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人：夜读春秋

　　有时，过于注重细节，反而会一叶障目，国有股减持也是这样，过于注重方法的设计，反而往往会迷失于技术操作层面，而忽略了从全局角度去把握其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回顾国有股减持的历史，无论是定向配售，还是回购，以及刚刚被叫停的发行搭售，都是由国家先拟定一个框框，各上市公司努力往里去套；日前证监会公开征集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做法，其实质仍然是由国家圈定一种或几种方法，各上市公司继续往里去套，按照规定执行，只是在方案确定之前多了一道集思广益的手续而已。细节的决策程序变了，但运作体制始终未变。

　　如果跳出这一樊篱来俯瞰，可以发现追求方法的统一也许并非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现在市场对国有股减持的各种观点和设计方案已经林林总总，其间见仁见智，很难说哪一种方法百病包治，哪一种方法一无是处。但体制却是只能颁布一套规则，大家统一照此执行，好比许多人一起应征过独木桥，但只允许一个符合条件的人过去，这样一来，方案再多，也只不过徒增了热闹气氛，最后大部分都得束之高阁。这何尝不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即使被选中的那个过桥的人，或被选中的那套方案，仍然是谁也不敢保证能够彻底解决所有难题，能够让大家都满意。这就使人更困惑了。况且，国有股减持实际上是国家与市场的利益再分配，那么做为当事人的一方而独占决策的生杀大权，似乎也存在有失公平之嫌。

　　不可否认，国有股减持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涉及到的层面太多，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很难用一种标准方法去一次性调和。既然如此，为什么复杂的事情一定要用一种简单划一的方法来解决呢？为什么不能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让挤在岸边想过河的人不再只能过那座独木桥，想游泳泅渡也行，想驾舟摆渡也行，想乘索道滑渡也行，甚至买架飞机飞渡也行，反正过河才是目的嘛！这就给我们一种启示：与其纠缠于方法的设计和讨论而昏头胀脑，不如把方法的选择权推出去，我只保留对我自身利益是否有损的审查权，无论什么样的方法，只要我的利益在其中有所体现，就可以实施——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个意思是说，国家是否可以从国有股减持的体制改革层面入手，实行放权机制，把减持的具体操作方案设计权交给各行业主管部门如信息产业部、外经贸部和内贸部，或者交给各地方政府，乃至直接交给各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持有单位，只要是对国有股权具有管辖职能的部门或企业，国家都可以给予设计操作方案的授权，你觉得哪种方案适合你的具体情况，可以有效调节你所面临的具体矛盾，报上来就是，由国家来综合权衡是否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是否会对整个市场或整个经济形势造成不利影响。如果是，退回去，你再修改；如果不是，好，批准了，你去实施吧。

　　这样一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口打开了，封闭式变成了开放式，市场的智力资源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放，效率自然会提高，也许一些以前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阻力，至此竟能迎刃而解了。

　　当然，这种办法还是会遇到两个老问题，一是国家认可了，但市场是否能接受；二是面对各种各样的设计方案，国家到底该以何种标准来决定取舍。我们说，还是要以开放式的思维来应对。

　　首先，归根结底，国有股减持是国家与市场的利益再分配问题，所以，如果国家总是单方面把持着生杀大权，自然总得担心市场能否接受，不如双方坐下来平等以待，你说说你的理由，我说说我的理由，然后大家一起投票表决。这个意思是，国家把审批权也有限度地放开，引进一部分市场人士共同参与生杀大权的决策，两大利益主体一起组成一个专门负责审查国有股减持方案的职能组织，大家各为其主，各尽其职，国有资产的代表自然会更多地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角度来考虑，而市场方面的代表也理所当然会从市场的利益去考虑，双方调和的结果，市场能否接受这种担心也就不复存在了。

　　另外，既然说国有股减持是一种利益再分配，那么核心的问题还是价格。虽然国有股减持的复杂之处还表现在因其规模过大而导致的一旦全部流通会对市场造成巨大压力，但是只要价格合适，应该说再大规模的生意总归会有人去做的，这就既需要认识到零售价与批发价的区别，采取小额购买价格上浮、大宗批发价格从优的让利销售策略，同时市场也是由各种微观利益主体组成的，谁也别想独家垄断，不大可能在价格合理的基础上产生市场一致拒绝购买、坚壁清野的现象。有人认为国有股流通是商品供应严重过剩，价格太高了，实在买不起，但总是会有大买主存在，只要价格符合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让他认为有利可图，生意就能够做成。所以说，什么是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取舍标准？实际上很简单，价格。

　　总结一下，关于国有股减持，我们的建议是：

　　其一，抛弃方法唯一论，让各个国有股权管理单位都有设计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减持方案权利。应该相信，他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既会充分考虑自己的利益，从而使国有资产权益得到一定保障，也会考虑市场的反应，使方案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如果国家对这些管家不放心，也可以在减持所获资金的使用上设定一个分帐比例，即国家拿多少，管家拿多少，以此来遏制管家们的地方利益主义，更大限度激发他们的大局观。

　　其二，国家让出减持方案的部分审批权力，让市场也相对平等的参与进来，共同掌握生杀大权。实际上，方法多样化了，更需要考虑市场的接受能力，暂且抛开地位不平等的公平原则不谈，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因素，很难在面对林林总总的不同方案时充分考虑市场的利益，也很难从专业角度对每种方案的利弊都做出客观判断，所以，引进市场方面共同参与决策，既是公平原则的需要，也是专业和客观评判的需要。

　　其三，减持价格是判断一个方案能否实施的核心问题。国家要树立让利意识，多从批发的角度来考虑价格适当下调的合理性，市场也不要谈虎色变，培养商业头脑，多从价格方面来评价这笔生意是否可做。在拟定减持方案阶段，也多从目标客户群角度来细分一下买方市场，从而有针对性地制订符合那些潜在目标买家的方案，避免无视市场状况闭门造车，或者既考虑个人消费者、又考虑机构消费者，还舍不得放弃集团消费者，最终哪类消费者都不买帐的竹篮打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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