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他自己相信是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这样说。然而他也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新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后来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最起码，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大的规模。

　　荣智健1942年出生于上海，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另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这一年，中国大陆解放，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个拥有近6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地上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变革。生活在新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本身又处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中心，荣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和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那时候，荣家在上海的大宅院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陈设着红木家具和昂贵的瓷器、古玩、盆景，厅堂当中高悬着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荣智健小时候就在这里度过。后来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实行公私合营当作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有效途径，荣家在上海是当时最积极配合这一行动的。公私合营之后，荣智健的父亲当时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荣家在中国内地的企业已实行公私合营，家族中人一般就不再担任直接的经营管理工作，下一代人似乎可以享受高股息带来的优越生活，而不必从小吃苦。据一些当年认识荣智健的人回忆，那时十六七岁的荣智健是上海知名的“公子”。

　　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那是辆红色皮座的开篷英国跑车。他经常开出去兜风、常请同学朋友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很大方。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幼年的荣智健就表现出了他慷慨好客、自信自强的一面，这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也是他容易结交朋友，获得帮助的原因所在。

　　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说，荣智健一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好一点。荣家境况的突变，是在荣智健上大学之后。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每天要练球，课都没法上。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他说。

　　虽然体育没有成为他一生的职业选择，但是对他的意志力、协作精神和体能的操练，是无法用其它东西所能取代的。

　　虽然荣氏的私人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但即使是动荡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时期，生活条件明显优越于其他同学。“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学校生涯结束后，荣智健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到了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化大革命”。1966年，他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受“劳动教育”。周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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