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冷啸

　　用工程撬动经济？

　　上世纪30年代，在一场惨痛的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罗斯福总统采纳其师爷凯恩斯的主张，实施了一剂拯救经济的良方，那就是，利用国家财政投资大规模地进行公共设施建设，以此来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增长，扩大就业。罗斯福没有想到的是，在60多年后，一个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对这套理论和实践格外青睐。1997年夏天，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市场陷于疲软，物价水平开始负增长。连续几次降息对刺激消费毫无成效，中国的经济学家想起凯恩斯的理论：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能刺激经济。1998年春天，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张被政府采纳。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扩张性财政政策已付诸实施。3年来，发行国债1万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并没有带来我们期望的民间投资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但起码，阻止了物价的进一步紧缩和GDP增长速度的大幅回落。

　　积极财政政策需要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就是用工程来撬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1999年，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2001年，十五规划摆在了两会面前。十五规划的重点是“四大工程”，即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工程。其中，青藏铁路已于今年6月开工，西电东送工程已在今年7月开工。西气东输与南水北调工程也在紧锣密鼓的计划实施之中。

　　四大工程，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承载着太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使命。就立项的基础而言，绝大多数既不是“积极财政政策下的蛋”，也不是“西部大开发插下的红旗”，像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在计划时代就已经有规划了，只不过借目前的机会付诸实施罢了。作为西部开发战略的项目，它们被赋予了“发展西部经济、缩小东西差距”的意义；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象，它们又承担着“扩大内需”的使命。而作为计划时代就固有的构想，它们天然地就打下了“以西部之资源兴东部之工业”的思维印记。

　　就“扩大内需”而言，四大工程的实施无疑是有一定效果的。作为基础设施的建设，会耗费大量资本品，如钢铁、水泥、涂料、机械设备、仪表等，这会带动国内相关行业的产出水平。而工程建设中所支付的工资成本，又会形成相应的消费购买力。

　　但是，就其作为“发展西部经济、缩小东西差距”而言，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了。我们不难看到，四大工程中的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本质上都是将中西部的资源向东部输送。我们都听说过有卖石油致富的国家，如海湾地区的一些产油国。我们也听说过卖矿石过得不错的国家，如智利。但我们没有听说过靠输出石油、煤炭或其它矿产致富的省份。克拉玛依、大庆盛产石油，但新疆和黑龙江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富裕。山西的煤炭经大秦线不断运到海港，但山西却一直是穷省，而且环境也被严重污染了。云南、贵州、四川也没有因为它们富有的金属矿藏而忝列先进省份。原因很简单：当资源的产权是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它们所属的省份的时候，国家的“开发”就接近于无偿调拨，资源的流动配置就更像是计划配置而不是市场配置。在此过程中，东部的利益总是得到优先考虑(比如，在水资源的配置上，肯定是“再渴也不能渴北京”)。东西部的差距可能不是缩小而是拉大。

　　当然，西部也会得到一些发展，毕竟，整个社会都在发展。

　　工程质量的隐忧

　　“只有一场地震，才能让所有的豆腐渣工程现形！”

　　这不是“狂人日记”里的格言，而是笔者身边许多人谈论起建筑的感慨。他们几乎对所有的建筑都不信任，包括他们自己所工作、居住的建筑。他们唯一信任的是，老天不会让他们在有生之年亲历地震。

　　有数字支持他们这种不信任。在11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整顿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第三次电视电话会议上，建设部通报对除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检查的情况，在受检的274项工程中，共查出有结构隐患的工程14个，占5.1%；可能存在结构隐患的工程51个，占18.6%。

　　也就是说，如果发生相当规模的地震，有5%的建筑是一定会倒塌的，另外有18%的建筑随时可能倒塌。这个比例，与假冒伪劣商品与社会总产品的比例不相上下。

　　在这274项工程项目中，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共有94项，占1/3强。对此，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忧心忡忡地说：“建筑工程质量问题令人担忧，一旦遇有大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地震，其后果不堪设想。”

　　正好，今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25周年纪念日。25年前的那个深夜，地震摧毁了唐山市97%以上的工业和民用建筑，埋没了24万人，70万人身受重创，4000人成为孤儿。那时的唐山，是个“不设防”的城市。从那以后，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在建设上要考虑“防震”。但是，若是像俞部长所说的那样，1/3以上的工程项目连施工许可证都未办理的话，怎么可能指望它们在防震措施上不偷工减料？事实上，许多工程，并没有等到地面抖一抖就倒塌了。1999年1月4日，重庆綦江县虹桥整体垮塌，造成40人死亡，震惊全国。2000年12月1日，广东东莞厚街镇一座店铺林立的商用房屋轰然倒塌，无数人被埋进了瓦砾。后统计，塌楼事故造成12人死亡，28人住院。2001年8月7日夜晚，浙江省永嘉县黄田镇外窑村“电镀二厂”厂房倒塌，13名来自江西和安徽的打工者不幸遇难。

　　近年来，无数次工程安全事故已经使人们对“死亡”麻木了。几乎所有的事故里面，都有一个相同的答案：监管者玩忽职守。法律是有了，但是他们并不乐于去监督实施。原因很简单，他们相信：只要不发生事故，就没人追究他们的责任。而一旦事故酿成，追究他们已经是“悔之晚矣”！

　　今年11月26日，国务院公布了《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这个条例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不知道这个法令在现实中的命运又将如何。

　　腐败的藏身之所？

　　“这里的腐败分子比白蚁还多！”这是一个市民对城市道路建设“挖了又建，建了又挖”的现象发出的愤激之言。

　　没有办法印证他的话是事实还是猜测。但是，今年10月暴露出来的广东“高速路腐败”案表明，工程、建筑系统，确实是个易于藏污纳垢的地方。

　　这起全国交通系统最大的受贿案，涉及违法干部89名，私营包工头近百人，涉嫌总金额2000万元。同时被涉及到的还有广东省30多个公路建设单位和广深、深汕、广珠、京珠等多条高速公路工程和325国道连江段工程。可以这样说，在广东，你所能到达的干线，几乎都是腐败分子魔爪延伸到的地方。

　　原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李向雷、原广东省交通厅总工程师文发明、原广东省建委副主任张三戒等3名厅级干部也被卷入其中，身系囹圄。

　　且看这些“行内人”是如何道出其中的黑幕的。

　　“(招投标)里面还是有操纵的可能性，一是可以在资格预审中对一些企业进行照顾，让其它企业出局，二是透露内控价格，……这里面，有了一系列的利益关系。尤其是高速公路项目五花八门，再小的项目标价也达千万，难免会出现问题。”

　　“一些建设单位中标后，将项目发包给一些二级单位，第二级承包单位也会层层发包到各个包工头。(包工头)乐于以红包为手段，争取包上一两个工程。”“由于前期设计不科学，引发变更设计在所难免……包工头们就可以通过钱财，向业主、建设单位、监理等技术人员施以小恩小惠，获得通过(设计变更)。”“据估计，赶工期间的成本，将比原预算超出30%。这种毛病在许多公路的建设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广东的高速公路腐败案绝非仅有。可以说，在每个违规建设的背后，在每个“豆腐渣工程”的背后，都有一个个腐败者的身影。

　　工程、建筑项目之所以容易产生腐败，关键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在这里，工程效果的信息是不透明的，往往造成以个别领导的意志压制专家的意见。工程投资预算的信息是不透明的，给少数人提供了财务操纵的方便。工程质量的信息是不透明的，给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工程审批过程的信息是不透明的，给人情关系、权力寻租留有操作余地。在一个个“腐败工程”的面前，人们不禁要问：人大到哪里去了？新闻单位到哪里去了？

　　工程本是一个很神圣的字眼。工程师是社会向往的职业。就连教师，也是比喻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像“希望工程”、“爱心工程”，都是和美好的、富于想像力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工程”动辄和豆腐渣工程，半拉子工程，胡子工程，钓鱼工程，首长工程，面子工程，拍脑袋工程，三无工程相随同。套用苏芮歌里的话是：不知是工程改变了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了工程？

　　粤港澳新闻尽在广东新闻中心【广东睇真D】【情满珠江】改版有奖调查 短讯问答大赛

   短信圣诞站送大奖：数码相机、CD/VCD…好机会别错过！
      送祝福的话，给思念的人--新浪短信言语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