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靳丽萍/文

　　深圳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兴亡，以及它所存身的土壤

　　中天勤还活着，可它已经死了。

　　因涉及银广夏利润造假案(参见《财经》2001年8月号封面文章《银广夏陷阱》)，这家审计最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会计师事务所在9月以后实际上已经解体。

　　刘加荣和徐林文名列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16名合伙人之列，他们在严重失实的银广夏1999年度及2000年度财务报表上签署了“无保留意见”，就此断送了自己乃至中天勤的前程。“这两个人永远出局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李勇告诉《财经》。财政部亦早已于9月初宣布，拟吊销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加荣、徐林文的注册会计师资格；吊销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资格，并会同证监会吊销其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同时，将追究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责任。

　　市场上几乎每天都传来中天勤的上市公司客户们解除与其财务报表审计业务关系，另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缔约的消息。熟悉业内情况的人们知道，带走这些客户的，其实正主要是中天勤的骨干乃至合伙人们。《财经》了解到，除刘加荣、徐林文因可能受到检控而不得自由外，其他中天勤的合伙人们差不多均已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确保了一席之地。在上市公司审计市场上，客户资源仿佛注册会计师们的私产。随着会计师们散去，中天勤庞大的上市公司客户名单(超过60家)亦将很快一家不剩——这是告别中天勤的最后一幕午夜狂奔。

　　中天勤在去年刚刚由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和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而来，拥有320名员工、近百名注册会计师、超过60家上市公司客户，年均业务收入超过6000万元，在深圳排名第一，全国位列五强。它在登上顶峰之时崩塌，只是因为一个银广夏偶然事件吗？而且，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造就了中天勤呢？----在它的历史走向终结之时，《财经》南下深圳，细访中天勤员工、深圳注册会计师行业及其他知情人士，中天勤走向末路的必然性于是浮现出来。

　　上篇

　　刘加荣、徐林文

　　重大过失还是通同作弊?

　　记者从中注协获得的最新消息是：财政部、证监会、中注协联手对中天勤进行专项调查后，完成一份包含六大内容的调查报告，报告已移交司法机关。

　　调查报告认为，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加荣和徐林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存在“重大过失”，造成过失的原因是“根本没有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

　　报告举例说明，一份审计工作底稿按规定要经主审会计师、项目经理、合伙人三级复核，才能形成审计报告并签字，有的会计师事务所甚至还由技术标准部门最后把关，形成四级审核。但在银广夏审计中，中天勤只进行了两级复核。

　　此外，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天津广夏(银广夏旗下子公司、利润造假案直接工具)应收账款进行函证时，将所有询证函交由公司发出，未要求公司的债务人将回函直接寄达会计师事务所，而是由公司交给签字注册会计师；而实施函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被函证者的选择、询证函的编制和寄发以及回函保持控制，这是注册会计师的一项基本常识，中天勤却未能做到。作为该项目的主审会计师，刘加荣本应复核工作底稿，却未能“认真履行”；另一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徐林文，则根本没到过银广夏上市公司现场。

　　报告还揭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银广夏核心业务天津广夏的具体审计人，竟然由两名助理审计员担任，他们不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不仅不具备专业的审计功底，也缺乏外贸知识。

　　刘加荣、徐林文是否与银广夏串通造假？对于这个关键问题，调查报告没有作结论。中注协秘书长李勇告诉《财经》：“目前还没有通同作弊的证据。”他又说，“如果是通同作弊，他们可能要被判刑。”

　　报告确认的部分是：银广夏2000年虚增利润56704万元，1999年虚增利润17782万元，1998年虚增利润1776万元，三年合计76262万元。这已经超出了《银广夏陷阱》一文的估计。

　　挽救天勤

　　中天勤已是两座空营，所有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

　　在深圳，中天勤已是一座，准确地说是两座空营——中天勤虽然在一年前已由中天和天勤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合二为一，并于2000年12月21日领取了深圳市财政局颁发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但一直是两块牌子、两处办公。

　　中天勤的中天部分地处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爱华大厦，天勤部分地处蛇口招商大厦，两地相距甚远，盖一个章来回车程都要40分钟。为业务方便，中天勤刻了两枚业务专业公章，天勤持业务专用章1，中天持业务专用章2。

　　9月7日，财政部拟处罚中天勤的决定公布后，中天勤首席合伙人章为纲(原天勤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和主任会计师蒋贤山(原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立刻召开了一个全体大会。据与会者描述，两人在会上不满地说，“股市大乱是国有股减持搅局，却怪在银广夏的头上；上市公司源头造假，却要拿我们问罪。”随即安抚员工，“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到10月中旬，中天勤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两名合伙人的口气已经大变，他们表示将“设法挽救天勤”，“通过更名让它再独立出来”。刘加荣和徐林文均是原中天的合伙人，在天勤方面看来，甫一合并便遭此无妄之灾，实在是冤枉。

　　挽救天勤的努力显然以失败告终。10月29日，中天勤员工在《深圳商报》A2版中缝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看到如下公告：“天勤事务所合伙人宣布撤所。”虽然这本来只是中天与天勤合并的未完成手续，但此时此刻，天勤撤所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11月9日，中天勤员工接到回所通知，等待他们的是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包括注册会计师在内的所有员工被合伙人们要求马上签字，三天内离所，20天内与中天勤脱离一切关系。

　　目前，分处福田和蛇口两座大厦里的中天勤办公室已人去楼空，只有四名后勤人员留守，他们分别是办公部主任、会计、出纳和司机，在协助司法机关完成最后的审查程序后，也将各奔东西。

　　前事：“中华”崛起

　　10年的长足发展，使深圳中华累积下一笔巨大的家产

　　无论是原中天会计师事务所还是原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在深圳注册会计师业界的地位均可以说是龙头老大，不仅业务量排名第一第二，而且建所的时间也属最早的一批。

　　中天的前身是深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1986年12月4日。天勤的前身是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1984年4月26日。与当时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一样，两家都是由政府部门所办，深圳中华的主管部门是当时的电子工业部，蛇口中华的主管部门是当时的交通部。

　　深圳中华的首任所长也系政府官员出身，是电子工业部财务司综合处处长朱震昌。据朱震昌回忆，深圳中华筹备时寥寥几人，开业时不过18人，职工都住在筒子楼里，条件相当艰苦。但三年后，深圳中华就成为深圳市“最赚钱”的会计师事务所，职工工资年年涨，每年假期还享受出国游。1993年，深圳中华以2000万元的业务收入位居全国第一；第二年，经财政部批准，深圳中华与浩华国际会计公司(世界十大会计公司之一)合作，成为全国第一家国际会计事务所的成员所。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深圳中华第一次接触到银广夏项目。项目是朱震昌本人接的，当时是帮助银广夏上市，上市成功后每年的年审自然成了深圳中华的业务，此后，朱震昌又接手过三九药业、深石化等重量级的客户。

　　虽然深圳中华是政府部门投资办的国有事务所，但实行的是“自收自支”政策。事务所每年向当时的电子工业部上交收入的20%，其余均归自己支配。1/3用于人员工资，1/3用于办公费用，另外1/3用于事业发展，这笔钱后来被叫做“留存基金”。

　　到1997年底，深圳中华已经积累了一笔庞大的家产。朱震昌说，仅留存基金就在500-600万元以上。这笔财富的存在和去向，引发了次年会计师事务所改制时一场激烈的利益争夺战，并直接影响到深圳中华后来的命运。

　　转折1998

　　改制意味着合伙人将直接拥有事务所权益，对两个“中华”来说，这是巨额的现金和其他资产

　　1998年是中国注册会计行业发展历程的一个转折点。会计师全行业“脱钩改制”的高潮即在这一年。所谓脱钩，意在将事务所与政府部门、国家机关脱离关系，成为独立的中介机构。

　　名义上，改制办法为脱钩后的会计师事务所设计了两种模式：合伙制与有限责任制。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合伙制要承担无限责任，风险更大，因而对事务所的行为有更强的约束力，在市场上也较具信誉度。

　　深圳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的改制时间表甚至更远在全国时间表之前。深注协要求深圳市的会计师事务所须在1997年年底前完成改制。

　　时间逼近1997年底，深圳市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已启动，惟独排名第一第二的深圳中华、蛇口中华两个大所却保持沉默，原因是电子工业部和交通部迟迟不肯表态。深注协给两家事务所亮了黄牌，如果年底再不改，深注协准备撤消他们的执业资格。

　　在最后期限前二十几天，两部终于点头同意。深圳中华与蛇口中华于是匆匆忙忙开始了改制。最棘手的问题是，那笔巨大的家产怎么办？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一致——电子工业部与交通部得到了至脱钩日前的所有者权益，“留存基金”则留给了事务所，这包括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职工后续教育基金、职工风险基金以及职工住房基金等。

　　这是一笔多大的财产呢？对深圳中华来说，是近400万元的风险基金、数百万元的有价证券、五六千平方米的房产、28套职工宿舍。对蛇口中华而言，是1200多万元。更大的资源是事务所的无形资产。

　　最敏感的问题立刻就浮出了水面：谁当合伙人？

　　合伙人争夺战

　　改制匆匆忙忙，谁都想当合伙人。而赢家过去都有领导职务，两个“中华”脱胎为“中天”与“天勤”

　　根据深圳注册会计师管理条例，设立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必须有五年的审计工作经验。这样的人在深圳中华有20多名，蛇口中华有18名。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强烈表示“要当合伙人”。

　　然而，时间已经相当紧张。经过一番“安排”，两个事务所都采用所长提名、幅度很小的差额选举办法，产生了合伙人，深圳中华是九名，蛇口中华是七名。这16名合伙人在改制前，均担任领导职务，分别是所长、副所长、所长助理或部门经理。主持改制的两位所长朱震昌和刘昌汉分别担任了改制后两所的首席合伙人。

　　合伙人名单一宣布，就引发了争议。一位女注册会计师干脆写信给交通部说，“合伙人没有经过民主选举”；另一些注册会计师则向媒体反映，“他们被剥夺了参予改制的权利”。注册会计师们要求重新选举合伙人。遭到拒绝后，部分人开始消极怠工。

　　情急之下，深圳中华召开合伙人管委会，朱震昌提议扩大合伙人，但其他八名合伙人一致反对。朱震昌了解到鹏程事务所改制很顺利，跑去取经。这家事务所所长告诉他，表面上他们是五个合伙人，私下里其实所有人都签了认股协议，对出了问题怎么办，赚了钱怎么分、股份增减和业绩挂钩，都有详细规定。朱震昌觉得这办法可行，但其余八名合伙人又都抵制。

　　此后，朱震昌还建议增加授薪合伙人(享有合伙人的薪酬待遇，但没有其他权力)，也被八人否决。

　　其他新人难以进入，利益的原因是显著的，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其他八名合伙人都是新人，如今以主人翁的姿态与朱震昌平起平坐，多数人不再像过去一样服从。朱震昌需要增加自己人，以对其他人进行“制衡”。

　　八名合伙人就包括后来涉案银广夏的两位注册会计师刘加荣和徐林文。刘加荣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徐林文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两人都是朱震昌选入中华的。1997年前，徐林文被提升为审计二部主任，刘加荣任副主任，在改制时，他们顺利地加入了合伙人队伍。

　　朱震昌没有想到，他提出在八人之外有新人进入的主张，最后促成自己出局。

　　1998年7、8月间，朱震昌到北京出差。临走前，他再次表示要调整原先的改制方案，并将公章授权办公室主任助理保管。朱走后，刘加荣拿着一份文件说要盖章，办公室主任拿出公章。刘一拿到章，就高高举起说“对不起，我拿走了”。然后把公章拿到蒋贤山(后来的首席合伙人)办公室里收起来。办公室主任追上前问，公章为什么拿走？蒋回答说，“对不起，公章归我们管了。”接着合伙人朱子武要求财务经理把财务章和朱震昌的私章交出来，他们说：“办公室把章都交了，你们还撑什么？”

　　等朱震昌回到深圳，他事实上已经失去了首席合伙人的权力。

　　9月初，八名合伙人去派出所报失公章，同时联名向深注协申请，要求把深圳中华更名为“中天”。这一申请得到了深注协的批准，随后登报作了声明。

　　更名后不久，“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即宣布：朱震昌被除名。蒋贤山代替他担任首席合伙人。所有资产和资源随即转到了中天。到了1999年6月份，朱震昌放弃了努力，在无奈中办理了退休手续。

　　有一种说法，强调朱震昌出局与他的工作方法有关，甚至与利益分配有关。但朱震昌坚定地认为正是改制过程中合伙人的争夺战发生了根本作用。他对《财经》说：“我终于悟到，当利益驱动大于良心发现时，人们一定是选择利益，就像挤公共汽车，没上的人拼命想上，上去了就要阻止别人。”

　　至于中天勤的另一半——蛇口中华后来发生的故事，与深圳中华可以说如出一辙。首席合伙人刘昌汉(原蛇口工业区总会计师)1998年12月同样提出扩大合伙人。在1999年5月回家探亲期间，其余六名合伙人作出了“批准他退休”的决定。而后，蛇口中华也更名了，改为“天勤”。六名合伙人之一的章为纲取代刘昌汉成为新的首席合伙人。

　　一年后，“中天”和“天勤”殊途同归，合并为“中天勤”。章为纲和蒋贤山又分别担任了“中天勤”的首席合伙人和主任会计师，直至银广夏事发。　

　　下 篇

　　什么样的合伙人制

　　只有巨大的利益，没有连带责任，改制后的中天勤没有一名注册会计师因业绩良好被晋升为合伙人

　　经过一番争战，两家事务所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年完成改制任务，深注协随即向它的上级中注协汇报，深圳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合伙制”。

　　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百分之百的合伙制”呢？按照1993年的注册会计师法的规定，事务所有两种体制：无限责任的合伙制(Unlimited Liability，即UP)，或是有限责任制(Limited Corporation)。在始于1998年的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改制中，主管部门在强调事务所与主管部门脱钩的同时，也是要求事务所在上述两种体制中进行选择。在深圳，当地注协推出的是有限责任合伙制(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LLP)，即事务所以合伙人方式管理，但在发生问题时，仅在会计报表上签字的合伙人一人承担无限责任，事务所本身实行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责任制在国外并不鲜见，如美英两国近年来新通行的合伙人制。中注协认为这种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深圳先走一步，很难干预。在具体实践中，深圳的做法又与LLP原则相差甚远，至少几年来人们并没有见到签字者真来承担无限责任的记载。及至后来深圳的会计师事务所到工商登记，又有相当一部分名义上的合伙制事务所索性抛去“合伙”概念，登记成了“有限责任制”。享有合伙人制之利的中天勤便这样成了法律意义的有限责任公司。

　　有名无实，这其实是一种很“理想”的安排。其“理想”之处在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有机会得到合伙制的最大利益，却无需承担一旦失职可能倾家荡产的巨大风险。

　　新合并的、由16名合伙人执掌的中天勤，就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往前走，形成了一种既非合伙人制又非有限责任公司的奇特治理结构。

　　在内部，中天勤的16名合伙人分别兼任了10个业务部门的经理或副经理，各自掌握一部分客户资源，彼此间则像是独立的小事务所一样，业务独立，财务独立，各有各的银行户头。每个部门从业务收入中提取25%做员工工资，30%用于房租等办公费用，其余都由合伙人支配。会计师拿固定工资和奖金，合伙人拿税后红利。一名合伙人年均收入100万元以上，一名高级会计师年收入12万左右，级别最低的助理审计员年收入不到2万元。

　　这与其说是一家中天勤，不如说是一家中天勤牌号下的十余家会计师事务所。

　　利益巨大，风险甚低，“排他精神”必然地在合伙人中存在。中天勤没有建立合伙人晋升机制。因此，几年来没有一名注册会计师因业绩良好而成为合伙人。

　　“事实上，合伙人和我们之间已经成了固定的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中天勤许多注册会计师至今记得，在两所合并庆祝会上，原中天首席合伙人蒋贤山对他们说了这番话：“外面下岗的多的是，你们要好好劳动，深圳这么大，你们不干有的是人干。”

　　而在改制过程中，中天和天勤各有一半左右的业务骨干辞职，离开了事务所，其中大多数是经验丰富的项目经理和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此后，两家都大力招人，弥补空位，一些毕业刚刚两三年的新手就被推上了项目主审的位置。

　　一位老注册会计师形容说，中天勤已“伤了元气”。

　　僧与粥：畸多畸少

　　竞争极为激烈，而收入关乎巨大利益，注册会计师要想保持超然独立的立场很难。即使风险存在，仍然有事务所愿意“顶风而上”

　　这位会计师还告诉《财经》，“深圳中华”当年打下良好基础，“主要是靠信誉”。当时深圳中华有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接受业务前，会计师要调查客户的商业信誉；审查中，项目经理负责控制现场质量，部门主审负责总体把关；部门没有权力签发报告，重大疑问要汇总到所里，有疑问时要开联席会议会审；每年忙季一过要复查；此外，部门之间还经常互查。

　　改制后，会计师们明显感觉到，事务所对业务量的追求越来越激进，合伙人更多地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拉项目，而非做业务上。

　　合伙人要求“业务量第一，客户至上，应该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对中天和天勤来说，85%的客户是上市公司——因此会计师们逐渐养成一个习惯，与客户公司财务人员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为您服务的。”

　　按照审计原则，审计报告应由主审合伙人、项目经理以及审计人员三级核审，然而大多数项目组都只到两级就作罢。有时审计员拿来报告，主审看都不看就签字(银广夏就是如此)。一些经验不足的年轻审计员甚至比着过去的审计报告“照葫芦画瓢”。

　　随着业务量的攀升，每单业务的收入却在下降。为了赢得客户而恶性杀价，是深圳市会计行业普遍应用的竞争手段。深圳市财政局发布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低收费标准，但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都达不到。

　　天勤事务所前身蛇口中华的副所长朱祺珩，后来转到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首席合伙人。他说，2000年按深圳市财政局规定的收费标准，他们完成了一笔相当于400万元工作量的业务，实际收费却只有90万元。问题是，一份花100万元作的报告与一份花10万元作的报告，结果往往一样(都可以在证监部门通过)。中天勤的注册会计师李联说，不是行家里手，从表面根本看不出它们的区别。

　　由于会计行业的专业性较强，会计师们手中都掌握着一个尺度。几名注册会计师告诉《财经》，当客户向他们提出“特殊要求”时，他们都会掂量是不是能帮对方擦掉痕迹，又让证监会证管办看不出来。只有风险太明显时，才会放弃。

　　一位从业八年的注册会计师承认，他做了大大小小10家公司的股改，没有一家是清白的，但在他的“把握”下，这10家都成了上市公司。不少会计师都是这种打“擦边球”的高手。

　　事实上，即使风险犹存，仍然有事务所愿意“顶风而上”。中天勤项目经理刘知先说，今年3月，深圳一家金融机构准备改制上市，要剥离一个附属机构，请他做转让评估。3月20日开协调会，4月13日就要求出报告，而交给他的东西只有新机构的财务情况，无法实地考察被剥离部分的真实资产状况。考虑到风险太大，他表示没法做，这时，跟在后面的深圳华鹏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员立刻说，你们不做我们做——华鹏会计师事务所由于为“麦科特”出具严重失实报告，目前也在接受调查。

　　为了鼓励员工们做大业务量，回扣——他们叫业务提成，是行里公开的秘密。中天勤的回扣是10%。据说在深圳市已经算低的，有的事务所可以达到30%。一些会计师承认，回扣中的大部分被客户公司的财务总监分享了。

　　“在拼命追求业务量的环境中，注册会计师要想保持超然独立的立场，很难。”中天勤注册会计师乐之立说。一些会计师担心出问题，不愿在报告书上签字。因此，包括中天勤在内的许多事务所实行了双签字制——除主审会计师外，每份报告最后都要有一名合伙人签字。这本是增强风险意识的办法，但结果又演变成合伙人控制了决定权。

　　中天勤注册会计师李联说，他曾给一家上市公司的报告开具了保留意见，但这份报告经由合伙人交到对方手里时，保留意见却不见了。那些不愿同流合污的会计师即使辞职也没用，行业的风气已是如此。

　　行业环境如此，由十余家“小事务所”构成的中天勤最终走向“银广夏陷阱”，简直在不知不觉之中。

　　深注协：理事=合伙人在深圳，注册会计师协会全部由合伙人出任理事，加上事务所营业额与协会会费挂钩的财务关系，自律组织充满“中国特色”

　　银广夏事件在媒体曝光后，最终由中注协派人赴深圳查处。但在实际情况中，真正负责对会计师日常业务行为进行监督约束的不是中注协，而是当地会计业的行业性自律组织——地方注协。这正是确保会计业执业操守的外部约束机制的一部分。

　　然而，深圳市的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自律性的监管模式本身就备受争议。

　　据称是借鉴了香港模式，深注协的理事多数不是官派，而在会计业产生。然而，深注协的民选理事均为来自事务所合伙人。中天勤的首席合伙人蒋贤山就位列深注协理事会，而且还是理事会惩戒委员会五人成员之一。

　　“注协本身就像是业主联合会，即使越过本所老板，仍然是老板与老板话事。”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大本评论说。

　　陈大本告诉记者，注协最重要的权力机构是理事会，在香港相当于会计师公会理事会。但香港是会员自由提名，深注协的理事却是由深注协秘书长领导下的秘书处提名，经深圳财政局党组批准；香港是民选理事每年更换50%，其中一半是执业会计师，一半是非执业会计师；而深圳市1100多名执业注册会计师，近1000名非执业注册会计师，没有一名当理事；两名官选理事基本不过问事务，其余十余名“民选”理事清一色是各家事务所的合伙人。香港的民选理事是会员大会民主选举，而深注协的理事民主选举时差额只有二名(17名候选人里选15名)。

　　“注册会计师如果向深注协投诉，不等于忤逆自己的老板？”陈大本说。

　　据一位知情者透露，深圳市一家事务所曾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了几百份假验资报告，注协的监察部门做了调查并给出了处罚建议，但经过理事会讨论后，调查报告被修改了，处罚轻得不能再轻。

　　包括深注协在内各地注协收取会员费的方式也遭到微词。注协的会费包括团体部分和个人部分。个人部分尚属固定费用，执业会员要交纳年费1000元，有证券业务资格者加收3000元，非执业会员交纳年费100元。而团体费用部分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固定的，如果会计师事务所有评估资格，每年交6万，如果有金融审计资格另交8万，如果有证券业务资格另交10万；还有一部分则直接与业务量挂钩，计算方法是：按事务所营业额的百分比缴纳团体会费。以深圳为例：中注协收1%，广东省注协收1%，深注协收1%(广东省还返回40%给深注协，深注协实际份额是1.4%)。深圳会计行业一年的营业收入是3.5亿元左右，这样深注协一年的会费收入就是3.5亿×1.4%——将近500万元。

　　行业自律性监管机构以营业额挂钩形式向会员收费，这恐怕又是市场经济体中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专家们指出，如果协会的收入直接与事务所的业务收入相联系，两者之间实质上已经类似于集团公司与子公司的财务关系，行业监管机构的公正性如何保证呢？

　　他们质疑道，像中天勤这样的事务所，一年的业务收入在6000万元以上，每年向深注协上交的会员费就有80多万元(1.4%×6000万)。如果不是媒体揭露银广夏事件牵涉到中天勤，深注协是否会根据举报线索，主动查处这样一家有分量的会员呢？

　　看得见的手

　　牌照买卖泛滥，挂名CPA通行。“裙带资本主义”将复制多少

　　其实，银广夏事件被曝光被查处，对中天勤的直接经济损失并不很大。银广夏虚增利润超过7亿元，造成无数股民巨大损失，但在现存“有限合伙制”下，中天勤即使遭遇最重的惩罚，也不过是把资本金200万元赔光(也许追究两名签字会计师的民事乃至刑事责任)。这对其每年业务收入6000万元不过是个零头，不仅对主要合伙人们不至伤筋动骨，对深注协的相应收入也没有过多影响。

　　真正具有杀伤力的结果只有一个：撤销事务所牌照。此举虽不至影响旧财，毕竟使新财难以流入。或许正因此原因，即使原中天的合伙人，一度也为保住天勤的牌照热情高涨。

　　不过纵使因为做假失去牌照，中天勤除刘加荣、徐林文外的其余14名合伙人们，仍然不会钱路尽失。因为他们手中仍有客户资源，而深圳有68家会计师事务所，其中有九家可以做上市业务。

　　中国会计业牌照过滥，长期以来为业内外所诟病。由是，1998年改制之后，财政部推行了比较严格的“牌照管制”政策，但实施中出局者甚少。与这种政策相对应，深圳畸变出一个买卖会计师事务所牌照的地下交易市场。

　　《财经》采访到一位曾经参与交易的注册会计师。

　　这名会计师在改制时因竞争合伙人失败辞职。此时另一名注册会计师向他透露消息说，一家事务所有意转让所牌，他们与另外四名会计师，凑了37万元买下了所牌，并在深注协更名成功。过手后，这名会计师才发现，自己接手的事务所由于出具了一份失实报告，正是一起诉讼案的被告，而且此前这枚所牌居然已经被卖了两次！两次的交易额分别是10万元与50万元。这名会计师赶紧再次转让，结果这枚有污点的所牌居然又被顺利地转让了一次，交易达成时，案件仍未终结。

　　据一位知情者统计，深圳至今有30多家事务所进行了30多次牌照交易，全部是在私下进行。牌照买卖后一般都会更名，手续在深注协办理相当顺利，而最终到财政局办理变更，有了深注协的更名批准便易如反掌。有的注册会计师甚至买卖过不止一个所牌。

　　从理论上说，持有牌照、正式营业是有条件的，比如说，中注协要求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的事务所，至少要有20名有证券业执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于是又出现了“挂名注册会计师”。

　　中天勤的员工告诉《财经》，中天勤事务所报给深注协的花名册和他们内部的员工手册，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前者上面的一些名字，其人从未在事务所出现，或者早已离开数年。正是为了满足证券和金融审计业务对会计师数量的要求，中天和天勤才在2000年对付出一个“两张皮”式的合并。

　　滚烫的利益使吊销牌照显得过于冷酷，以至于中天勤因为在银广夏重大造假案中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理所当然地被除牌，使业内感觉到剧烈震荡。而事实上，中天勤的合伙人为银广夏造假事件付出的极为有限。据悉，目前这14名合伙人都相当轻易地在其他事务所找到了职位，其中相当一部分正是具有上市资格的事务所。对他们来说，粥少僧多的竞争依然激烈，监管环境依然温柔。凭借手上掌握着客户资源，他们在新的事务所依然将担任合伙人的角色，或者享受合伙人的待遇。旧财犹在，新财已到。

　　中天勤一位注册会计师叹息道：“一个中天勤倒下来了，十几个小中天勤马上就产生了。”

　　如果一切并未改变，岂止于此？而这一切，正关乎中国会计业的明天。

　　-(本刊特约记者文虎、记者凌华薇对此文亦有贡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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