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就这样毫无遮挡地降临在你的头上。

　　世界还会更加没有遮挡地降临在你的头上，因为中国加入世贸不仅仅是一个新闻，它将反映在你日常的每一步：你的结婚生子，你的衣食住行，你的薪水失业……

　　民族与世界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华勒斯坦2001年11月接受了台湾《天下》杂志的采访，在谈到美国的时候他说：“新自由主义激进派要说服大家，资本家所追求的全面自由—资金、产品全球流通的自由，对大家是有利的……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最不开放的市场，有各种标准、行政限制，但是美国却要求全球的其它市场要开放。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日常政治主题。”

　　而在早前的2月，日本的《读卖新闻》就刊登了《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夫妇的文章《美国的标准是万能的吗？》，他们说，美国在利用本国经济和媒体的巨大力量，使“美国制造”的意识形态实现商品化。

　　的确，美国的许多行为看起来实在让人气不打一处来：比如，它要求全球减少世界的废气排量，但是当《京都议定书》摆在它面前的时候，它却拒绝签字;美国要求全球裁军，却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一意孤行建立NMD，甚至把欧洲的盟友也晾在了一边；它大声地说要实现全球和解与和平，但是却偏听偏信地支持以色列。

　　透过这一系列的表现，其实美国人所做的一切，只有两个字：利益。华勒斯坦所说的美国是一个最不开放的市场，原因就在于美国要保护本国的市场，以实现它在海外市场利益的最大化。难道仅仅美国是这样的吗？欧盟在区域内实现经济一体化，但是走出这个范围，它们可以共同抵抗美国、抵抗亚洲;日本在谴责美国人市场盾牌意识太强的时候，自己却忙不迭地限制中国农产品的进入。

　　说到底，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以自我的利益为前提。在力图打开别人的市场的同时，要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的市场。

　　世贸组织或者全球化都打破不了这个僵局，最简单的道理是：世界的主要实体组织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的前提就是要保护和实现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现在所谓的跨国组织伤害民族政权的权威性等等担忧，毕竟还仅仅是一个停留于理论层面上的故事。

　　世贸组织与民族国家的对冲就在这里:它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谈判的过程、妥协的结果，而使所有的(民族)成员国能够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不可避免的世界商品与服务的交流。

　　所以，不必对世贸有太多的幻想，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来说，我们一样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必须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不自动地被翻译成保护主义，也不被翻译成保护既有的秩序或者既有的分配体系。

　　我很容易想起9·11的那天晚上，在黎巴嫩的大街上，许多人在欢呼、庆祝。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后来批评中国的年轻人：“在网上，一些年轻人发表了‘美国人遭报应了’或者等等类似的言论。这是与大国的年轻人的形象不相吻合的。”这些年轻人未来所要承担的是中国未来的大任，具有这样偏狭的民族观念，如何面对未来更加融合的世界？

　　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任的人，应该是具有世界主义观念的人，他同情这个世界上不幸的悲剧，并且把这种悲剧背负到自己的身上来。越开放的社会，越能够经历住挑战，也越能够在竞争之中处于优势；越是世界主义的民族，越能够在世界的论坛上获得声望，从而也更能够打破僵局，使自己在整体优化了的格局中获利。从根本上说，在世贸里，我们应当设想的并不是如何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企业，而是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和谈判，使之更加符合世界的利益，而我们自己也能够从中得到利益。

　　谁该是中心

　　21世纪开端的时候，各个国家都在争“中心”的地位：美国人说，我们要保持“21世纪是美国世纪”；欧洲人说，21世纪欧洲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日本人说，21世纪的希望在日本；亚洲人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中国人说，亚洲世纪的希望在中国。

　　而无论谁在说自己是中心，心里都有一个无可否认的企盼，那就是，尽管我是中心，我希望你的大门是向我敞开的。你越敞开，我就获利越多，我就越中心。在这诸多的争夺“中心”的一场乱战中，其实可以判断出来的恰恰是另外一个格局，谁都可能成不了中心。于是，大家在争夺的同时，又各自承认：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

　　然而问题又出来了：在每一个自称是中心的国家(或联合体)的基础上，实际上都有一个地域的范围在支撑这种论述。比如，美国自然是以环太平洋经济带为论述基础的，欧盟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经济联合体，日本和中国的表达都是在亚洲的基础上。

　　撇开其它的地域不说，究竟在亚洲，是以谁为中心？

　　在中国社科院孙歌先生一篇名为《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的文章中，他说道：“生活在20世纪的大部分东亚人(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几乎都被大国梦魇所缚，”“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来说，最难以理解的怕是江户日本人的‘华夷变态’之说和李氏朝鲜以中华正统自居的姿态。前者自称自己是‘中华’而清朝中国是‘夷’，后者则认为中华文明的正统不在它的发祥地而在朝鲜半岛。近代中国人似乎从未有过兴趣与邻居们争论到底谁更能代表‘中华’，不用说历史上以宗主国自居时的心态，即使在国民国家的框架里，‘谁是中华’的问题也只能引起国人一笑，不仅仅因为它的越俎代庖性格，更是因为伴随着实体性地理感觉的大国心态和不伴随这种地理感觉的‘经济大国’心态，这二者间是不能简单地以‘大’为名划等号的。尽管高科技思维今天正在瓦解实体存在的意义，我们似乎还没有达到看轻地理边界的地步。”

　　中国人或者亚洲人都期望能在新的世纪里对抗甚至瓦解西方在上个世纪所构建的经济政治秩序，但是，以一种新的中心来代替一种旧的中心，是否就是惟一能够得到的结论？或者，我们仍然延续上个世纪或者上上个世纪的思维模式，继续构筑我们在亚洲或者至少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能够获得多少的成效？也许可以说我天真，但是一个没有中心的亚洲，或者没有中心的世界，只有规则和谈判的过程，是不是能够更加地令人放心？

　　后现代的迷境

　　后现代是一个勾人心魄的词语，它最少传达了几种观念：时髦、先进、时代感强。

　　都市的产生、物质的丰富和思考的多元，尤其当西方有人宣称已经进入了“后后现代时期”之后，中国进入后现代时期似乎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命题。后现代有一些基本的标签，比如，存在主义、先锋派、颓废、女权主义等等。它自然也有着一些基本的精神状态或者方式：比如，生存的无意义、以身体对抗社会、呕吐、嚎叫摇滚、抗拒所有威权……

　　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所遭遇的信仰迷失和道德困境，他们真正地进入了都市，进入了“黄天已死，苍天未立”的状态。

　　但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困境是什么？我以为并不是后现代的困境。后现代来源于几个最基本的现实：中产阶级主流观念的形成、工业文明充分发达和商业社会的基本完善。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西方的知识分子被现代文明所强暴的后果。但是，中国的现状是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9亿农民的城市化。只有当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工人之后，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才算建构起来；

　　中产阶级地位的确立。现在中国的确有大批量具有中产阶级收入的人群。但是收入并不代表着一切，只有当相应的责、权、利与这个阶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有所谓的社会思想的确立，而只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确立之后，才有形成一定规模的思想对抗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形成后现代的困境的境遇；

　　贫富分化的相对平衡。社会实现基本的公正与分配体系的平衡，稳定的格局形成，社会变成一波死水，文化异端分子才开始冲撞现成秩序、寻求新出路的历程。

　　在工业文明仍然处在起步的边缘的时刻，谈什么后现代困境呢？……

　　不管怎样，这个世界就突如其来地掉在你头上，猝不及防。如果你没有准备足够大的盘子，它会把你砸死;但是如果本来心里就装着它呢，不用盘子，你也能兜得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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