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袁卫东

　　来到南海桂城的人对于市政府的建筑必定有一份惊讶的印象：太普通了！难以想像一个已经拥有80亿元财政收入的政府，会呆在这样一座普通的四层小楼！但恰恰是这里，成为催动南海嬗变的政策策源地，成为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将自己完全置身于自由民营经济体之上的地方政府。理解南海总绕不开这样一个谜：一个地方政府是如何穿透历史的迷雾，超前选择了自由民间经济的“根”？官员与百姓、政府与民企又是如何互动走过这一段创业的历程？

　　历史的原点—“6个轮子一起转”

　　真正将南海置于历史分水岭的是南海政府20年前的一个决定：三大产业齐发展，镇、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

　　这是一个历史的原点，这个原点最终将南海与珠三角的同宗兄弟顺德、东莞等分别了开来，并与曾经引领一个乡镇企业时代的“苏南模式”彻底分别了开来。

　　“6个轮子一起转”构成了民间经济力量兴起的最初政治环境。站在今天的起点上，民营经济成为一个基础和方向，但在历史的迷雾中，很多东西并不那么容易看透，当一些地区集体性地从国有经济的“历史漩涡”转向另一个乡镇企业的“历史漩涡”时，这个决定将南海在“改革开放”前期已“地下运营”达10年以上的民间经济力量推上了一个更加包容的舞台。

　　当时的南海政府为什么选择“6个轮子一起转”？而不是像一些榜样地区专门扶植其中的某一部分？在20年后看来，这依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里一直就是温暖的经济！历史上就有南(海)番(禺)顺(德)的名声，基础好有时会反过来成为制约发展的习惯势力、观念或者利益圈子，南海非公有制经济是一种天然的状态，政府只是顺应了南海的历史。”联邦家私老总杜泽桦如是说。这个在南海创业已17年，完整经历了梁广大、陈邦贵、李景清、林浩坤、邓耀华、陈仲元等南海几届政府的企业家对这块土地有着至深的感受。

　　杜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南海市委副秘书长胡国雄认为：这个“原点”的形成与南海的历史有关。在近代历史上，南海就是“领风气之先”的地方。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近代企业和企业家陈启沅，诞生一代变法伟人康有为。在开放意识的熏陶之下，现代商品意识和个体意识在这里格外蓬勃。

　　一些南海的企业家在回顾历史时感慨：“6个轮子一起转”这个看似中庸的东西，实际是高招。因为，这里已经暗含了对民间经济力量的“纵容”。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南海像珠三角的兄弟顺德那样，在“苏南模式”的光环感召下，怀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踏上东去取经的道路，在同样发现苏南背后的政府痕迹之后，南海还是与顺德一样学习做起了乡镇企业。当时，上过陶瓷、铝型材、冶炼，上过水泥厂、砖厂甚至汽车，规模也不小。“但非公有制这一手一直没有放，公有这一手就不太硬，同时，非公有的基础对公有有一定的限制”，十几年后，政府操作层的一位人物对这一段历史做了总结。

　　就这样，从80年代开始，南海传统发达的小手工业，再次大量出现，一部分农民离土不离乡，搞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加工、小冶炼……这些企业开始在南海市属国有企业(占整个经济60%～70%)与乡镇企业(占整个经济20%～30%)中，如同野草一样成长。南海步入一个“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中小企业崛起时代。而此时，“苏南模式”大行其道，在政府主导下，苏南乡镇企业大规模崛起，造就相当一批神话。在珠三角，“可怕的顺德人”浮出水面，在家电业培植出一批巨大的乡镇企业。而南海在没有单向扶植某一种经济成分的路径下，既没有陷入政府实际是最大老板的乡企漩涡，也没有陷入外资大举进入的依赖经济结构。

　　“关键时刻没有败退”—108好汉大会

　　当民间经济力量在当代中国崛起时，由此引发的各种交锋从来没有停歇。即使一直低调的南海也躲不过浪尖！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阶段，南海民间经济力量经过6～7年的发展，实力大了，竞争力强了，与乡镇企业、市属国有企业构成一定的竞争，从人才、市场、原材料都对处于意识形态保护圈的国有企业形成冲击，随之而来的冲突也不可避免。

　　本来，南海民企与国有企业的竞争已经引起一部分领导者和理论界的忧虑，在“六四风波”之后，南海在“反击自由化”的“政治漩涡”中更是感到了阵阵寒意！在姓“社”姓“资”的拷问中，南海经受了多方指责：指责南海“有星星没有月亮”，指责南海个体经济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指责南海为什么不扶持发展公有制企业，指责南海是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是小生产者的天堂！据说，那段时间，南海政府的领导到上面开会备受批评，开会不敢坐在前头。作为南海最早一批创业者，南海民间企业家公会会长戴庆元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想到可能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心理压力很大，在南海建委开会，有人说我是南海最大的包工头，说老戴你要小心一点了！”

　　这时的南海需要一个抉择。以前模糊“出身”的政策在巨大的政治风险面前，已经走到了尽头。是进是退？南海政府认真分析了南海的实际，看到民营企业在税收、就业等领域不可逆转的趋向，认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符合南海的实际情况。不但不能退缩，反而要在“政策上扶持，政治上鼓励，法律上保护”。在一个徘徊观望的时期，这无疑是一个超前大胆的决定。

　　1991年左右，南海召开非公有制经济的民营企业代表大会。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聚会。正如1979年，他们在县委书记梁广大带领下，敲锣打鼓召开“贺富会”，公开表露对财富的渴求那样。108个代表，依据两个标准选拔出来：对国家的贡献，交税达到10万元；对社会的贡献，公益捐助达到10万元。据说，在这些“梁山好汉”面前，南海政府的领导充满激情：“你们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好汉，政府支持你们，感谢你们。”与此同时，南海成立了全市非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公会，作为民营企业的组织。各个乡镇再成立分会。同时，在具体政策上的支持也更加清晰：很多限制私营经济的土地、出口、工商执照等政策，尽可能解除限制。实在不能解除的，允许挂靠集体企业，使民企有一个保护伞，给他顶“红帽子”。

　　这一切距离邓小平南巡有1年以上的时间，距离中共十五大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则有6年以上的时间。

　　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很多地方都退下去了。但在最关键的时期，南海没有“败退”。

　　　红帽子与“违规操作”

　　20多年间，南海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民间力量突破特定制度藩篱的历史；也是一部地方政府突破特定“游戏规则”“违规”操作的历史。在南海掌握政策操作的人，包括市、镇、村几级的人物，他们深深浸淫于南海的传统，有着惊人的历史发展嗅觉和朴素有效的理论。

　　能够典型反映这个特点的是南海的“红帽子”企业和对集体企业改制的操作。这让南海孕育在“正式”经济体系中的民间经济力量，度过了最为脆弱的时期，最终告别“集体的面具”！

　　在60、70年代，南海农村就允许搞商品经济的农村副业人员的存在，但要向集体交钱；这些身在“农业集体”但从事工商业的人成为南海私营经济的最早源头；这种通过交费戴上“集体面具”，取得合法身份的形式也成为南海“变通”之道的源头。

　　80年代，这种形式复制到工商业领域，私营企业靠上交管理费，挂靠集体企业，寻找享受贷款、土地使用权、出口配额、税收等与集体、国有企业平等的待遇，规避国家对私有经济政策歧视带来的壁垒。“红帽子”企业大批出现。这种“真私人、假集体”的企业贯穿了80年代到90年代的早期，受到南海政府半公开的支持。

　　“南海对政府的要求不高，政府要做的是在上面不提资本主义、不提私有企业时，把他们收编，带红帽子。”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王王君分析道。“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明知上面有这样那样的规矩，只要没有犯大的错误，就大胆去干，大胆去闯。”在10下旬专访陈仲元市长时，陈一语破题！

　　90年代，当民营企业成为南海经济主力军，集体企业进入转制的快速轨道时，南海再有惊人之举。

　　1998年南庄镇以公开竞标拍卖的方式，在3个月内将10多家镇办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这一急风暴雨式的转制在一贯低调的南海引发了一阵波澜。当时主持转制的冼永恒副镇长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合不合法？如果完全按照上面的政策就不“合法”。首先是银行，属于这些企业的贷款，原先是贷给集体的，转制后贷款显然没有了集体的担保，银行不答应；其次是资产评估，按照企业原来资产的情况，通过内行的人评估，而没有通过国家规定的资产评估公司，而且将社会对企业的认可作为资产价值的最终标准；第三，不是由拍卖师，而是由对这10多个企业熟知的副镇长亲自主持拍卖……这样，拍卖得到了民间企业家的追捧！10多个企业拍卖了18个亿，企业全部转到私人手里。据说，冼在此之前，去了一趟顺德，顺德人说：你能卖10个亿就算不错了！

　　南庄只是镇属企业民营化的一角，在私企包围圈里，这场在市属、镇属企业中拉开的“改制”显得相当安静。20年所做的“功课”有了回报，在民间经济力量勃兴的条件下，南海政府比较容易填平当年“赤膊上阵”时留下的痕迹。南海工业局周副局长提供的一组数据表述得更为清楚：1993年200亿的工业产值，国有企业只占1/4，2000年，工业产值700多亿，国有企业不足1/14。周从1993年开始主持南海市属国有企业的改制，在采取以“关闭”为重要执行手段所引发的利益冲突中，民间经济表现出来的吸纳能力，让人看到一个服务型政府的雏形。

　　创新的边界—“石头”没有了以后怎么办？

　　当更多的地方政府在“市场规则”的新政治经济学下体味自己的角色时，先行的南海已经触摸到了创新的边界。默默发生的南海经验根源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对旧体制、旧条框的突破在当时惊世骇俗，但当体制与观念的突破已成为整个大环境的一个结果后，破冰而出就不再是勇敢者的游戏。

　　20年的努力已经让南海走上一个新的阶段，情况更加复杂，深层次问题再次凸现：个体户时代远远结束后，一度“满天星星、不见月亮”的南海中小企业如何做大做强？而这依旧是一个需要在企业产权、体制上创新的阶段，家族制如何导入现代企业的机制？南海企业未来的竞争力何在？纺织、铝型材、建陶这些曾大面积垄断中国市场的传统产业如何再次获得下一个支点？专业市场如何摆脱产品集散地的早期阶段，将原始积累时期的混乱特性摒弃？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如何面对进一步的发展：土地开发的政策隐忧、农民不愿转为市民？需不需要一个“造城运动”将南海城市的聚集能力提高？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到来了！

　　在大沥镇，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边界：作为中国最大的摩托车集散地之一，由于专业市场的某种混乱，今年9月，大福、安驰、兴达这些当地知名的民营摩托车企业被省工商局责令停产，尽管这些企业或者通过收购国有摩托车企业获得了生产目录，或者已经在1年前就向北京主管部门申请生产目录；但面对国家垂直部门的管理、国家摩托车目录管理这些政策的体系，大沥发出“这不公平”的声音，同时也痛感“一个镇的无奈和无力”！

　　在一个已经转变为自由民营经济体的环境中，一个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难道真的到了边界？

　　“扶植整个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不能说我不管你们了，而是要整合资源，”10月30日，一位政府操作层的人物坦露了对政府行动的心得，“第一步，转制，政企分开，培植民间经济力量；第二步，为企业服务；第三步，怎样把社会资源整合，这才是最高境界。”

　　20年前，南海大胆冲杀就是要摘去“集体的面具”，放开手脚追逐财富。而今天以“共同体”名义所聚集的合作，再次将政府与民营企业的角色进行了调整和定位，这不再是上一个时期的“纵容与被纵容”、“保护与被保护”，而是基于本地经济竞争力而进行的平等战略合作。

　　镇一级的行动已经拉开大幕。在西樵、大沥、盐步、南庄这些以纺织、铝型材、内衣、建陶大面积垄断中国市场的专业镇，雄心勃勃的“造城运动”和行业设计中心兴起，在政府先期投入，企业后期跟进的合作体制下，诞生了西樵轻纺城、盐步国际内衣城、南庄华夏陶瓷博览城这些面对世界的场所。

　　“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舞台，政府不能说搞一个市场算了，一定要提升，成为唯一的国际平台。”着眼于世界竞争的南庄们抓住了这些行业真正缺乏的东西，并积极寻找这些“夕阳产业”的突围！

　　其后是南海市政府推动的一张试图通吃南海的信息大网！从1995年到现在，信息书记邓耀华“超前”宣讲的“信息化”终于成为一贯低调的南海的一张巨大名片，江主席、朱总理的到来，说明了它在最高层受到的肯定。在“知识经济”与“互联网的神话”后，我们看到数字经济的泡沫破灭后的全球性痛苦，但南海的“数字维新”因为其植根民间经济的体系，而没有变成政府的单项冲动。

　　南海市亚洲金属电子商务网(I-metal)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向朱总理汇报的项目之一。I-metal并不是技术孵出的蛋，而是南海金属交易市场这棵大树上长出来的绿叶。它立足南海庞大的铝型材专业市场。在I-metal开始运作之前，就有很多人通过电话委托的方式进行金属期货交易，不但参与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金属期货交易，而且还通过香港参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交易。I-metal所做的只是把这些已经存在的交易搬到网上。没有有形的市场和已经存在的需求，信息化也没有意义。南海的信息化很多都像I-metal那样，只是本地经济和市场发展的自然延伸。

　　南海以前一直低调，没有做榜样的欲望和历史，这让南海意外享受到了健康的民间经济体系的福音。随着朱总理和江总书记的考察，南海很可能要当一回“信息化”的榜样。这时反倒一定要清醒可能产生的泡沫和陷阱。

　　“数字维新”的精神是什么？一些过分依赖网络的想法，会不会让南海陷入技术至上的陷阱中，而忽视了真正的制度创新？“制度与技术创新并举，技术保证制度创新的落实”，市委副秘书长胡国雄点出了维新的要义；据说广东省的行政长官卢瑞华曾说：南海不要与周边的城市比，要与世界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比。这是一个标杆！“所以，南海只能想人家没有想过的路，走人家没有走过的路”，市长陈仲元总结！

　　没有石头要创造石头，南海没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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