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荆(北京)

　　玫瑰色的中国

　　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月21日在上海落下帷幕。这次会议在诸如贸易自由化、全球化、数字鸿沟、人力资源和反对恐怖主义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次首脑会 议，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的一系列部长会议，向世界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形象。可以这样说，APEC上海会议为今年的中国涂抹了一层玫瑰色。

　　而中国则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亚太经合组织增添了新的内容：上海会议说明，APEC方式和中国倡导的“大家庭精神”是有生命力的，这种方式的国际合作，即“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守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在21世纪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这次会议得到了海外媒体的热情评价。他们注意到了中国作为“地区领袖”所显示的风度和明晰的、务实的形象，他们也注意到了，这次会议对于展示中国的崛起，有着重要的意义。香港《经济日报》说，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成功地向外界展示了已在世界政经舞台崛起的实力。通过这次会议，以及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将在未来的世贸多边贸易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议价能力亦势将加强，从而在世界政经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东方日报》评价说，中国的光彩就在于，承担着全球经济强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衔接点，“中国的作为和行止，对全球化成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舆论希望，中国能在扭转全球经济颓势方面扮演积极角色。

　　舆论对于APEC上海会议的解读，即在中国崛起这个背景下观照上海会议，是有充分合理性的。这个解读在内地媒体上也得到反映，中国正在接受“中国在崛起”的判断。上海会议是对这个判断的演绎。从外国政要对上海的赞美，从商界人士对中国市场的期待，从上海的繁华，从唐装所蕴涵的悠长意境，我们都接受到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在崛起。

　　APEC上海会议是该组织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之所以做这样的判断，原因在于它展示了该地区开展区域合作的广阔前景，这种前景，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我记得，自9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的APEC会议，总有媒体评论说“APEC正处在十字路口”，有几次会议甚至不欢而散。它似乎没有离开过十字路口。而今年之所以没有听到这样的评论，之所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有两个原因：其一，美国发生“9·11”事件使世界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全球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国际战略，世界地缘政治正在重组，美国也重新设计了自己的对外政策；其二，会议在上海举行，使中国有足够的理由和热情推动亚太区域根据APEC方式开展合作。作为东道国，中国利用其大国地位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使这次会议成为大国外交的舞台。由于“9·11”事件而得到突显的地缘优势，使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分量，这对上海会议的成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APEC上海会议上，中美达成战略和解，既是上海会议的一个成果，又是上海会议成功的原因。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则始于美国发生“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这个悲剧性事件终结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际架构，为大国捐弃旧的对抗创造了条件。大国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更为凶险，更难预测。中国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与美国站在一起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立场。

　　可以说，“9·11”事件使中国自己和国际社会重新“发现”了中国的地缘价值，推动着中国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中国及时地、成功地将这个“新发现”转化为政策。正如珍珠港事件和对日本的战争使美国发现了中国的价值那样，“9·11”事件以及和美国的战略和解，使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提升。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利把中国视作“四大国之一”，在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主张把中国列为“负责和平的四大国之一”，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赫尔利说：“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此，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参见喻希来《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第216页)从目前来看，中国尚未恢复到二战时期获得的那种远东中心的地位。但是，假如应对得当，如果当前的势头不出现逆转，中国达到那样的地位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从哲学角度说，事实和价值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却不同的范畴。具体到中国的战略位置，也同样有事实和价值的分殊。中国一直都在那里，但价值却一再出现变化，我们的自我体认也一再出现变化，那个事实有时被认为是弱势，有时被认为是优势。近代以来的大多数时候，都被视作是不利条件。二战时期获得的转机很快就消失了。在分析这个历史失误时，有分析家指出，中国当时没能把握住历史机遇的原因，是“当时掌握中国权柄与实力的人，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无视国家最高利益，不惜放弃在日本驻扎占领军的权力，把特意为此准备的部队也投入了内战的战场”(喻希来《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第216页)。

　　因此，中国需要汲取历史教训，全力推动APEC上海会议上显示出来的战略价值的实现，强化这种价值和与之相伴的自信心。

　　中国战略价值的凸显和体现出的大家庭精神的合作风范，是APEC上海会议获得里程碑意义的两个原因。中国也因此而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了中国立场尚存微妙之处。出席工商领导人会议的高盛亚洲副总裁指出，本次会议传出的讯息是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中国同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同时他又说:“中国希望扩大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又不愿意过多地卷入国际事务。”我认为这个观察是在行的。

　　不愿过多卷入国际事务，涉及到了通常说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战略思想。那么，在中国战略价值凸显，大家庭合作精神得到弘扬的今天，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是否有重新检省的必要？在“9·11”之前，有过一场关于“韬光养晦”的讨论，那么在“9·11”事件和全球化的大背景，如何理解融入国际主流、接受国际通行的规则与韬光养晦的关系？

　　韬光养晦不等于光荣孤立

　　韬光养晦思想是邓小平针对1990年前后的国际局势提出来。面对东欧巨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出现的不稳定形势，邓小平同志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邓小平同志在提出“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同时，还强调要“决不当头”，因为，当时国际和国内都有人希望中国成为扛旗者。针对这种情况，他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声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声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既不为外部的挑动刺激而锋芒毕露，也不为一些不切实际的赞扬或捧场而飘飘然。他强调，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里所说的“我们自己的事”，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这“一件事”做好了，中国就立于不败之地，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包括台湾也是丢不掉的。而要做好这“一件事”，就必须“韬光养晦”。

　　我认为，这个意义上的韬光养晦，即“决不当头”、“干好自己的事”和“不搞霸权主义”意义上的韬光养晦，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国策。尽管背景变了，时代变了，但是，上述意义上的韬光养晦不应当变。它应当成为我国的“国家哲学”。

　　这个国家哲学的基本前提是，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且大部分在农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都处于转型阶段，而且是多种层面的转型同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就是对世界承担了最大的责任。

　　但是，对于韬光养晦的看法并不一致，在“9·11”事件之前，海内外对此都有不同的议论。不少人主张，世纪之交，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此条件下，若再教条主义地固守“韬光养晦”，不免有些刻舟求剑了，他们认为，中国应当主动出击，甚至不惜一战。有人通过提出韬光养晦的目的来否定韬光养晦，“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什么？肯定不是韬光养晦本身……韬光养晦的目标，至少是应当把中国建成真正能够向列强说‘不’的多极世界的一极”。从中不难看出，主张放弃韬光养晦的人，对韬光养晦的理解就是无原则的“忍”，通过“忍”，达到击败对手实现称霸世界的宏图大志，而国际环境的新发展，已经到了无法再忍下去的地步了，因此，应当放弃韬光养晦，去当挑战者，去主动出击。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韬光养晦就像一位获得了秘笈并躲进深山独自修炼的大侠，若干年后，一统江湖，成为武林盟主。

　　这样理解韬光养晦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上述战略的误读。在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思想中，根本没有设定霸主的目标，他说：“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韬光养晦也不意味着“光荣孤立”。

　　APEC上海会议上凸显的战略价值和中国的崛起，也同样不是放弃韬光养晦的理由。正好相反，在众人喧哗的鼓噪中，更应当坚守韬光养晦的战略，而不要“飘飘然”。

　　但是，上海会议确实更加清晰地突出了韬光养晦思想中注重合作的一面，而其中的忧愤、忍让、复仇的意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淡化。这里我们援引利马窦数百年前说的话来佐证这个意义上的韬光养晦：“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现在西方诸国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尽……”(转引自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第14页)。

　　这种意义上的韬光养晦得以光大，有传统的因素，但主要是基于我们上面所说的中国价值的凸显和国际格局的重组，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我们应当在这些背景下思考韬光养晦，定义韬光养晦。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化的事实，脱离国际协调、合作，来搞韬光养晦。中国应当成为全球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应当利用新发现的地缘优势，使之转化为全球合作的力量。在这次APEC上海会议上，我们注意到了可以说是重大突破的对韬光养晦的新定义。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世纪，新时期”。江泽民主席对“新时期”有这样一个判断：“人类进入新世纪，不仅意味着年代上的更新，而且意味着国际社会开启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时期。主要标志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技术条件，打开了广阔的前景。”新时期“要求我们适应这个发展趋势来更新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机制，更新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更新推进各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指导思想和观念”，而“关键是要在世界事务中全面贯彻多边主义的合作发展精神”。

　　“关键是要在世界事务中全面贯彻多边主义的合作发展精神”，这是中国的意见，中国的声音。

　　“9·11”事件之后，单边主义已经行不通了。这次悲剧性事件为改变国际体系中的单极结构，重新分配力量布局提供了历史机遇；在全球化时代，孤立主义、挑战者的韬光养晦也行不通了。我们需要一种积极参与，合作发展的新韬光养晦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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