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最重要的职责：我每天都在考虑，怎样才能使这个企业高速运转最注重外部的环境，需要董事长出面，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在这方面用的时间多一些关于薪酬：薪酬肯定是滞后的。但是一分钱年薪不给，放心，我照样如此，一直干到退休文/本刊记者 戚娟娟刘维志还是习惯称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为“厂子”，就像他习惯了每天清晨6点半便走进办公室开始全天的工作一样，这个学地质的青岛人，从大学毕业来到这里已经31年了。31年来，东阿阿胶的一切无不与他的习惯相生相长着。

　　“当厂长和当董事长，差异相当大”刘维志说像自己这样连续几十年没有离开同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即便在全国也为数不多。东阿阿胶确有几分特殊，在经济尚不发达、铁路通车没几年的山东聊城，它无疑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公司那两辆“卡迪拉克”车在东阿县城更是分外抢眼。不少当地人都在阿胶城工作，并深以为荣。刘维志几分儒雅的气质在东阿也是抢眼的。从做技术人员一直干到厂长，当了10年厂长后，1993年企业改制，刘维志开始成为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他坦言，这个角色的转换，令他感到“差异相当大”：当厂长和当董事长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对谁负责的问题。改制前的阿胶厂是百分之百国有，我要百分之百对国家负责，对聊城市政府负责，对市国资委负责；现在的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只占29.6%，已经授权东阿集团经营。从股权的构成上来说，在我的头脑当中，现在首先要对另外70.4%的股东负责。企业100%国有的时候，心里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压力，我只要尽职尽责地去干。只需要对政府，对内部职工负责，就这么简单的两方面。就算企业有哪方面的失误，也可以被企业的功绩淡化，我可以找到各种理由对政府做一个明白的交代，政府也能理解。但上市公司就不行了，要负责的人一下子变得具体起来，集中到这五、六千大小股东身上，觉得担子很重。股东不允许你拿他的钱有失误，因此对每一个决策都要非常重视。我每天都在考虑，怎么样才能使这个企业高速运转，并且保持一定的速度，给股东丰厚的回报。虽然当时已年过半百，厂长一做就是数年，但刘维志还是很快适应了角色上的变化。企业改制但还没上市的的时候，他就开始努力，让自己把脑筋转过来。到1996年上市的时候，刘维志觉得他角色意识基本上从“厂长”转到“董事长”。

　　“当董事长，比处理那些繁杂的事情，更费脑子”以前当厂长的时候，大事小事全要由刘维志一手抓，甚至具体到厂里添置什么样的办公桌、什么样的椅子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回想起那些年的经历，他的笑容中透着些许无奈。“那时任务忙的时候，春节放假，初一、初二、初三都会在办公室里。当厂长下了班也不能走，就算下班回家吃晚饭，刚端起碗，一个电话就叫了回去。当董事长后，作息时间上有规律多了。”刘维志的时间表看上去比以前宽松了些，可他深知，“当董事长，比处理那些繁杂的事情，更费脑子。”我现在更关注一些国家政策出台，研究政策和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走向、行业的变化，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了，通过这些宏观的东西来确立企业的方向。我的大部分时间要自己进行学习，去年我还抽出时间到清华参加总裁培训班，是为了更新一下知识，接受一下现代观念。除了自己不断学习之外，还得注意外部环境，我平常总要跑跑北京、济南、聊城，经常去和我们企业有关的政府机构、部门，研究部门。外部的事情需要董事长出面，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在这方面用的时间更多一些。大半生的时光伴随着东阿阿胶度过，即使当上看似超脱的董事长了，刘维志仍然不会打高尔夫、不会给自己放假，用他的话说，“想都没想过这些事情。”除去“五.一”、“十.一”和春节之外，他仍然没有节假日的概念，甚至周末，他还坚持清晨即起，到公司上班。在陪记者参观厂房时，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一件件产品上，神情专注而安宁。在某种意义上，他和东阿阿胶成为了一体。他认为，他这几十年来的积累给上市公司带来很多无形资产，带来很多财富。“改制前，在企业管理知识、和职工的融合、与外部环境的融合等方面，打基础打得时间够长了。在中药界和山东省各级政府里，认识我的人是相当多的。这些资源实际上都带到上市公司来了。”

　　科学+诚实刘维志很推崇东阿阿胶近几年在决策时采用的专家论证会的方式。在目前东阿阿胶9名董事会成员中，有4名是他请来的独立董事，其中既有经济学者，也有管理咨询顾问。此外，东阿阿胶还经常邀请全国各地相关领域的专家开会，对东阿阿胶对症下药。“这几年，公司的重大问题不是我们内部人商量商量就定下来了，比如总体发展战略、年度销售策略、新产品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到这个分量上的问题，我们都是请专家把关。因为已经超出我们的水平范畴了。”仅就“中药现代化怎么搞”这个问题，从2000年秋到今年春，东阿阿胶一直在听专家学者们论证，由于要将此确立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刘维志希望尽量多听些意见。论证会上，学者们一度争执不下，刘维志却感到欣慰。他素来讲究“科学”与“诚实”的行事方式，并且手写下来，挂在办公楼里。除了对资金投向的决策上比从前谨慎了许多之外，刘维志也非常关注年报上的数据。 我非常注意净资产的收益率、每股的收益率，那是股东的直接利益。所以我看中这两个数字。东阿阿胶每年也围绕着这两个指标来干。我总在想，要达到10%的净资产收益率，我们应该完成多少利润？今年扩大了30%的股本，利润必须增长30% 以上，而我们制定的战略是增长43%。扩大了股本，还要比去年每股的收益高。这才能证明你这个企业运行的质量好，股东才放心嘛。近年来，东阿阿胶的股价一直趋于平稳，在11元上下浮动，着实吸引了不少长线持有着的目光。上市5年，东阿阿胶已为股东分红三次，刘维志笑着说，利润都一个亿了，股东该享受就享受。也曾有不少证券机构找到刘维志，对他说，你这个企业形象好、效益好，股价却这么低，咱们配合配合，你提供点素材，股价上涨是很容易的。但刘维志都是笑一笑，不予“配合”。“干企业得有老实的态度，我这个股票应该有多少价值，能在市场上准确体现出来就可以了。企业想长期发展，在股市上跟着兴风作浪可不行，很多上市公司喊着‘圈钱、圈钱’，我一听，这要是安到我头上，我是很难过的，我没这个思想。”

　　“一分钱年薪没有，我照样如此”60岁的刘维志拿着上市公司的1500元工资和市政府每年奖励的十六、七万年薪，依旧早出晚归。而在1999年聊城市政府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实行年薪制之前，他的全部收入就是工资和奖金，每月不足2000元。推行年薪制前，曾有市政府领导征求刘维志的意见，称如果公司年终利润能达到8000万元，他就能得到15万元左右的年薪。刘维志笑了。“这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过去没有的时候，我是怎么干的？最后这几年没有年薪我就没法干了？一分钱年薪没有，放心，我照样如此，一直干到退休。”目前，东阿阿胶的经理层的收入状况仍然没什么改变，每月千把元，年底有几万元奖金，甚至远不如公司的营销中心从外部聘来的年薪30万元的员工。刘维志认为，这反映了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的薪酬现状。“薪酬肯定是滞后的。大锅饭虽然打破了，但公司内部的收入差距还没有拉大。应该搞搞股权激励才对。”虽然根据市政府的规定，即使股权激励方案有一天得以实施，其中也未必有刘维志的一份，但他说已经很知足了。他眼下最关心的其实是接班人问题。尽管还没有人和他谈到此事，但他已着手在任期内最后为东阿阿胶铺段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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