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总是在每一年的冬天悄悄地来，无论是你不知不觉的一刻，还是大吃一惊的一刻，它都会穿越寒风，准时降临。2002年，这一刻，许个愿吧！

　　我们为自己许愿。为千千万万的你许愿。你是我们的读者，你是我们的朋友，愿你健康，快乐，进步。

　　我们为中国许愿。愿她“新新”向荣。

　　我们特别地用了两个“新”字。你可以当它是“崭新”、“新鲜”的形容词，也可以当它是“更新”、“创新”的动词。我们许愿，中国像一个“千岁之童”，怀着探索的好奇，带着创造的渴望，踏上新的改革里程。

　　中国曾经是世界发明创新的摇篮。但是，由于“居于世界中央”的优越感，自上而下的专制与干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所有权安排，以及对自由市场和民间经济活动保护的匮乏，使她在相当长时间变成了一个不图创新与学习的国家，终于渐渐落后了。260多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评论：“中国人只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沿用祖传的科学公式，而不究其精髓。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再设法改进和革新这些工具。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放弃维新的念头。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几乎已经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

　　在古老中国放弃变革的时候，以工业革命为标志，欧洲人创造出了现代的技术文明。现在人们已经公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开发并贯彻了一套人类交往的规则——它抑制了机会主义和权力的滥用。而这些规则的不断演化，完全是由于欧洲各国开放了贸易、旅行、移民和思想交流。这种开放性对于掌权者施加了系统的约束，逐渐演化出了私人产权、对政府垄断和私人垄断的抑制、法治以及民主的、受限制的政府。所有这些规则，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制度基石。

　　100多年来，无数以国家兴盛为使命的仁人志士，都在探索如何使那个穷困、保守、封闭、专制的“旧中国”变为“新中国”的道路。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代人都做出了他们的贡献，赋予了“中国”新的涵义，新的意义。他们的热血、勇气和创造力，推动着更新中国、创新中国的变革，构成了一个民族寻求复兴的动态的创造过程。

　　在中国弃旧图新的社会变迁中，最核心的激励因素，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制度的变革。这种制度变革的方向就是，让所有的创造能量无拘无束，让创造性的知识自由流动，尊重和保护创造者的权利，从而推动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吸引更多的专门人才去生产他人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虽然变革迄今远没有完成，但是它的威力已经让世界纷纷惊呼“中国的奇迹”。

　　德国的两位制度经济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在为他们的《制度经济学》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写到：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很少有一个国家的国民比中国人更多地遭受艰难、战争、骚乱和困苦。但在这一千年的最后几十年里，我们目睹了这一不幸趋势的转向。中国在赶超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进步应主要归功于中国人的机敏和勤劳，但也应归功于中国再次向外部世界开放了它的经济。中国经济体制中的这些基本变化将使发展新的、可信赖的制度变得必要。这种制度将适应新一代人的欲望和基本价值观。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任务之一。它可能比20年前所启动的四个现代化更艰巨，更难以把握，更富于挑战性，但从长期来看也更加重要。”

　　制度的现代化，将最终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合理延伸，也是全球化时代竞争的必然要求。随着中国入世，企业竞争、经济竞争背后的制度竞争，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迫切地显现出其重要性。而我们深信，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探索，已经为创造真正的制度变迁、实现中国的现代法治提供了基础。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写下了传世之作《少年中国说》，他断言“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100年过去，我们的心中依然有焦虑，依然有紧迫，但对于“新新中国，未来之国”的梦想，我们确信是再也不需要一个百年了。

　　“20世纪的100年，也是中国人民精神极大解放的100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北京说。

　　下一个100年，中国人的精神必将得到更大的解放，由此也必将孕育出一个更充满尊严的国度。祝福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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