说：“腐败也阻碍经济的发展。我们去外地打假，反而常常被假打，除了地方保护主义，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有腐败因素。所以我这次有个建议就是继续整顿市场秩序。整顿市场秩序同时必须反腐败。”

　　叶如美(江西团)：让医生放心治病

　　叶在大厅里休息的时候，我们找上了她。她也是“两朝元老”了。八届江西全国人大代表中，她是唯一来自医务界的代表。

　　叶如美最难忘的是去年促使法院对一名医生做出公正判决的往事。

　　南昌市一个名叫张玉兰的内科大夫给肺结核病人吃下了专治肺结核的药物利福平，结果病人过敏反应，休克死亡。病人家属向法院控告张玉兰严重不负责任，导致病人死亡。结果一审对张判了刑。此案要害的是，卫生部并没有规定利福平要做过敏试验。当地医务界对此议论纷纷，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如果张玉兰入监，那将是中国医学界第二大冤案。第一大冤案是华佗被曹操杀头。”

　　好多当地的医生都来找叶如美，问：“医生出了这事，你人大代表管不管？”叶如美了解到病人家属颇有“背景”。其中一个还谎称是最高法院职工，和高院法官很熟。另一个在省里也有背景。她说，这对判决有影响。

　　叶邀请了8名南昌市全国人大代表，对此事情展开调查。他们了解到卫生部的确从来没有要求对利福平做过敏试验。于是他们联名给二审法院写信，表达了希望谨慎处理的意见。结果，二审宣布张无罪释放。说到这里，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比画着，让我们联想电影常见的历经磨难、正义伸张的情节。

　　作为代表，叶不会将问题限于局部。她说，她准备提出一个议案：对《刑法》335条做司法解释。335条里有这样一句话：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员身体健康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她认为，毛病在于没有量化。什么叫严重不负责任？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她说：“最好对此有个司法解释，这样，法官判案也好掌握，也给医生一个明白。”

　　医务工作者和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使叶能够注意到一些常人忽略的问题。比如她发现，医生现在胆小了，该开刀的也不做了，生怕出问题招致家属敌视和司法介入。叶不无忧虑的说：这会导致医疗质量的下降。她还注意到，许多医生不想让子女学医。现在，叶准备提出另一个议案：要为医生制定专门的保险法。她说，医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实行专门保险，可以让他们放心给病人治病。“这样，对医生和病人都有好处的。”她这样总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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