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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巴师夏曾经在其名著《和谐经济论》中有如此精彩的描述：一个做粗重体力活的木匠，他清晨起床后穿衣、吃饭，而衣服和面包，并非他亲自生产的；他出门，而宽敞的道路和明亮的路灯也是他人辛苦劳作的成果;他需要将孩子送入学校，要到庄严肃穆的教堂祈祷，而他的孩子和他所获得的，是前人研究的智慧；若他要出远门，则更会享用他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等等一切可能减轻他旅途艰辛的设施和服务。社会为他，一个低微的木匠所提供的满足，和单凭一己之力的劳动所能得到的满足，两者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他一天 的消费如果单靠自己，恐怕1000年才能生产出来！“包括最卑微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在一天之内获得他本人在数百年中无法创造的享受，社会机制必然巧妙而强大，否则就不可能生产出如此奇特的结果。”
巴师夏将这一切归结为一种精巧的自然秩序，也许这体现了市场机制所需要的道德基础和法律框架，道德基础或者可谓之诚，“诚”是一种出自于内心的善意；法律框架或者可谓之信，“信”则是指一种外在的社会关系的属性。诚发于内而信形于外，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素就是诚信，大至国家宪法、政府政策，小至买卖合同、朋友相处，无不以信用为基础。如果将巴师夏的思辩用于中国，则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诚信可能是如何的图景呢？
你清晨起床穿衣，却惊讶地发现经过第一次水洗的衣服已经面目全非，成为一堆垃圾;我走进自由市场，小商贩用狐疑的眼光审视着你递过去的大钞，而你却怀疑那些碧绿的蔬菜是否含有致命的农药残留，那些红亮的肉是否注水；你驱车出门，每次过桥时内心一阵紧张，生怕路桥隐藏着阴险的“豆腐渣”威胁;你若生病住院，假医假药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假文凭、假学者，假官吏、假警察，假新闻、假统计、假合同，假政绩、假政策……试问中国何处无假？中国较之任何时候都更紧迫地呼唤诚信。
中国有些人的确在向远离诚信滑落，我们不乏一夜暴富的中国富翁传奇，这种暴富背后含有多少尔虞我诈？从牟其中到赖昌星，骗局无处不在。但这不是诚信沦丧的根本，看一看温州人就知道了，以前的温州生意人几乎是过街老鼠，而现在，温州商人的信用有口皆碑。更何况，乐崩礼坏本就不是小民所能为之，如果没有规范透明的法律框架，甚或连有待规范和有待“阳光化”的传统法律框架都没有得到有效维持，那么如何能够指望小民能够恪守诚信？“言不中，则民无以措手足”，没有外在的法律框架，仅仅有心中的道德律，岂能够维持草根的“诚信”？
中国有些企业的确在向远离诚信滑落，马克思当年则说资本家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敢跃入万丈深渊。消费者的“用钱投票”将遏制资本家们的冲动，游戏的结果有两种：如果政府制定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是合格的裁判，则不管你追逐利润的心情多么急迫，为了生存你将自愿或被迫恪守起码的契约精神；如果政府对企业的敲诈勒索熟视无睹，那么短期内将形成一个物欲横流的僵局，为了生存哪怕是清白的企业也不得不陷入沉沦的骗术中。自从2001年以来，骗局的破裂令人目瞪口呆。从亿安科技到银广夏，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从人们的视线中消逝，更令人发指的是：上亿的血汗钱被骗局吸走，但没有人对骗局负责，公司可以一关了之，人可以一走了之，结果行骗收益巨大，而成本则微不足道，这种“恐怖效应”泛滥成灾，行骗变成了一种“艺术”，厚黑之风日盛，一时间，小骗骗于股市，大骗骗于天下。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20多年时，中国如此迫切地呼唤诚信的回归？中国曾经有过诚信的年代吗？20年前，我们比现在更诚信吗？
在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奶酪的时候，我们没有纷争，于是有了路不拾遗的神话；当我们从梦中醒来，发现一无所有的自己，那一点点尊严，实际上掌控在赐予你奶酪的救世主时，我们将陷入困惑；当我们终于醒悟其实并没有从天而降的奶酪或者救世主时，一刹那间我们就如何分割奶酪的纷争顿现，并且有可能无法收拾。除非奶酪已经足够大，使得我们对奶酪的纷争已经变得无谓；除非如何分割奶酪的规则已经确立，在取舍与夺间有可信的规则。难道两手空空的空洞诚信，较之为摆脱两手空空而呼唤诚信来得更有趣味？
如此迫切地呼唤诚信实际上也许正是中国将跨进现代文明门槛的一种折射。
一切已经一目了然，诚信的缺失，其实质是我们没有分割奶酪的规则，企业和民众因为困惑于“谁拿走了我们的奶酪”，而陷入茫然，政府诚信的流失日甚，解民于倒悬的税费改革倏尔来倏尔逝；解救国有企业的成功宣言奇迹般诞生然后消褪；中国股市因黑幕重重而被戏虐地称为“赌场”加“屠场”凡此等等，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诚信缺失在何处？记得孔老夫子曾经说，为了守住诚信，可以放弃武力和威权，可以放弃食物和生命，但万不可放弃诚信。也曾经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其实也许是水载舟覆舟，国无信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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