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华(北京)
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在今年正式成为WTO大家庭中的一员。在翻阅众多媒体上相关的新闻报道、理论及对策分析文章的同时,我又想起了4年多前的一次经历。1997年7月底,我随北京的一个大学生社会实践团到重庆万县做一些科技文化服务以及社会调查。其间,我们走访了一个普通的农户,这是一个三口之家,几间低矮破旧的屋子里,除了一张桌子外 ,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孩子在接下来的学期里将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临走时,我们几个学生掏出了当时身上所有的近300元钱,这家人怎么也不肯收下。孩子在一旁说:“过几天我就要到广东去挣钱了。”听完这话,我的心头一颤:这个孩子当时上小学4年级,大概只有12岁吧!
也许是因为专业学习的便利或需要,我在北大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能否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经济开放对于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也是经济学里古老而热门的话题。在给定一系列假设的前提下,对这些问题做理论推导从而得出一个结论或许不难,但是实际问题远复杂于理论推导,许多经验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或许因为自然、制度等条件的差异,各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答案不尽相同。
对于存在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一个几乎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它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就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两个指标而言,后者对前者的比值在1990年代初期一直上升,1994年达到2.86倍,其后经历了3年的下降,最低时是1997年的2.47倍,此后差距又继续扩大,2000年为2.79倍(以上数字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城镇居民还有许多非货币收入,如住房、食物补贴、医疗等,有专家估计,这些收入是货币收入的50%。将这些计入,城乡收入差距远高于前面的计算结果。
经济学家魏尚进及其合作者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他们利用中国100多个城市及其郊区从1988年到1993年的有关经济数据进行分析,结论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加强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他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对外开放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另外,也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提高、改善了农产品的贸易条件),从而导致农民收入的增加。如果他们的结论正确,“入世”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低收入阶层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入世”将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农民将因此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笔者认为,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对内开放”的意义可能远大于“对外开放”。国内地区间的贸易壁垒和封锁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尽管中央政府一直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措施,甚至有学者建议成立一个“中国贸易组织”来减少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是其自身的劳动力和由此生产的产品,如果能够放松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措施,对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是很有帮助的,这本身对经济增长也有重要意义。有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23%。美国经济学会前主席约翰逊先生(D. Gale Johnson)在其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在今后的30年,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
“入世”或许可以加速“对内开放”的进程。一方面,国内市场分割不符合国际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来自外部的压力将促使我们改善市场环境,逐步消除地区间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我们也会逐渐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国内的一个省(甚至是县)既然能够向外国商品开放市场,为什么不能向自己的兄弟省(甚至是县)开放呢?在这个意义上,“入世”不仅给农民带来直接的利益,也可以通过促使“对内开放”,间接地改善农民的境遇。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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