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国际问题评论员 庄礼伟

　　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对东盟的5个创始成员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尽管日本此时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已毫无率领东亚作“雁阵飞行”的底气，倒有了生怕被东亚其它国家冷落开去的一丝慌张。小泉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关系，然而日本既不愿开放本国的农产品市场，更对日元贬值以邻为壑的后果装作不知道，自然难以获得东盟国家的响应，最终只与不生产农产品的新加坡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此次东南亚之行的最大成果。

　　小泉东南亚之行的另外一个重要成果，是在“新加坡讲座”上发表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这个东盟＋中日韩或东盟＋中日韩澳新的“构想”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比口水还口水，其中的含义似乎只是：你们在搞“东亚共同体”时，日本还是可以参与进来并且发挥重大作用的。

　　在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课题上，早在1977年，小泉的政治导师、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访问东南亚时曾提出了日本保证不当军事大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心连心”友好信赖关系、以对等伙伴关系支援东南亚的“福田主义三原则”。这番言辞漂亮而周全，小泉已经没有置喙的地方，而且日本也早已破戒偷荤成了军事大国，海上自卫队早已扬威公海，小泉只好仿照福田的“心连心”旧话，提出要与东南亚国家“同行并进”，作为自己的一点新创意。

　　无论是“心连心”还是“同行并进”，纵观近代以来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史，这种暖意融融的局面几乎没有。近代以来的日本，从来就游离于亚洲之外，缺乏“亚洲一员”的自觉，更从来没有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亚洲邻国，对过去的侵略行为谢罪反省，更没有获得日本社会主流的赞同，因为那是一种“自虐”行为，傻瓜才会去做。只是由于日本人肤色是黄的以及日本与亚洲在地理上靠得太近这一结构性原因，日本自近代以来又不得不屡屡在“亲善”、“共荣”、“合作”的旗号下经略亚洲，并试图代表亚洲与欧美对话。“脱亚论”曾长期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心态，而“入亚”或所谓的“同行并进”，是因为亚洲邻国还有许多可利用之处。这一自私、畸形、分裂、狂妄的亚洲观，使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中充斥着猜疑与敌意。日本如果不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亚洲观，长此以往，只有一个结局：脱亚不成，入亚不就，无家可归。

　　“再见吧亚洲”

　　日本自近代以来的亚洲观有一个不变的思想内核，即日本在种族和文明上均优越于其亚洲邻国，亚洲邻国不可能拥有与日本平起平坐的地位。福泽谕吉于1885年提出的“脱亚论”，就充满着一种鄙夷的语气：“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鄙夷原先老师(尽管后来日本连这点也不愿意承认了)中国的腐朽落后，虽然会大大伤及中国人的自尊心，却大致是无可厚非的。“脱离其行伍”，是改革家应有的眼光和气魄，“脱亚”，首先是脱离腐朽落后。但是，贵为“日本近代文明之父”的福泽谕吉，接着却主张“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就分明沾染了“弱肉强食”的反文明的腥膻之气了。

　　在这种“脱亚论”影响之下，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一方面或“恨不为洋人”，或要“改良日本人种”，在文明开化方面脱离中国、朝鲜这两个愚昧的“恶友”；另一方面在地理征伐上又企图大举“入亚”，先取朝鲜为跳板，再占领中国，从而踏着这两个“愚昧恶友”的身体，登堂入室成为“西方列强”中的一员。日本的“近代文明”，就是在这种畸形心态之下发端的。

　　就在维新运动不断取得成就，国运上升的时候，日本丝毫没有与亚洲邻国“同行共进”的意思，相反对它们采取了更为冷血的态度和政策。还是这位“日本近代文明之父”福泽谕吉，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竟侮辱台湾民众是“乌合草贼”、“无知蛮民”，日军应“诛杀丑类，一个不留”；他还把朝鲜称作“野蛮国”，称朝鲜人是“软弱无廉耻的国民”，“无异于牛马猪犬”。

　　进化论不仅仅是弱肉强食，但在视邻国人民为“牛马猪犬”，“一个不留”的“脱亚论”者那里，进化论只剩下了弱肉强食。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从19世纪“进化”到20世纪，虽然已经从二战废墟上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这种羞于认可自己是亚洲国家的思想(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曾经中断)仍然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福泽谕吉的肖像，更是印在了日元的万元大钞上。1986年，日本右翼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出版《再见吧亚洲》一书，贬称亚洲其它国家是“垃圾场”，而日本则是耸立于其间的“巍峨大厦”。这比起杀气腾腾的原初的“脱亚论”，总算是温和了一些，“进化”了一些。

　　无法回避“回到亚洲”

　　不过，“脱亚论”从来不表示日本真的能离开亚洲。“脱亚”一方面是要在文明、制度上成为“西方国家”、“通商国家”，一方面是要在世界事务中像西方列强那样成为“殖民国家”和“霸权国家”。而无论是“通商”、“殖民”还是“霸权”，都必须以经略邻近的亚洲作为基础。所以，日本终究回避不了“回到亚洲”这一课题。

　　近代以来的日本也曾有过“脱欧入亚”的经历。由于一战后建立的华盛顿体系构成了西方列强联手制约日本的局面，日本在一战中趁火打劫所获得的权益被迫丢失了不少。一心投奔西方的日本对西方由失望到愤懑，于是在20世纪20～40年代，“脱欧入亚”的呼声逐渐压倒了“脱亚入欧”，川岛浪速、北一辉、头山满等“兴亚”或“泛亚”主义者，以“亚洲解放者”自居，组织了各种泛亚网络。“脱欧入亚”体现在国策上，便是发动太平洋战争，构筑“大东亚共荣圈”，把西方白人势力从亚洲赶出去。日军攻占新加坡后，日军大本营报道部公开宣称：“日本是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沭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然而当美国人麦克阿瑟成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之后，日本又开始了战后“脱亚入美”的历程。尽管美国人在日本上空扔下了两颗原子弹，但是功利至上的日本人很快就从美国核保护伞、日美安保体制和向美国输出战争特供商品中享受到“脱亚入美”的快乐。

　　在不断上升的亚洲和相对衰落的西方之间如何安身立命？功利的聪明的日本人很快又作出了战略调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日本逐渐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而扩大了与亚洲邻国的交往。1977年的“福田主义三原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表达了日本在保持日美同盟关系和强调作为“西方一员”的身份的前提下，部分地“回到亚洲”，以构建日本向世界政治经济大国迈进的腹地。

　　在日美关系方面，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要做“政治大国”的口号之后，开始构筑“不是追随美国的而是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日美关系”。90年代，日本的首相和政论家都开始公开对美国说“不”，继而日本的某位政治家与东南亚的某位政治家共同发出了“亚洲可以说不”这一“亚洲的声音”，反对美国从经济上到心灵上控制亚洲。恍惚间时光好像倒流到太平洋战争时期，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和“亚洲在文化上的联合”仿佛也原声重放了。不过“亚洲人对抗白人”这一关系模型，此时与彼时，从内容到形式上终究有了很大的不同。

　　“进出亚洲”

　　日本自近代以来的对外关系轨迹很像是一个椭圆，彻底地“脱亚”和彻底的“入亚”是椭圆上距离最远的两个点。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大致经历了脱亚入欧—脱欧入亚—脱亚入美—美亚并重4个阶段，其运行轨迹现在是向中间靠拢。这4个阶段的“出出进进”，是日本“进出亚洲”的一种含义。

　　日本“进出亚洲”的第二种含义，源于日本文部省1982年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书中把日本对中国等国家的侵略改写为“进出”，试图淡化日本的历史罪行，也制造了天大的国际笑话。2001年公开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中，所谓的“进出”亚洲被描写成是被迫之举；而“进出”亚洲的影响，也被赋予更多的正面意义：“虽然这些地区战前已有朝向独立的动向，但是其中日本军的南方进出也是加速亚洲独立的起因之一”。作为日本右翼史学的“扛鼎之作”，《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也坚称的“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如果没有大东亚战争，东南亚国家或许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忍受殖民统治”。

　　对侵略历史的认识成为二战后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中的两大矛盾之一(另一个是日本重整军备和突破和平宪法)。面对侵略历史傲慢而毫无悔过的诚意，使那些曾经被“皇军”“进出”过的亚洲国家，不能不对日本满怀愤怒和戒心。

　　当日本“进进出出”(第一种含义)亚洲并最终想“回到亚洲”的时候，其曾经粗暴地“进出(第二种含义)”亚洲邻国而毫无谢罪诚意的行状就成为日本“回到亚洲”的重大阻碍。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不信任感导致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逆裁军”，也曾导致日本在经济上的失败，如日本在亚洲组建日元集团方面的努力屡遭挫折。日本在东亚区域政治中的成绩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乏善可陈，以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竟然无法在自家门前的东亚地区充当政治领袖，提什么建议都应者寥寥。

　　修补“亚洲一员”的形象

　　为使自己看起来是一个“亚洲国家”，为了修补自己作为“亚洲一员”的原初形象，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努力，其中主要的手段是经济援助与经济合作。修补形象的原因主要有3个：①亚洲不断扩大的市场，对于日本来说，亚洲市场目前已经同欧美市场相当；②东南亚控制了日本的海上“经济生命线”(日本70%以上的进口原油从中东运往日本须经过马六甲海峡，从澳洲运往日本的矿物资源则需经过印尼海域)；③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首先必须重视亚洲国家的票源。

　　日本重返国际社会是在1956年加入联合国之后起步的。日本要重返国际社会，首先必须重返亚洲。为此1957年日本拿出巨资对东南亚国家进行“赔偿外交”，但同时规定必须用赔偿金购买日本的产品，这个粗鲁的聪明办法使日本从政治上到经济上都很快地回到了东南亚。

　　此后日本历任首相都注意通过经贸手段与亚洲近邻们搞好关系。“雁阵飞行”模式曾经带动了东亚地区的发展；日本与亚洲国家的产业、科技、贸易、投资合作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日本也曾拨款帮助东盟国家度过难关。对此东盟国家心中自然有数，于是2001年8月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东盟国家基本上没有作出激烈反应。

　　2001年11月小泉出席东盟“10+3”首脑会议时，向东盟领导人保证，尽管日本自己也面对经济困难，它仍会继续为东盟在艾滋病、开发湄公河等广泛的课题上提供协助，“日本非常重视东盟国家，并将继续通过我们的海外发展援助计划给予协助”。

　　不过，日本政府实行日元贬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对亚洲邻国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尽管日本政府认为日本经济如果不能走出危境，亚洲经济也不可能好转。当然，好的形象也不是仅仅靠金钱就能堆砌出来的，日本需要修补形象的地方还很多。对历史问题能否作出深刻反省，是一个大问题。蜂拥到台湾、泰国的日本“买春团”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最近，一本在日本出版的旅游读物《极乐台湾》描述台北、高雄是“买春天堂”，使台北的马英九“市长”大为震怒，他认为该书严重诋毁台北市的形象，并明显污辱台湾女性和“国家尊严”。马英九除提出强烈抗议外，还下令严厉打击日本“买春团”。明显地，无论台北市的风化情况究竟如何，《极乐台湾》中所透露出的对过去的殖民地的俯视、玩弄和鄙夷态度，与当年“脱亚论”的口吻是一脉相承的。

　　小结

　　考察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笔者试以“进进出出，修修补补”来作概括。

　　“进进出出”具有强烈的雄性特征。笔者认为在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中，前者强大而且善于强大、后者积弱待举地位长期被动，都是不可否认的现实。日本人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聪明还要聪明，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坚忍还要坚忍。日本人花了20多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委曲求全，克己奉公，团结自强，从战争废墟上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抛开历史积怨不说，日本民族确实是一个拥有诸多优良品质的民族，这也是日本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的根本原因。

　　日本维新志士高杉晋作来华考察，目睹中国在列强控制下天朝颜面尽失，赋诗表达其不屑和激昂的心情：“自许皇国刀锋锐，五大洲中可独行”。高杉在上海每有闻见，都联想起日本国事：“微身岂与西夷死，一片胆心净似霜。忽听炮声起回首，天皇所在是东方”。这种深忧祖国起而奋发的情形，与“大清帝国”被鸦片消磨掉血色的一张老脸形成鲜明的对比。清朝军队中上下都吸鸦片，大敌当前，军官还躺在床上吸鸦片，沪上名士王韬也是瘾君子。在上海进出口贸易额中，鸦片所占比重超过一半。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于19世纪80年代访华，将“烟毒”、“贪毒”、“六经毒”并称中国“三毒”。(请参阅一本关于日本人观察中国人的书──《“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冯天瑜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书中所辑录的是日本作者们所目睹的积弱腐朽的帝国病状，笔者却分明时时从书中触到了年轻的日本作者们苍鹰般的锐眼。)

　　当然，日本无论是在“脱亚”、“入亚”课题上的“进进出出”，还是在亚洲邻国虚弱发软的身体上“进进出出”，在邻国无力的抵抗中来回抽动，都带有强烈的自私和粗暴的印记。

　　“修修补补”的主角同样是日本，但它的特征却是与雄性相反。日本修补其因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掠夺、征服和种种野兽行为而完全损坏的形象，是从战后的50年代开始的。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修补显得断断续续、吞吞吐吐、水分不少。日本修补工作的重心，是要让亚洲邻国体会到日本愿意重返亚洲、关心亚洲，愿意为亚洲的发展作出贡献，这如同大街上流行的“XXX修补术”一样，重在修复日本“亚洲一员”的“原初状态”。

　　随着亚洲邻国们综合国力的增长，日本在亚洲纵横驰骋、“进进出出”的巅峰状态正逐渐消失，而迫使其认真修补形象的亚洲环境正在逐渐形成，日本和亚洲邻国都有各自的教训亟待汲取，但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建构一个普遍繁荣、互惠共存的21世纪新亚洲。

　　粤港澳新闻尽在广东新闻中心【广东睇真D】【情满珠江】改版设计大赛 短讯问答大赛

   闪烁短信--时尚至爱  动感短信--最佳祝福
      送祝福的话，给思念的人--新浪短信言语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