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许多值得纪念的日子，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正属于此类。

　　世界贸易组织(WTO)脱胎于关贸总协定(GATT)，其目的是建立起一个自由、公平、公正的多国贸易体系，实现繁荣、安全和负责任的经济世界的最终目标。WTO的核心是贸易—贸易是因社会分工而产生的，因时代推进其形态也不断进化。

　　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社会在精神上摆脱了桎梏，科学技术、工业革命随之而至。生产效率迅速提高，分工高度精细，人们必须通过贸易来维持生存需求。于是，贸易成为维系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纽带。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家的形态也日趋成熟，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亦使得关税成为贸易成本中必然的一部分。这使得取消关税和贸易自由成为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必然要求，当这种要求不能实现时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战争。

　　东西方第一次正面的对话就是此类战争。

　　对于近代中国160多年的历史来说，文明的“冲击—回应”更多带来的是骤然的、非自愿的被动开放。于是，在之后的岁月中，错愕、惊讶、屈辱、自责、自卑、发奋等情绪总是挥之不去。

　　被迫开放80年之后，中国人在精神层面最大的收获才开始到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意识形态的开放，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核心的文化自我更新。开放意识之强烈，甚至最终使中国选择了当时在西方社会最为前卫的社会主义理念。并且，中国人在此理论的基础上成功地缔造了自己的共和国。

　　五四运动60年后，中国再次选择了改革开放，自主自愿的。而2001年的入世则是中国走向全球化、与现代文明全面接轨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法与权

　　虽然WTO的原则是贸易自由，中国亦希望从贸易自由中获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它带给中国最具根本性的是法制精神。

　　与关贸总协定不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并不是自动适用于其成员国家，成员国必须把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条款转化成自己的“国内法”，再按“国内法”来实施。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边谈判结束以后，中国政府就开始了加入WTO的准备工作，而工作的重点，就是清理、修订、废除不计其数的与WTO冲突的法律、法规及各种红头文件。这被认为是中国自清末以来最大的“变法运动”。

　　这个过程经典地反映了中国多年来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宏观的国家管理到具体的社会组织管理，都是由权力强大的政府自上而下通过法律或行政的方式来推动，包括加入WTO。

　　因此，加入WTO后，最大的挑战不是对某一行业的挑战，实则是对政府的挑战，是对2000多年历史以来形成的社会运行机制的挑战。

　　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原罪”意识这一根本出发点之上，因而有重物质，重法制，重理性，重民主的特质；长期贯穿其社会的运行机制是以契约为核心的宪政精神。而以“性本善”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精神，重道德，重感性，重权力。东西方在制度层次以及精神层面的相悖为此后全球化的接触埋下了许多伏笔。

　　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德先生、赛先生”的观念，但因法的机制没有建立，民主的意识就不能得到保证;而对于科学，我们的接受程度亦仅及于科研以及与物质发生关系的层次;至于生活、工作的大多数行为，并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精神，如同法制、民主一样，它也是一种习惯。

　　从修法的内容来看，它将完善中国原有的法律体系，修正社会的权力分配方式，从而改变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而从文化角度看，只有制度层次的对接成功，才能说中国与现代文明真正接轨。

　　　挑战来自心中

　　如果说入世后的中国首先面对的主题仍然集中在权力分配的重新调整，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市场秩序的重新建立上;那么几年后的进程会进展到更加微观的层次，如企业内部的管理，一批真正适应WTO规则的民族化企业将诞生。

　　现代交通、信息技术的提升已经使主权国家的自然疆域变得非常模糊，WTO的深入化将使得更深一层的经济边界得到拆除。在未来，国家的概念将相对模糊，跨国企业的概念将会突出。

　　在这个层面上，国际竞争的主体不但是企业，更是企业的文化，即企业竞争过程中所信奉及执行的真实的价值观。

　　盘点一下近10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史，多少地会影响到我们的自信心。中国企业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光怪陆离的泡沫一部分来自于客观原因，但亦更深地根植于企业的价值观。

　　因此，WTO后中国企业家将面临着更为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但是来自于外部市场，更来自于心中，来自于自己都难以触摸的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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