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刚发自澳门

　　澳门是一座容易让人忽略的海滨小城,地不足安下一个大公园,人口仅有40余万。不过,澳门虽小,其文化功能与政治意义却不容小觑。自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便开始搭葡萄牙商队的便船到澳门传教,欧洲文化也随之从澳门这个小缺口、小门户,慢慢向神州大地扩散,终于在日后促成了“老大帝国”的惊天剧变。

　　由于长期处于欧风东渐的要冲,小城澳门处处烙有欧化痕迹与殖民印记。然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却又始终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因此,澳门这座后殖民之城在城市景观及西方人文精神的吸纳(如天主教的影响)等方面,便呈现出后现代理论所谓“拼贴”化、“平面化”等特征。这种状况,多少反映了欧洲文化对亚洲地区的影响的一般情况。

　　新年前后,波及全澳的焦点事件是“赌权开放”。堪称澳门生命线的博彩业从此由“一家独大”,转为“三家分晋”。由于新入围的两家公司分别是来自香港与美国的外来公司,此次“赌权开放”便颇具象征意味地标志着澳门人在葡萄牙与西班牙商船首开其端的“经济全球化”之路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套用后现代理论的招牌术语,“赌权开放”也可以看成是支柱产业经营权的“非中心化”,它的出现,无疑强化了赌城澳门的后现代色彩。

　　城市景观的拼贴化

　　漫步澳门街头,不时会在摩天大楼的阴影下,车流频密的街道旁,下坡路的拐弯处,眼睛一亮地发现一座欧式的古典建筑,造型别致,装饰考究,窗边还懒懒地爬着些常青藤。让人称奇的是,这些如繁星般散落在大街小巷的欧式古典建筑,与中式的庙宇、大屋,美式的摩天大楼,现代风格的欧洲建筑如葡京酒店,杂处一城,竟然并无突兀之感,反而别有一番风味。与此类似,澳门城中那些绿草、喷泉、白鸽的欧式花园与小桥、荷塘、亭台的中式庭园,古典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义的城市雕塑,也是各具风格地散布于各处,并未统一于单一的模式,也鲜有刻意追求中西合璧的斧凿之痕。

　　如果用学究气点的眼光来打量,这种古今中西各种风格的建筑、园林、雕塑艺术的纷然杂陈,可以概括为“多元并置”或“众声喧哗”。“多元并置”的特点是,各类事物同处一个空间,而又彼此相对独立,好比水果拼盘。用后现代主义者的说法,多元并置而不相融合,即是“拼贴”。

　　笔者以为,就中西文化与艺术的关系而论,与其融而不和,不如多元并置；与其刻意整合(montage),不如纷然杂陈(collage)。换句话说,与其用各色水果合榨出一杯滋味可疑的果汁,还不如做一盘水果拼盘更保险。

　　前些年,北京流行盖帽工程,无论多么摩登的现代建筑,都得盖上一顶中式的帽子(屋顶)。其结果,给北京城留下无数中不中、西不西的建筑怪胎。我的母校北大也未能免俗,在新建的科技大楼上硬是加了个中式四方屋顶,楼高帽小,比例失调,活像一个大傻帽,出租司机认路倒是多了个显赫标志。这个教训的启示是,硬要在西式建筑中掺入民族风格,往往会酿成审美的恶果。中西融合,谈何容易,在没有十分把握之前,还不如老老实实地让它们“各美其美”(费孝通语)。

　　我们大可在欣赏完小提琴独奏后,再去听反弹琵琶,干嘛非得让琵琶手去反弹小提琴呢?

　　天主教影响的平面化

　　澳门的宗教信仰和传播相当自由。世界各主要宗教及教派如中国居民通常信奉的佛教、道教,西方流行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巴哈伊教、印度教,乃至一些流传不广的宗教教派,都拥有各自的信徒群体,其中以佛教和天主教影响最大。小小澳门城中,不同教派的信徒安然相处,一如庙宇与教堂晨昏相对。

　　当今世上,有不少类似澳门的宗教重叠区或异族混居地,但这些地区往往成为文化冲突的危险地带,甚至成为流血战乱的发源地，如耶路撒冷。对比之下,澳门所呈现出的“东西宗教兼容,华洋风俗并存,异族通婚共处”的城市品格,便显得格外难得。遍布世界各地的那些动辄为了各自的文化地盘而大打出手的山大王们,不妨来此观摩观摩,呼吸点温和的空气,免得老是让派系斗争的弦紧绷着。

　　说起天主教的传入澳门,也可算年深日久了。1564年,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东来,首次踏足澳门。在中西交流史上名声显赫的利玛窦大神父,也是先在澳门“学华语,读华书”，然后才入内地传教,为天主教大大扩充了地盘,还捎带着传播了西方的数学、历学、天文学及地理学常识。1576年,罗马教皇颁谕成立远东地区最早的澳门教区。17、18世纪澳门天主教画坊出版的圣像供应整个远东各教堂之需。沿袭至今的一年一度大耶稣出游和花地玛圣母出巡,浩浩荡荡,颇有声势。按照近年的统计,小城澳门拥有天主教堂约20座,教友3万余人,神职人员三四百人,他们热心参与教育、慈善、医疗、康复等多项社会福利事业,开办有近60所中学、小学和幼儿园。

　　仅从史学家黄仁宇所习用的“数目字”来衡量,天主教在澳门的势力和贡献不可谓不大。但从天主教的精神实质对澳门人的影响而言,却多少呈现出“平面化”的特征。根据笔者的观察,澳门人供奉天主,主要是着眼于祈福之需,并未真把原罪意识、忏悔意识当回事。好比一般中国人参神拜佛,主要是为了从神佛那儿讨点利市。目光犀利如老吏断狱的鲁迅早就揭穿过中国人的这种投机心理,他举例说,农村人逢年节给灶神爷供麦芽糖,表面上是尊崇,实则是为了堵住灶神爷的口,免得它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坏话。

　　据传,澳门的高僧和主教曾并肩上阵,各施各法,一起为新飞机命名祝福。这一幕不免让人联想起小说《围城》里的一位上海太太,在她屋中,既供着观音菩萨,又供着基督圣像,分明是借中西合璧的宗教信仰,为家人的鸿运加上双保险。同样有趣的是,很多澳门店铺或人家的门边,都摆放着“门口土地财神”的牌位,墙上还往往悬着“天官赐福”的牌位,真可谓天地一家春了。看来,从孤岛时期的十里洋场到承平日久的“莲花宝地”,中国人祈福时的双保险心态,并无二致。

　　此外,一如多数内地人只是把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性洋节日,当成娱乐身心的普通假日,一般澳门人对这些节日也多是抱着多一个节日多一份开心的态度。笔者以为,要让性喜热闹,连丧礼上都不忘大吃大喝的中国人养成“在苦难面前下跪”(刘小枫语)的宗教情怀,真是谈何容易。至于像某些以“文化英雄”自命的批评者那样,强求大人物们为往事忏悔,就更有点堂·吉珂德大战风车的味道了。

　　“赌权开放”的文化效应

　　随着新世纪的第一个马年扬鞭而至,“赌权开放”成了澳门都市流行语中的当红名词,几乎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

　　所谓“赌权开放”,即是使掌控澳门经济命脉的赌权不再由某家公司垄断,从而促成多元竞争的新格局。经过一番扑朔迷离的角逐,香港银河公司、美国永利公司,以及原有的澳博公司,拍马跃出重围,各赢得了一个“赌牌”。澳门博彩业从此由一家独掌天下的时代,进入了三国争雄的时代。由于新入围的两家公司均是外来公司,此次“赌权开放”便标志着澳门在“经济全球化”之路中,迈出了重要一步。素有“自由贸易区”之誉的这座后殖民之城,也因而更加名实相符了。

　　此外,“赌权开放”也意味着是支柱产业经营权的“非中心化”或“多中心化”,其文化上的效应,即是外来经营模式与文化质素的引入,及赌文化领域的“众声喧哗”。

　　此次赢得一枚“赌牌”的美国赌王史提芬·永利(或译史蒂芬·韦恩),踌躇满志地表示,他旗下的永利公司会“教人眼睛一亮”。按照他的规划,新建的娱乐及休闲度假中心,不会沿用流行美国多年的仿真品装饰,也不会抄袭罗马式、埃及式酒店娱乐场的设计模式,而力图糅合赌城拉斯维加斯的魅力要素与澳门本地的文化特色,并会根据东方旅客及赌客的爱好而加入新元素。为了了解东方文化,便于和东方职员沟通,韦恩甚至已经开始学习粤语和中文,他在除夕那天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竟出人意料地操着蹩脚的粤语向人问好。

　　从韦恩先生打着文化招牌的经营理念可以看出,赌权的开放,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其实还蕴含着“文化的开放”这一层内涵。本次爆冷夺得三赌牌之一的银河公司，由于是香港吕志和家族与美国威尼斯人集团的“双剑合璧”,因而在中西融通方面,较之永利公司,有着天然优势。至少吕志和先生用不着费心去学什么粤语。澳门大学有学者认为，此次所选择的3家博彩公司，在旅游、娱乐及国际会展等方面各有专长，将会推动澳门走向一个综合性城市。作为文化观光者,笔者私心里希望这座已回归祖国的海滨小城，借着“赌权开放”的机会,更多地积累中西模式相互磨合的经验,发展自身，并为正处在入世后摸索期的中国大陆，提供有价值的发展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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