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公民？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会遭到耻笑。一个人取得公民身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来自于自然状况与不假思索的。

　　这当然显得与我们努力了20年所取得的世贸成员的资格不同，因为努力就意味着痛苦、挣扎、辛勤、汗水、泪水等一些类光荣的名词。

　　但是，自然取得的是否就意味着自然成熟的呢？就好像我们的问题：谁是公民，更确切的应该是：谁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面临着世贸组织堆积成山的规则，面临着中国迫在眉睫的社会变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每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公民都规定了义务和责任范围。但是，有些东西，并不写在宪法或者法律里。

　　美国往事

　　2001年第4季度，狂乱的美国。无论阿拉伯裔美国人如何地低调，如何地避免尽量少地在公众场合露面，他们仍然成为大大小小的袭击的目标：他们在大中小学中受到骚扰，被踢出航班，清真寺遭到袭击。

　　这不是最严重的。令人更加担忧的是，美国政府在“9·11”之后无故扣押了1100人，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们当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被指控与袭击世贸大厦或五角大楼有关。

　　动乱或者战争的年代是政府狂欢的年代，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公民容易被一些轻易的概念所煽动，例如爱国、例如复仇、例如正义。而在公民的情绪被煽动起来之后，政府就更加容易地随着战争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布什政府就毫不客气地逮住了这个机会。

　　无故扣押就是一个前兆。当然，布什政府在这么干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铺垫。因为美国公民毕竟不是一个那么容易被欺骗的人群。布什声称在这样一个时期，宗教或种族宽容空前的重要，然后频频会见穆斯林宗教领袖。而大肆扣押的同时，他和他的司法部长宣称其中有一些人被怀疑是阿尔-伊达的成员。

　　然而恐惧并不发生在扣押本身，而是扣押之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举动。首先，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拒绝对媒介透露被扣押者的姓名和身份。

　　接着，美国政府的手伸向了司法程序。按照美国法律的惯例，嫌疑犯有权利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自己的律师做充分的交流。这可以说是律师的特权，美国人习惯于此，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律师才能充分地为嫌疑犯辩护，而不至于使陪审团在没有听取足够的证据下对嫌疑犯做出匆忙的判决。而阿什克罗夫特发布了一道命令，宣布官方将有权监督律师与“联邦嫌疑犯”之间的交流。

　　联邦政府随即又取得了讯问权。他们将询问5000名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学生。这一做法被攻击为“调查种族背景”。

　　对司法干涉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1月13日，布什政府发布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特别军事法庭，用以审判“外国恐怖分子嫌疑犯”。这个法庭将不再保证他们的指控是正确的，也不允许被告自己选择律师，没有任何保证听证会公开或秘密的准则，被告也不准上诉。裁决(包括死刑)是由军事法庭自己选择的陪审团以2/3比例以上通过的。

　　美国的法庭系统曾经提出异议，认为日常法院系统是有能力处理涉及到恐怖主义的案子，明显的例子是他们在1993年的世贸大厦爆炸案和1998年美国东非大使馆的爆炸案中都有成功的先例。但是，布什政府说：现在是战时，而日常法院的系统是不符合战时审判的需要的，日常是个例，而战时是大量。

　　美国的立法系统同时也在退却。国会通过了一个法令，授权情报系统扩大它们的政府监督权力，允许他们提高监听移动科技水平，允许它们开始“监听”电子邮件。

　　布什政府的以上行动显然都是在堂而皇之的理由下进行的：美国受到外来战争的威胁，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或者国家安全，政府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对付非常的敌人。

　　然而，悄然被置换的概念就在于这里了：公民的安全与国家安全。

　　国家机器有自己本身行动的逻辑，它自身有着不可遏止的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欲望。国家每前进一步，公民就往后退一步。今后，同样在国家安全的理由下，政府可不可以要求公民允许秘密逮捕？秘密处决？允许审问了阿拉伯裔美国人，允不允许审问亚裔美国人—别忘了，亚洲也有类似猛虎组织、阿布沙耶夫这样的恐怖组织？允不允许审问纯正美国人—也有美国的极端民兵组织，像麦克维这样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位德国神父忏悔道：“当他们来抓工会组织者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反正我不是工会的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反正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反正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不是一个神父的忏悔，这是一个公民的忏悔。因为，当国家机器以正义的名义扩张自己的权力的时候，公民有义务“站出来反对”。国家的扩张逻辑是无穷的，没有边界的。而公民的一个重要义务和责任，就是将国家限制在既定的范围之内。美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要义，也就在于防止国家的权力过分膨胀，以至于侵吞了公民的权利。

　　美国公民在此时的堕落却显得分外地醒目：因为他们有过足够的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时的总统罗斯福为了解决国内的困境和国际上的战争，实行了一系列强总统和强联邦政府的措施。这些措施不断地在其后继任的总统身上得到强化。到了1972年，把自己看成了是“全民总统”(也就是超越了自己所在的党派，而成为全民支持的政治人物)的尼克松，终于难以自制地进行了一些违宪的行动—从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过渡到扩张个人权力。“水门事件”使美国公民对政府的权欲有了充分的认识，于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一系列法律行动由此展开。

　　同样是由战争开始的。美国公民难道在期待另外一次“水门事件”吗？在这个领域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早就说过：“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那时候的国王，就是现在的国家。

　　该谁买单了？

　　国家之“进”与公民之“退”，“相得益彰”。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看似悖论的难题：公民的安全必然要依靠国家来保障，而公民另一方面却要限制国家的延伸。

　　似乎到了经济领域仍然如此：一方面，公民希望能够从国家那里获得发展的资源；另一方面，公民却希望国家不要干涉自己的事务？这是不是有点“上楼抽梯”的味道？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国家的位置是限于“公共领域”，而私人领域的事情，是公民自己的责任。如果公民真的不愿意让国家进的话，那么，该自己“买单”的时候，就必须自己“买单”。

　　美国学者保罗·海纳曾经讲过一个寓言：一个英明的君主发现电影对于提升公民的灵魂具有重要的作用，于是发布一道命令，由国家全面接管电影院，所有的人免费入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看电影变成了可怕的经历。”电影院成了巨大的娱乐场，小孩们争奇斗艳，成年人吆三喝四，妇女们笑语欢声，流氓们打架斗殴。

　　你敢否认自己有搭便车免费看电影的欲望吗？但是，不付钱的结果就是谁也看不成电影。

　　你希望高速公路由政府出钱修建给你白用吗？最后，必然是拥挤到谁的车也开不动。

　　这不是惟一的领域，你希望政府出钱来教育你的孩子吗？那你要忍受政府分配工作的不平等；你希望政府出钱给你出书吗？那你要忍受政府的审查。这是符合逻辑过程的。

　　所以，要成为一个能够防御国家“进”的公民，他(或她)的前提是一个“自治”的公民。所谓的“自治的公民”，美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说：“公民在政治秩序中的位置与作用首先是在基层组织和利益群体内构造初级秩序，它基于日常生活的人类互动关系模式。使人民保有对治理自己个人事务的基本权利，其基本原则是认为每个人‘在判断自己的个人利益方面是惟一最好的，除非他们损害公益或者公益需要他的帮助’。”

　　社会职能分工的细化，最好地限制了政府的进。西方的一些政客，频频慨叹国家的角色愈来愈弱，恰恰是政府的多数职能，开始被公民社会中的一些团体、利益集团、公司、社团等民间组织所替代。公民自我承担的角色越多，政府的干预能力就愈弱。

　　反全球化运动中的一个强音，就是跨国公司的权力已经凌驾于民族政府的权力之上。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对于一切权力的过度扩张，公民都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但至少这个现实可以说明，民间的力量是足以抵抗国王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公共领域之外的公民自治，也是避免国家负担过重，导致谁也没饭吃的结果。

　　所以，你想看一场不被干扰的电影，请你自己买单入场。这也是你的公民责任之一。

　　珍珠港的遗产

　　这是12月7日《今日美国》的社论。那天是日本袭击珍珠港60周年纪念。可是，社论却说：“日裔美国人知道受伤后的仇恨治愈得如此之缓慢。到今天为止，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在12月7日这天呆在家里，因为害怕受到暴力的侵害。珍珠港60周年纪念是一个哀悼逝者、彰扬勇者的时刻。它同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知道美国的价值可以是多么地错误。而今天，当我们又遇到穆斯林的时候，这些日裔美国人可以为我们作证，我们的价值也可以是多么地正确。”

　　它所指的错误，是1942年，美国政府将11万日裔美国人关进了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而2001年的这一天，一群日裔美国人拜访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清真寺，为了两个目的：记忆美国那个羞辱的时刻；告诉穆斯林，这样的悲剧不会在未来的美国出现。

　　1942年的美国人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将带有日本血统的人统统囚禁起来，按照布什政府的逻辑：战时。政府不会忏悔，但是公民却会忏悔。正是因为由于战时所煽动起来的狂热情绪，使美国的公民纵容甚至推动了美国政府采取了那样非人道的一个政策。看起来是民主所结果的，实际上是“暴民政治”所结果的。

　　这样的暴民政治在上个世纪发生了太多：有印巴分治时的宗教大屠杀，有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宗族大屠杀，有印尼对华人的屠杀……当然，历史上最经典的，无过于耶稣的殉难：当他在各他受难的时候，总督彼拉多三次要释放他，却都被狂躁的民众反对了。

　　法律自有法律的精神，法律自有法律的逻辑。如果一部法律得以在社会上施行，那么公民就必须要跟着它的逻辑走。美国的禁酒令从来就不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法令，但是仍然有执法者为之愿意付出生命，因为那就是法律的逻辑和它的尊严之所在。

　　所谓的“民愤极大”，就是一种典型的暴民政治，它完全抛弃了法律本身的逻辑，而以人为的力量随意地篡改了它的逻辑。

　　对于这样的作为，曾否有一个成为“民愤”中的一“民”，有过忏悔？有过反省？

　　忏悔，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防范自己再成为“暴民”的可能性。

　　努力获得的世贸组织成员资格，和不努力获得的公民身份，具有同样艰辛的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只有你能够像一个公民那样，才能与你所盼望、所赞颂的“世贸新天地”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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