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成为一个无能的经营者，要么成为一个胆大妄为的经营者，我们现有的公司的法律环境和治理准则没有给经营者们提供一个既能够发挥其才华又不犯规的舞台

　　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法人”

　　刘纪鹏，经济学硕士，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总经理、，长期从事企业股份制、集团化和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法人”就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

　　在发展的主流中，现代的公司制企业——法人企业——将会越来越普遍。这种公司制企业产权是开放的，它的资本来源于社会、公众，因而在这种企业中，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所有权跟经营权分离的问题——由于股权高度分散，所有法律上被称作主人的投资人，他们并不能够直接经营或左右这个企业，因此他们就必须聘请一些有专业技能的经营者——出现了职业经理人队伍(而在中国，在这两者之间又加上了一个大股东)。

　　职业经理人本是“打工的”，但是打工者从被出资人聘用那一天开始，就反过来领导无数个出资人，典型的小鬼当家。这就是现代公司结构中最奇妙的部分——法律上的主人和现实中的主人是背离的，法律上的主人，实际上是要看仆人的脸色，尽管在总体力量上他们可以形成一种势力可以罢免给大家打工的人，但现实又决定了他们很难形成那种一致的意愿。

　　于是在现实中，这种“公众公司”成为一种可以“圈钱”的企业形态——一个个别的大股东能够把无数个小股东套进来，套进来之后又形成一笔法人资产，而法人的主体又是那个打工的职业经理人——出资者只获得了一种非常弱化的所有权状态的股权。

　　现代法人制度要求一个公司从成立那天起，就构成一种独立的法人财产所有权，所以出资人把资金投给法人，入资入股到公司里来的同时，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把所有权让渡给了企业。在占有上，出资人只拿到了一张纸，使用上他们用手投票不行，只有用脚投票。这同时也决定了现代法人制度它根本不在乎谁是它的出资人，所以跑、用脚投票已经成为现代公司非常重要的出资人特征。

　　正因为出现了法人制度才引出了公司，公司能合法，就在于它是法人，就在于你出资以后，你出资人这个主体和公司这个主体就分开了。就是说资本家是资本家，资本家出资，但不负连带责任，法人独立承担，所以独立财产所有权背后是责任独立、财产独立、利益独立，任何一个大股东不能侵占。而你(出资人、资本家)在不用受连带责任、不用赔你们家电视机的时候，也不能侵占，因为它(法人财产权)是受法律保护的。

　　早期法人都是从宗教来的，“公司”一词语出《庄子》，也是出于宗教。人们在宗法合一的情况下引用了这两个词，我们在研究所谓的公众公司的时候，这段历史背景要分清楚。如果是法律主体统一的企业，无论是合伙还是独资企业，那个谈不上和法律有效的衔接，没有什么治理结构，因为不伤害股东。法人是对传统私有的一种否定，但是独资的私人占有和不能搞社会化大生产的冲突，在现代公司法人制度的桥梁下解决了。所以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反而大发展。所以未来的发展就是要靠这种法人所有制的公司形态取代所谓清晰的私人独资和政府独资，这不仅是企业制度、现代公司制度的要求，而且中国改革发展的希望也在于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法人所有制，而它的组织形态就是公司。

　　所以尽管法人剥夺私人在西方是不被承认的，但他们还是默认了这种(法人和股份公司向传统私有制)的挑战。所以法人它确实在剥夺着，因为它真的好用，所以我说法人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法人制度挑战中国“司法”

　　反观中国的情况，正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法人，不知道它诞生后带来了分离、产生了矛盾这个过程，所以不管阿猫阿狗，才以为当了法人就可以圈钱，这是违法的！那怎么办？既然要搞公司制度，主体已分开了，这个主人实际上没权，这个仆人是被雇佣的，但权力很大，主人和仆人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时就要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依靠法律，否则这种制度就会被人认为是大骗子。所以首先要明确法人所有制度。你要告诉我，我出资金我受到哪些保护，有哪些权利，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什么关系。

　　法人是以公司形态挑战个人形态，以有限责任挑战无限责任，在这个挑战中，我国的民法目前还不适应。西方大陆法系的法人分类是非常清晰的。我国民法(1988年颁布)没有按照大陆法系进行法人分类，而是在独资形态下构造了法人制度，规定了全民企业法人，集体企业法人，但都是独资的，这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说股权的出现首先挑战的是中国民法。

　　股权的出现对公司法的挑战也是一样。为什么要建立公司的治理准则？治理准则就是要保护所有者的利益。现代公司两权分离后，就要防止内部人控制，而内部人正是在法人之下、股份公司控制之下，所以我们要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就要形成治理准则。

　　法人治理结构分两块，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分开的，不能仅仅把治理结构理解为股东会、监事会和董事会，应该还包括治理准则，要求首先保护小股东的利益——那些没有可能到这儿来表达自己意愿的股东的利益，特别要解决一股独大。一股独大的根本是一股独霸，一股独霸之所以存在是在于没有法制。所以我们要打破这种局面，就要把这种公众公司的股权结构在制度上条例化、规范化，不能让某一个大股东超过20%，这就是法律，法律得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现代的公司法人必须要明确，你有哪些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你才能规范地运作，而这个保证是按照你不这样做就违法来处理的。

　　社会不能存在大量无主财产

　　中国今天首先要解决的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到位，老板到位，就是要明确国有企业的老板是谁。现在我们国家解决产权明晰化，一个在全民企业身上，一个在集体企业身上。

　　现在我国预算内的国有企业是19.1万家，但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是150万家，这里有很多的假全民。像众所周知的三九集团，国家没有出资，搞了4000万贷款发展起来的；华远公司是北京西城区的企业，也是预算外资金搞起来的。这些没有用国家一分钱搞起来的国有企业能否摘掉红帽子？中国的集体企业有600多万家——50年代的大集体，60年代的街道集体，70年代的劳动服务公司集体，80年代城市的民办集体、农村的乡办集体，90年代的合作集体——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主体不明确。特别是这些集体的早期形成并没有要国家的钱，但现在被划在公有体系，他们成立的时候没有公司法，要么你当个体户，要想成公司就是集体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改革的现实就决定今天应该抓住机遇迎接产权革命，实现产权清晰化。

　　社会不能存在无主财产，不要说企业，就是任何一个有型的财产，地里挖出一个古董，地上捡的钱包，都要尽量找到失主。中国现在模糊不清的财产太多，国家要尽快出台政策，打破集体企业产权模糊不清的概念，实现国有企业真正向个人量化，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无论是MBO的方式还是期权的方式，把集体消灭掉，从共同共有变成按份共有的法律形态。这是第一个措施。

　　第二，要尽快明确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华远上面之所以顶红帽子，是西城区不被国家宪法承认，但中央管不过来，只存在西城区的地方国有，因此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把北京的财产、西城区的财产划分到三级政府或是两级政府，形成中央国有和地方国有的多元国有资产体系。

　　环境可能会逼着经营者犯错误

　　目前中国企业经营者最大的困境，是他们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性的制约机制和规范机制，就是环境逼着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要么损害国家、要么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所以在法律这个现实面前，中国的企业经营者要想摆脱现在的困境，核心问题他们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能够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规范的法律制度来指导他们的行为，他们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准则的出台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他们更需要在这个公司的制度建设上，通过诸如独立董事和完整的监事会制度来平衡制约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整个决策和财务的审计过程中能够少犯错误。但是现在这些体系都不太健全，所以由于没有对他们一种从爱护的角度出发的平衡制约机制，他们经常要么成为一个无能的经营者，要么成为一个胆大妄为的经营者。他们确实很难，难就难在我们的公司的法律环境和公司的治理准则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既能够发挥其才华又不犯规的舞台。

   股票短信一问一答，助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