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最重要的职责：把现在和将来的事都看到面对的最重要的关系：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关于薪酬：现在来讲，确实不合理，但是也知足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文/本刊记者 李 岷试探着走进宁城老窖北京办事处那个略显破旧的小院子，也不知道怎么就进了办事处主任的办公室，主任在打电话，客人坐的沙发上，一个精瘦的老头儿在翻杂志，我和他互相瞄一眼，互相没理睬，等主任打完电话，向主任自我介绍一番，他“哦”了一声，指着那个衣着极其平常的老头儿说：“这就是我们马总。”确实出乎我意料。直到采访结束后，我也很难将眼前这个真的叫马德海的人和脑海中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形象气质联系起来。然而，你能感觉到，在精神上，没有人能将宁城老窖从他生命中夺走，一时间，也没有人能取代他在宁城老窖的地位。关于宁城老窖的发展，他可以滔滔不绝、信手拈来、自成体系，而关于董事长的话题，却会让他一时语塞，他似乎没有特地去分析过“董事长马德海”的具体含义，他只知道自己是宁城老窖的带头人，要一直带着宁城老窖走下去。

　　董事长算山杏和肉牛账和所有白酒制造企业一样，宁城老窖在寻求产业转型之道，也和很多白酒制造企业一样，宁城老窖在公司名中加入了生物科技四个字以表志向。但是宁城老窖的独特之处是它身处内蒙的穷乡僻壤，马德海为宁城老窖定下了基地建设、公司加农户的模式，要把农民生产出的原料深加工，转化为绿色产品。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宁城老窖的一个大动作，也是马德海奔波在北京、赤峰等城市之间时怀揣着的一桩心事。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就此说开去，说“在国家十五规划、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我们宁城老窖要把传统产业调整为绿色环保产业……”这么一套讲下去就是将近半个小时，记者要打断都不行，他说：“咱们对接一次也不容易。”像田间地头的老农，马德海掰着指头对几个小数字熟溜极了：“一斤山杏核能卖两块钱，一亩山杏能产30斤山杏核，一亩山杏就可得60元钱，一户农民种50亩山杏，就是3000元，他就能脱贫致富。此外，企业还要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解决种子问题。”“这是山区老百姓，另外，平川老百姓祖祖辈辈只能种庄稼，现在我们给他一个肉牛的产业，喂一头牛，有两千来块钱，一家喂好5头牛，就得1万多块钱。所以你看，山区老百姓也有产业，平川老百姓也有产业，还给子孙留下绿荫。”马德海不无得意地笑了。他的开心，似乎更多的是看见了他的乡亲们走上了产业致富的道路，而不仅仅是宁城老窖赚到了多少钱。“我们的企业在农村，我们搞产业化，想的是父老乡亲，想的是8亿农民。他们守着荒山秃岭过日子，靠天吃饭，非常辛苦，我们就给他们一个产业化的机会。只有我们这样的企业才会这样想，城市里那些高科技企业怎么会想这个，人家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听马德海数着零碎的小数字，讲述他的乡土情结，可能有些人会不以为然，他们想像中的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应该表达一些更精深的思想，也会有人被他朴素的感情流露所感染，他们觉得，马德海让他们看见了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最原生态的一面。

　　“二十年如一日创下这样一个事业，能撂得下吗”马德海1983年到宁城老窖酒厂，职务从厂长换到董事长兼总经理，直到去年任专职董事长。他对职务变迁没有太深的思考：“其实决策层和执行层分开只是一种潮流。从我内心觉得，以我们企业来说，分开也行，不分开，也……”他咽下后面那个“行”字，总结性地说：“总之，没啥必要。”马德海说，不像有些高科技企业决策层和经营层老闹矛盾，宁城老窖这样的企业里，所有的人都在埋头干活，董事会主要由经营层构成，决策层和经营层从人员到思想都相当一致，不管职务怎么分设，都是他本人领着大家往前走。除了企业内部工资待遇、劳保待遇等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马德海不再插手，分设后，他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范畴没啥变化，绝对没有“往后退”的感觉，经营权虽然放给经理层了，但他该跑市场还是跑市场，只有在市场上才能寻找企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觉察出企业运行中的问题，他三分之二的时间几乎都在出差。他不能想像成天当“甩手董事长”咋能做好事，这么大一个企业，怎么能天天坐在那里批条子呢？“批条子根本就不是权力，”马德海说，“权力在于我们付出多少，为企业作出多少贡献。”马德海自谦：“我在宁城二十年，一直没有做好。”同时他断然地说：“现在做这个企业，谁能代替我？没有人！从搞市场经济、搞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来说，的确要让年轻人上，要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去承担责任。但在我看来，他们能承担什么责任？出了什么问题，还不是说马德海如何如何，这个企业成也是因为马德海败也是因为马德海，人家不会去评价总经理，他现在还没到我这个程度。”“现在有谁能给我担着这么多困难？还不是我的事。我们二十年如一日创业这样一个事业，能撂得下吗？看见有些问题存在，有些事情没做，我不去做行吗？”马德海不认为他超越了董事长的权限，他的理由一是不要把层次弄得那么明显，界限分明，而要强调沟通和融合，二是，“别人能够做的事情咱绝不干去。”一些宏观性的思考，比如如何以产业调整配合西部大开发，把宁城老窖进一步走向市场，打破农民意识和小富即安意识，需要他马德海想；微观一些的，比如如何“把品牌过去的自家用转为将来的社会用”这样的战略思想细化为战术来实施，也需要他马德海想。就拿向银行贷款的例子来说吧，“凭我的形象、人格、信誉，我就能融得来资，换个人就不行。这印象和评价是我20年来形成的，从没有坑蒙拐骗过，从没有多花过人家一分钱。时间长了，人家就认可了。”马德海表现出了几分无奈，说到头，还是因为这家山沟沟企业里缺人才，特别缺有驾驭能力的、能稍微往前看一看的战略型人才。“要是有能人的话……”马德海说他面对的最大挑战就人才的匮乏。为此，马德海指挥棒一挥，决定把宁城老窖总部迁到北京来。马以当年抗日和解放战争作比，“每次革命战争的胜利，都是因为指挥所在前沿阵地，信息及时，指挥官与士兵荣辱与共。”马德海期望宁城老窖借此吸引来更多人才、吸收更多信息。“不走这一步，肯定死。”

　　“薪酬确实不合理，但是知足了”马德海证实，他个人确实每个月拿不到1千元钱的工资，此外，年度有政府不固定的奖励。“企业是改制了，但是针对个人的新的激励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现在来讲，确实是不合理的。但这需要一个过程。”马德海说，人家高新技术企业，一开始就是股份制公司，股权分配一步到位，薪酬也具备市场竞争力，用他的话说是，“做得比较先进、时尚。”“但像我们这样一家在贫瘠的山沟里的上市公司，更多的需要其领导体现一种民族精神，讲党性、讲奉献。”“本身我们就出身贫寒，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太多收入，我们也没见过大收入，所以我们的条件与当地居民的比起来，已算不错了，我们也知足了。”作为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马德海不能给自己发高薪，但是他想办法给下面的经管高层实行年薪制，让他们的收入跟着效益走，最高的今年可以拿到10来万元。看着马德海精瘦的身躯，很容易让人想起“奶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一说。为了在北京和赤峰之间来回方便，他每次均是坐着汽车在两地奔波，单边行程6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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