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芳(湖南)

　　申奥成功喜悦之余，不少北京人开始思考：“我能为奥运做些什么？”这时，一篇网文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这封信列举了北京人若干“小毛病”：随地吐痰、加塞儿、出地铁车门挤成一块、乱穿马路、“京骂”、缺乏微笑、懒得说“对不起”、对“老外”比对同胞友好等等。由此在媒体掀起了一场“反思国人素质”的热潮。

　　上海、广州媒体紧随其后，开设热线、论坛，给本地居民“挑刺”。挑出的诸多毛病中，有些属于“地方专利”，如北京人的“海侃”，广州人的“饭店供神像”、“穿睡衣出行”；更多的则反映出诸多国人公德和修养的欠缺，如过马路不看灯、公共汽车上抢座位、随地乱扔乱吐、讲粗话等。有些“毛病”有着较复杂的社会问题背景，不能完全归咎个人。比如“城市走鬼多”和下岗者的生计困难相关；“马路跨栏运动”与“的士司机街边小便”也与城市天桥和公厕的稀疏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其实，关于这些“丑态”的罗列，是不难有更长的清单的。但我们忧虑的是：应当以怎样的出发点去看待这些问题。是不是仅仅由于北京申奥成功了，APEC在上海召开，九运会在广州举办，大家才觉得有兴致、有必要讨论一番？难道此前，这些毛病就不存在么？此后，这些毛病就真能消灭？为什么非得有“好事”的刺激才能猛然觉察到自身的毛病呢？

　　也就是说，我们究竟是为了作为人的个体去反省“毛病”，还是仅仅从城市的面子、商机出发，去反省毛病？出发点不同，其力度与深度也必然不同。

　　让我们再来看一则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当被问及奥运会会否使普通中国人“不再随地吐痰”时，袁先生回答：“会的。中国人爱面子。大家明白，随地吐痰，会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而这是奥运会。我们不得不代表中国人民。”袁先生这里回答的是面子问题。但是，假如奥运会不在北京开，假如我们前后左右簇拥的都是黄脸同胞，是否我们仍可以大大咧咧地“咳——呸”呢？为面子而改，我怀疑不是真正的改法。

　　同样，当上海、广州的报纸津津乐道“每一个人都是投资环境”，“只有一个有着良好的人文风貌的城市才能吸引无限的商机”时，我们不能说这种观点有误，只能说，问题必须向更深处追溯，为“商机”和“投资环境”而“改毛病”，也不是真正的改法。

　　“规则意识模糊”——以此评价国人，恐怕有异议的不多。然而，作为一个诗书礼乐底蕴深厚、纲常伦理高度繁荣的大国，中国从来不曾缺少规则和对规则的倡导。何以结果竟是“规则意识模糊”呢？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规则在自身之外，并且总是为着自身之外的目的而存在，即人们遵守规则并非为了自己，为了内心需要，而是为了名—面子，为了利—财富，甚或不知为何，只是习惯性地随大流。

　　正是因为这种规则始终是“为他”之物，没有转化为内在的需要，所以往往只有一时的功效而缺乏内在的长久生命力，最终带来的只是规则的模糊和信念的丧失。譬如，在孔子那里，人伦礼法是源自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但到了后代儒者那里，根源于人性的礼却成为异于人或高于人的存在。人们茫然地遵守着规则，不知何为，很多“不拘小节”的不规范行为便由此产生。

　　据一份调查，我国有3亿经常性随地吐痰的人口，其中80%以上的人认为这是不良习惯。但正是这种大多数人认为不良的习惯，仍被同样的大多数人保留着，为什么？请让我们重新关注这些“毛病”—粗口，随地吐痰，翻越栏杆，践踏草皮……行为者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破坏的首先并非城市的形象，而是一个人—他们自己的形象。

　　问题的更深入之处在于：这些行为折射着主人不曾意识的一种精神状态：散漫、放纵和茫然。这种状态从上公车抢占座位就可见一斑。占座位作为目的虽然不好，但当车上已没有空座位，人们为什么仍要争先恐后？这只能说是一种盲目。在混沌中遗忘了自己。

　　于是我们看到，所有“毛病”其实只是“人的遗忘”、“自我的遗忘”的结果。社会上的各种敷衍塞责、假冒伪劣恐怕都与此有关。可以说，有多少精神的衰弊，就有多少工作的不尽责；而有多少工作的不尽责，就有多少人生的虚耗。人行其道，必至其身。在某种意义上，人所创造的东西就是人自身。一个售货员当老板不在时便不再保持站姿，而是随意放松，认为自己占了便宜。可是长年累月，身材开始走形，赘肉在腰间堆起。她究竟是得到还是失去？对于生活的道德感和自豪感可以塑造人，令人的一生充实、愉快而有生气，相反，它的缺乏将会损害人，令人在茫然、乏味和无精打采中损耗殆尽。

　　《霸王别姬》里京剧班的训练方法或许不够人道，但老师傅的一句话却让人警醒和铭记：“人，是要自己成全自己的”。对小处的漫不经心其实是对自己的磨损，严于自省和自律的人才能真正成全自己。在奢谈对国家、时代的使命之前，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自身：对自己负责，做一个理想的人，创造一个理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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