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创新”大幕拉开

　　本刊记者 赵义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发现，许多初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部族冲突、政变迭起、国家分裂的困境。他认为这些国家缺少了一个有足够权威的强大的政党。他甚至不无羡意地向这些国家推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斗转星移，当我们站在新世纪开端回望，“强大的政党”也已面目全非。苏共亡党已经10年，国民党在丢掉了总统之后随之又沦为立法院的少数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71年连续执政之后也黯然下台……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不断地被江泽民总书记提起，以为全党的告诫。在中国共产党又一个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到来的时候，可谓语重心长。

　　此时，人们定然想起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1992年对全党的郑重嘱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在不久前主持全国组织部长会议、部署“十六大”筹备工作的时候呼吁全党“不断深化对中共执政规律的认识”。

　　中共“十六大”注定要成为一个历史的拐点，因为“这是中国在新世纪的第一次全代会，对于开创新局面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突出的就是一个“新”字。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回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都是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改革浪潮也随之一浪高过一浪。“十二大”，经济建设确定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十三大”，确立100年都不动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十四大”，提出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告别计划经济；“十五大”解决了姓公姓私问题。“十六大”呢？

　　被舆论称作“智囊”撰写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列举了2002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七大趋势，首位就是“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将得到确立，执政党的创新将取得新的进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执政党的创新”。所以也有人据此认为，今年是中国的“政改年”。

　　创新首先是理论上的。虽然是理论创新，但它不是学术研究。政治家的理论创新从来都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活动。这从理论创新过程的巧妙布局可窥一二。最初是“四个重新认识”，然后是“三个代表”，最后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把社会其它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且明确宣布“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经过各地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之后，最后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以公报的形式正式确认这个创新的指导地位。

　　在这个背景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布置的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也提前问世。报告里最石破天惊的结论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联盟’”。外界认为，这个报告的出版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由此可见，创新的根本一点是不再以阶级或阶层出身人为地将优秀分子排斥在党外。历史也证明，一个政党能够多大程度上吸纳社会新兴势力是其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从理论创新的环环相扣、不可逆转来看，最关键的布局已经“轻舟已过”，其过程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

　　加强作风建设

　　随着“十六大”召开的临近，作风建设问题成了一个频频闪动的字眼。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袒露心迹：“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与腐败现象是格格不入的。那么，为什么在我们党内和社会上还会出现腐败现象呢？而且会那么顽固地存在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也一直是我深深思考的问题。”

　　“顽固”一词可以感觉到这个问题在总书记心中的分量。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作风一词绝非个人道德问题这样简单。一旦上升到全党作风建设这个高度，那可以判断是我们党面临着重大路线或方向问题需要调整纠正。当年延安整风清算的是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党内“左”倾组织和思想路线。今天，我们党以中央全会的名义郑重要求全党加强作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前瞻意味。

　　江泽民总书记一段透彻的论述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一些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他们甚至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谁也碰不得的私有财产，想方设法地要去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既得利益。这是十分危险的。”

　　黄苇町教授在《苏联共产党亡党十周年祭》中以一种彻骨、冷峻的笔法描述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公仆的蜕变”，平时的颂声齐扬与一旦有事时的群体冷漠形成令人愕然的反差。

　　现在的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执政的政党有像我们党这样大的调动全国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而我们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党组织不但在政治结构上具有类似政府行政部门的科层组织，而且科层化程度甚至比政府系统更高，其组织脉络延伸得更远。这样一个组织产生既得利益的危险性至少不能说很低。

　　既得利益问题还不仅堕落为党和人民的罪人这么简单。我们的改革已经不再是不花钱的改革了。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下岗职工的问题处理不好，就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为谋政绩，不顾地方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乱上项目，就可能延缓一个地方几年内的发展；做事官僚主义，不能够防微杜渐，一个地方就会出现江苏通州那样“标会”将65%以上的家庭卷进去的风波；甚至在入世后，地方给中央惹官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所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规定“省部级领导干部每年应至少抽出一个月时间，市(地)县党政领导干部每年要有两个月以上时间，深入基层调研”、“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要向中央报送调研材料和决策建议”也就不奇怪了。这样的硬性制度还会越来越多。因为，戳穿既得利益，最终要靠真相。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说，今年是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

　　内热外冷的人事变动

　　2001年省级官员有较大的人事变动，超过20名省级官员接受中央任命出任新职。有14个省、市、自治区在2001年内举行党代会。今年另外有17个省、市、自治区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除去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还有数十个省会城市，以及青岛、深圳、大连等副省级城市，也将在今年6月前举行党代会。一些地方市、县领导班子也要换届。

　　这次人事的频繁变动集中反映了克服两个不合理问题的努力：一是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级干部和省区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结构不甚合理，一是地、县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不合理。

　　一向比较苛刻的海外传媒也高度赞扬这次人事变动出现专家型、年轻化的主流，认为“中共正在培植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干部队伍”。

　　直到“十六大”之前，人事变动问题都会极度敏感，绝对外冷内热。《人民日报》社论告诫一些干部在进退留转之际要经受住考验，并且上升到党性的高度，甚至不惜渲染离退休后生活的丰富多彩和诗情画意来感染读者。

　　从目前干部人事制度的演进看，中央决心用一系列制度来约束领导干部: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制度、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和试用期制、领导干部任期制、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这些制度有助于我们真正挥别“官场”。

　　近几年制定的“三重一大”制度(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决定)经过一段时间检验，有望进一步制定细化的操作办法。

　　可以想像，干部队伍的调整为“执政党的创新”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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