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今年以来，中国股市的“信用危机”大规模爆发了。其中最让中小股民痛心的，不是他们亏了多少血汗钱，也不是股市运作体系中对他们的一系列不公平，而是他们发现：他们无法再去信任一些什么，他们找不到一个可靠的支点去判断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谁都有可能造假，从企业自身到其上级主管部门，从券商到会计师等中介机构。沿着一条人工制造的“虚假繁荣”的通道，多少垃圾公司招摇过市，大圈其钱。不客气地说，中国股市活跃着不少妖魔鬼怪，以及帮助它们化妆、易容的帮凶。

　　当一批股市上的妖怪开始现形时，人们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层层的审核、监管部门到哪里去了？是不是由于人妖合流了，所以人才对妖怪视而不见，甚至助纣为虐？

　　四通公司董事长段永基在本刊主办的“WTO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上指出，我们的经济环境中，经常出现一种“政府使劲管，企业拼命乱”的现象。股市无非是一个缩影。在我们看来，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使劲管”的背后有着对部门利益和官员个人利益的强烈追逐，而企业面临如此严酷的“管制”，只能千方百计地去打擦边球。谁有本事化“管制”为“变通”，谁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

　　另一个导致“企业拼命乱”的原因是，由于“监管”本身的弹性，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很容易逃脱惩罚。假冒伪劣、不讲信用的流行，与监管不力、执法不严大有关系。

　　在突破管制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所谓的“搞掂文化”。比如，本来应该按章办事、按程序办事，但由于这样办时间太长、效率太慢，导致交易成本过高，所以就要“公事私办”；又比如，由于很多企业发展所必须的权利遭到禁锢，逼得企业只能转弯抹角，或攀附到有权利者身上，或“腐蚀”监管者令其闭目通融；还比如，当一些企业发现违反信用的收益远远大于遭受惩罚的风险时，它们便会铤而走险,而把对监管者的“情感投资”，作为一种固定的成本投入。

　　我们常常说“办事难”，难就难在，很多事情，正正规规是办不了的，必须去“搞”，才能“掂”。而“搞掂”的关键又在于你“识不识做”，会不会做。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回忆说，以前企业进口元器件、出口产品、生产产品都要批文，外汇交换也要配额。谁拿到批文谁就发大财，辛辛苦苦工作不如手里有外汇额度。要老老实实、正正派派实在非常艰难。

　　“老老实实、正正派派实在非常艰难”，是因为老老实实、正正派派，很多事情就无法“搞掂”。相反，像赖昌星那样的人，即使是几百亿元的走私，一搞就掂。

　　“搞掂文化”的流行，不仅使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大为降低，而且使社会的风气、人与人的关系大为扭曲。很多人不再相信规则，相信法律，而相信关系，相信“没有搞不掂的事”。法律尊严和制度正义因此受到严重的挑战。

　　要解决“搞掂文化”流行而“法的精神”匮乏的现象，首先必须对“搞掂文化”兴起的前提—管制制度进行改革，使得我们的企业不用把心思花在“搞掂谁谁谁”、“搞掂某某部门”上面，要让它们不用去“搞”就能“掂”，从而把精力集中在企业自身如何发展、提高竞争力上面；其次，所有的监管部门本身一定要受到监督，其办事程序必须透明、公平，如果不公平，那些看到别人可以“搞掂”而自己“搞不掂”的人有权利做出申诉；最后，我们的企业和公民要有勇气，依法为自己争取权利，告别“搞掂文化”—管制就像吸血鬼，永远是欲壑难填的。

　　我们相信，21世纪的中国，将成为一个“法治中国”，而不是被人治、管制、官僚主义这三座大山所搞掂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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