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欧洲统一进程的不断加速，欧洲各主要政党都不约而同地遇到了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自己政策纲领的重大问题，以便能够在剧烈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做到与时俱进，求实创新。

　　在欧洲，提及左派，人们习惯上总是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联系在一起。实事求是地讲，社会民主党应是最早感到全球化对自己产生影响和冲击最大的政党。众所周知，欧洲左派政党一度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经历了黄金发展时期，进入70年代末期之后，这些政党在各国的选举中纷纷中箭落马。一些有影响的政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野长达十几年之久，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如何图强振兴一直是各党激烈辩论的主题。进入90年代后，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中青年政治家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脱颖而出。他们辩论的核心是：针对全球化的冲击，左派应该用什么样的政治代替传统左派的社会民主思想和右派的自由市场思想。他们由此而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念被逐渐地冠之以“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认为，针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进步左派”要跨越左右之间的传统分歧，实现“现代社会民主的复兴与成功”，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如布莱尔在《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书中强调指出：“第三条道路”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把它应用于全球社会和经济的根本变革之中，而且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因而它要求既要突破旧左派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观念，又要突破新右派倡导的那种狭隘的个人主义、相信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放任自由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则以所谓“新中间”为旗帜，强调有用的就是正确的实用主义，“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对当前起作用的东西感兴趣”。意大利左民党总理达莱马也说，左派“对国有化或者国家干预经济不感兴趣。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欧洲需要一个开放的、有活力的、有竞争力的经济。这是维持一个团结互助的社会的前提。假如社会制度因为过于花钱而阻碍经济保持竞争和活力，那么它们就会自行灭亡”。

　　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布莱尔的智囊安东尼·吉登斯系统分析了第三条道路与传统的左右之间的差异：关于政治，老左派与老右派以阶级划分为基础，而“第三条道路”建立的则是左右之间界限模糊的新联盟。关于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老左派试图夸大国家的力量；老右派则竭力缩小之；而“第三条道路”则主张在各个层面上重构政府，弥补缺陷，扩大民主。关于市民社会，老左派怀疑它，认为它降低了国家的作用；老右派则认为，只要国家不过多地干预，市民社会就会得以蓬勃发展；而“第三条道路”则既珍视市民社会的作用，但又同时认为只有国家才能有效地促使其作用的发挥。关于经济，老左派赞成混合经济，以使资本主义人道化；老右派则竭力吹捧市场；而“第三条道路”却赞成“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强调的重点不是所有制，而是竞争与规则。关于福利国家，老左派欢迎福利国家，把它看作是进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老右派则仇视它，把它看作是魔鬼；而“第三条道路”的目标是把福利国家改造为“社会投资国家”，把在公益事业上的花钱转为“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资。关于全球秩序，老左派根本没有全球理论，只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新右派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则是要反对一切战争；而“第三条道路”认为，我们已不再生活在两极世界里，国家已失去敌人，面对的只是危险。

　　在这一思想的支配和影响下，英国工党于199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98年施罗德先后上台执政。于是，在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中，欧洲4个经济大国(英、德、法、意)出现了中左政治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与此同时，欧盟15个国家中一度出现13个中左政府，以至一些政治家和记者把当时欧洲的政治局面描述为“粉红色的十月”。2001年5月，英国布莱尔再次以高选票蝉联首相职务，他对此更加踌躇满志，认为这进一步表明第三条道路的治国方针得到了选民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条道路”理论出笼不久，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当然对其反应也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必须肯定的是，它反映出面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传统的思想和方法已经失效，新的现实要求各国政府和政党必须采取新思维，探索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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