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袁颖丰

　　尽管近来各大媒体评选所谓的中国大富豪时，都不会忘了把倒霉的罗忠福列入名单，但这位富豪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非在气派的总裁办公室里指挥若定，或是在社交场合觥筹交错，而是时时逡巡于他那产生不了任何效益的“湖中湖别墅区”，指挥手下清除丛生的杂草，使那里显得不那么荒凉。珠海炙烈的阳光掺在海风里，将他的面庞和手臂曛染得黝黑。

　　这个别墅群是罗忠福澡盆里的孩子，他不但不会舍弃，还指望凭借它几年后他能重登中国首富的宝座，7年前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曾经赋予他这个荣誉。为此，他拼尽全力，为“湖中湖”的起死回生最后一搏，追加巨额投资，将豪华别墅改造为老年公寓。至此，他的几乎全部精力、福海集团70%以上的净资产、大部分的现金乃至希望都押在了这个叫做“颐乐园”的项目上面。

　　10余年光景，房地产让他大赚1亿元，遥遥领先于他的其它产业。然而成于斯，败于斯，如今让他几乎动弹不得的也是房地产。

　　政策跟风借鸡生蛋

　　罗忠福坦言：“许多钱并不是靠我的经营才能，而是靠政策赚来的。”

　　这位有心人很懂得天时地利对商人的重要性。当工人时，他月工资才42元，却自费订阅了十多份报刊，秀才不出门，亦知天下事，于是日后他能“社会有什么变革，认准了风向就会抓住机遇上。”1986年珠海办特区，他当机立断变卖了在遵义的家产，举家南迁，在珠海干起了自己的老行当：工艺家俱、制衣和电器制造；1988年初，珠海公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他立马看上了4块地皮，当即用手头仅剩的5万元交了订金。为了支付购地款，他灵机一动，开办了广东省第一家典当行，半年内便集资200万元。好一招借鸡生蛋！这些地皮后来为他带来了以千万元计的利润。1990年，中国房地产进入低潮，他则乘机低价一次吃进白藤湖33万平方米的地皮，兴建“湖中湖别墅区”，2年后房地产升温，“湖中湖”首期120多栋别墅在香港推出，一举收回总投入的大部分资金。

　　投机取巧步入困境

　　最傻的事都是最精明的人干的。

　　“大约钱来得太容易，所以公司规模扩张得也太随意。”处于事业低谷期的罗忠福总结出自己的一大败因。由于偏重政策，而忽略了对市场规律的深刻研究把握，他的“湖中湖别墅区”建成的388幢豪华别墅大部分“待字闺中”，几乎没有任何正式住户。1996年—1997年罗忠福已开始品尝摊子铺得过大的苦果，他的房产业在上海、成都、贵州等城市遍地开花，而市场的变化显然没有以他的个人愿望为转移。他很快察觉自己陷入了困境。当1999年他试图将卖不出去的别墅区改造成老人社区“颐乐园”时，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从商20余年里最大的一次压力，他缺资金，为此在澳门的土地都低价转让了。

　　屋漏偏逢天下雨。这当口，罗忠福还惹上了官司，成了6000万合同纠纷案的被告，与原告四通公司大打口水仗，搞得焦头烂额。事情说来话长。90年代初，由于政策限制，福海这样的民营企业从国家银行难贷到款，而他从事的房产业又需巨资投入，于是当四通公司主动找上福海，为自己充裕的资金寻找出路时，双方一拍即合。罗忠福已全然不顾高利息和国家政策中“非银行性质的金融企业资金不能贷给本企业以外的企业”的规定。

　　双方恩怨的真正内幕大约只有天知、地知、他们知，是是非非自有法律了断。但明眼人从中便能看出罗忠福的“软肋”，那也是许多人身上的一种共性——期望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多的回报，寄望和仰仗于他人。哪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追求一己短期利益，罗忠福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企业家一样，曾热衷于打“擦边球”，哪知随着市场的日益成熟，擦边球出界的概率是越来越大了。

　　罗忠福小档案

　　罗忠福，60岁，福海集团董事长，广东总商会副会长，被誉为中国最早崛起的十大民营企业家之一，获得过来自国内外林林总总的荣誉，身价一度高居各类大陆财富评比的榜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出身资本家家庭。祖父、父亲解放前都曾担任贵州遵义商会会长。或许因为身上流淌着资本家的血液吧，他的经商本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也未被完全扼制。在贵州最穷困的山区插队期间，他就曾向当地农民收购槐树籽往城里贩卖。70年代初他回遵义城当工人，结婚时，模仿外国电影中看到的漂亮洋家俱自己动手打制了一套，引来了众多艳羡的目光，在这些目光里他捕捉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大商机。很快他成了名噪一时的“沙发大王”。到1986年，罗忠福已腰缠万贯，完成了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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