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张学良为众人传颂的两个传奇，无论是东北易帜，还是西安事变，背后都有很强的人格烙印。一是认定之理论：复土心切及对领袖之认同，二则军人之性格，及爱国之狂热。当然，后人在思考这两个传奇时也不能忘记当时时局之紧迫，形势之复杂，还有，少帅之年轻和成长环境之特别。

　　前半生的酣畅淋漓和后半生的淡漠从容，恰成对比又互为因果。大起而大落，狂热又平淡，先生用一生的实践让后人也明白历史的无常和吊诡。作为“世纪行过”的老人，在远离黑土地的异地告别人间。垂危之际，不知老人可否记得松花江边上的家。

　　张学良魂归何处

　　刘握宇(南京)

　　公元2001年10月15日，在远离故土的夏威夷岛，101岁高龄的张学良先生辞别了人世。

　　张学良在中国现代史上真要算极独特的一位人物。他18岁投身军旅，征战沙场，28岁承继父业，坐拥东北，旋又放弃“东北王”的地位，毅然易帜，协助蒋介石统一中国；而8年之后，又是他，发动了西安事变，临潼扣蒋，以武相谏，终促成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成为张学良政治、军旅生涯的高潮，亦是终结。此后60余年，他几乎从政治舞台完全消匿，过起别样的生活。随他一起隐匿的，还有那段风突云涌的中国史。

　　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如今“棺已盖”，却“论难定”。要论一个人，至少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其行状，方有较真切的评论之可能。而张学良先生将自己1936年后的私人资料俱捐赠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指定2002年后方能面世。可以想见，这批珍贵的文件公布之日，对张学良的一切成见都将面临一次筛检，其中很多怕是站不住脚的。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千头万绪，真不知当从何讲起。这里只抽出两根主线，试将张学良的为人说个大概。

　　身为军人的张学良

　　张学良首先是个军人。军人者，与政客不同。前者尤如一片开阔地，树木房屋皆一目了然，虽偶有遮挡，亦不难分辨；后者则如烟雨迷蒙之青纱帐，浑沌一片，真伪自在其中，然不得要领者休想将他看透。张学良是一个军人，而终于没有成为政客。

　　张学良从军，自然与他的身世有关。他的父亲张作霖，凭借数十万精兵，独据一方，是当时中国举足轻重的几个大军阀之一。这个“东北王”自然希望他的长子能传承衣钵，将家业发扬光大。于是，19岁的张学良便顺从父意，考入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其18年的军旅生涯就此开始。

　　张学良曾自认为“坏军阀”，然而，他这个“坏军阀”与穷兵黩武、只知用武力争地盘的“旧军阀”又非同类。他看重军队的地位，推崇强权的力量，而“私意实酷爱和平”，有着较其父辈更为开明的民主思想，更有复兴中华的民族主义情怀，这些都使得张学良表现出与纯粹尚武的军人不一般的特质。

　　然而，当张作霖在时，张学良尚没有实现自己理念的空间。出于对父亲的孝道，也是出于军人服从命令的特性。他参与了奉直、奉皖等军阀间的战争。对此，他日后多次表示，完全是出于遵从父命，不得已而为之。虽如此，在力所能及时，他仍表现出自己的独特之处。如1927年为抗击北伐军，他率部来到郑州，竟违背父意，发表了《对时局主张的通电》，主张“息争御外”。他在通电中说，“我军所到业将从前虐政悉予蠲除，所有苛征，概行豁免”，他还亲自巡察各县，召集地方绅商，“探究利病之源，筹饷辑绥之策”，此外，他还注意整饬军纪，“务使军与民各得相安，官与民不生隔阂”等等。这种种举措，与只知恃勇滥杀的军阀真有天渊之别。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张学良承继父业，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职，主政东北，自此有了将其平素的理念付诸实践的机会。整顿军事自然是首要任务。他严肃军纪，加强训练，发展空军、炮兵，表现出非凡的军事眼光。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士兵的精神面貌尤为重视，常以爱惜名誉、发奋精神要求属下。于军事外，张学良也表现出一位有学识的军人之风范。在他主政东北期间，息兵罢战，全面开展“东北新建设”运动，为引导东北走上现代化之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对教育尤抱以热忱，曾捐出其父遗产1000万元资助东北教育事业。1928年7月1日，张学良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并先后3次向东北大学捐款累计180万元，其数额之巨，居全国之首。他常将教育与军事相提并论，尝谓欲救国家之危急，不但要靠军人以武力捍卫国家，更要靠举办教育，痛下“十年树人”的工夫，作根本上的治疗，以达长治久安的目的。具如此眼界者，于彼时之军人中，又有几人？此外，他还大力推动军垦和民垦，扶持民族工业的发展，自建自营铁路，发展通讯、外贸等项事业，倡导并资助各项体育运动等等，使一个军人治下的东北竟于文化、经济等各方面蓬勃发展起来。

　　毋须否认，军人自然有崇尚强权的特质。张学良自18岁即入军校，又生长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对强权的感受怎能不切实？彼时之中国，四分五裂，唯有凭借武力，仰仗强权，方能占据一方，才有发言的权利。身为军人的张学良，自然要向强权去寻出路，进而推崇起强人的政治。而1933年的欧洲之旅，更使这种推崇达到了极至。是年9月，张学良由伦敦飞往柏林考察，参观了军校及工厂，特别详细考察了克虏伯兵工厂，对德国青年的新精神，“印象极佳”，这与他对士兵精神面貌的要求正相吻合。12月8日，张学良向墨索里尼辞行时表示，他是“一法西斯主义之景慕者”(《张学良年谱》，第655页)。次年1月9日，张学良与人畅谈旅欧感想时，曾言“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们决心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年谱》，第659页)此后，张学良积极鼓吹“领袖论”，以此为解救中国危机的良方。

　　关于张学良鼓吹的“领袖论”，他在1943年11月答《华盛顿邮报》驻远东记者问时，有较详细的阐述。当被问及中国为达到富强应采取何种政策时，张学良答曰“自非民主而为独裁”。随后，他区分了专制与独裁的不同，以为“专制者压迫人民而遂其私欲之谓”，而独裁者则是“负教养人民之责，一如为教员者之照顾儿童，俟其成熟，有自治之能力时，此独裁者乃将政府之责，还诸人民，并非如专制者之不恤以武力保留其权势也”。(《张学良年谱》，第277页)而在张学良心目中，彼时能担当中国独裁之重任者，非蒋介石莫属，因此全国人民要将心“都能供给领袖的牺牲”，以期团结一致，求得民族国家的复兴。

　　正是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张学良先是执行蒋介石对日不抵抗的政策，随后又请辞下野，而将不满与委屈深藏于内心。1933年3月9日，蒋介石在保定会见张学良，表示接受其辞呈。是日午夜，张学良竟伏枕痛哭。他向人表白，“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其内心之委屈、愤懑可以想见。然最终，他还是远赴欧洲，归来后又听任蒋介石之调遣，开赴剿共前线，模范地表现了对领袖的顺从，这就是作为军人的张学良。

　　身为“爱国狂”的张学良

　　张学良不仅仅是名军人，还是个十足的“爱国狂”。他给自己下的这个批语实在独特，一个“狂”字，如此醒目，如此特别，却又如此传神，直将他甘愿为国牺牲一切的精神传达到世人眼前。赵一荻女士曾撰写《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其中说“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甘心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

　　张学良从不隐晦少年生活的“任性放荡”、“无所不为”，及至16岁时听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演讲《中国之希望》，以为中国尚有挽救的希望，乃“奋志读书”，“痛改前非”，从此走上爱国救国之路。

　　张学良生长于军阀混战之中国，自幼便熟知日本对华之蛮横与贪婪，其希冀富国强兵、共御外敌之心，自然更为迫切。为此，张学良的爱国自始便表现为和平统一中国、一致抗御外敌的主张。

　　张学良生平为爱国而“狂”者，唯两件事特别重大，一为实行东北易帜，一为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东北易帜实是为实践其和平统一中国的原则。昔日其父在时，他虽遵父命领兵参战，然从无穷兵黩武之辞发表，却每每有罢战息兵、呼吁和平的言论。张学良对外国势力介入中国的内战尤为反感。如1926年9月19日，在与国闻社记者纵论时局时，张学良曾如此谈论蒋介石及其北伐军：“余最反对者，厥为听从俄人之驱使，鲍罗廷盘羊城，居然发号施令，加伦为赤俄高加索守将，奉赤俄命来华监视蒋正中，居然在其军中指挥军队，蒋则奉命惟谨，足证其凭藉外力，助长内争，罔顾人民之疾首痛心，此其大失计也。”

　　张学良对青年学生参加游行、举行罢课等运动亦不加赞成，几乎每次向学生们发表演说时，都要重申同样的道理。他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明确表示钦佩，但同时又提醒他们“须头脑清楚，始足以判断是非，庶不致为人利用”。总之，张学良始终竭力争取一个和平的局面。

　　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退守关内，不再参与军阀混战，开始为实现其和平的理想做实际的工作。至是年12月29日，张学良等通电全国宣告东三省易帜。他在易帜典礼上发表演说，说明此番易帜是为了“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张学良毅然放弃“东北王”的地位，以数十万精兵受蒋介石节制，此后又助蒋中原大战，统一中国。若非他的这些爱国“狂”举，军阀混战之局面尚不知要持续到几时。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则是为了实践其团结一致共御外敌的原则。前文提到，张学良宁愿自己忍受屈辱，也要在大局上顺从领袖蒋介石的政策。1934年，张学良由欧洲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此时，他仍遵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总希望尽早清除中共势力，以开始全民抗日的战斗。至豫鄂皖战事渐息，孰知蒋介石又派其赴西北任“剿匪”副总司令。对于一向以“明耻复土”激励东北军将士的张学良，这次的打击不知比“九·一八”时如何？若说前次还仅是个人荣辱的得失，今次则是国难家仇系于一身，明耻复土之心迟迟不得伸张，中国之和平统一因国共内战长久不得实现，团结一致共御外敌之理想更因“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无法达成，这一切一切，会不会使少帅对领袖的顺从发生动摇呢？

　　这动摇的推力还来自张学良身边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都曾是中共党员，其中的重要成员于中共创建之初便已入党。这批人不满1931年共产国际扶持王明等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并与之相对抗，终被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宣布开除其党籍。他们被迫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领导人为罗章龙、史文彬等。可不久，“非委”即因王明集团的出卖而连遭重大打击，几近销迹。谁会料到，“非委”的最后一批成员日后又聚到了张学良的身边。这主要是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起了作用。黎原也是中共党员，于1927年秋被张作霖逮捕后转为奉系效力，此后又担任了张学良的私人秘书，与之日益接近，张学良也赏识黎的才干，视其为心腹。1935年，蒋介石调张学良入西北剿共时，张尚犹豫不决，黎即主张接受此令，以图将西北经营为抗日后方的大陆基地。而此时的张学良，在与中共数年交战中，对共产党的理论发生了兴趣，希望找“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黎便乘机推荐罗章龙等“非委”成员与张学良接触，他们处处照顾到中共当时的政策，辅导张学良研读马列著作，为其讲解国际和中国的工运史，同时鼓励张学良谋求西北独立。他们还于西安事变前数月，制定了行动方案，其中包括近期的兵变计划和西北独立政府的远景设计。(此节内容摘自无名著《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员》，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有关详情可参阅此书。)

　　正是由于这些前共产党人的影响和策划，使张学良萌发了以西北地区为基地，另立局面、长期抗战的计划。在此期间，1936年1月，由于被中共俘获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从中联络，张学良与中共高层取得了联系。中共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援助东北军打回东北去”等口号，深深触动了张学良，其联共抗日之心亦日益坚决。张学良欲反蒋抗日的计划，给正深受国民党军围剿之苦的中共带来了希望，毛泽东就此提出了联合东北军，打通国际通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构想。(《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员》，第104页)

　　就在张学良欲举大事前数月，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并命东北军、西北军向红军发动总攻，如张、杨两部不服从命令，即解除其武装。(《张学良年谱》，第1114页)情急之下，建立西北抗日政府之计划已无法实现，张学良又对蒋介石几番苦劝，甚至痛哭陈词，均遭蒋申斥。在此情形之下，张学良当机立断，决定实行兵谏，以逼蒋抗日，终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发生。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出后，红军将士欢欣鼓舞，纷纷要求对蒋实行公审。然而，12月14日，苏共《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倡抗日旗帜，实际则为助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张学良年谱》，第1156页)12月16日，中共接到共产国际电报，要求中共不要把蒋介石排斥于未来的抗日联合政府之外。17日，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完全以第三者的立场，对西安和南京方面进行调停。各方最终达成协议，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作担保，并未签署协议。张学良对此表示同意。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和设计委员会成员开会，透露了蒋介石很快就要走，他自己准备亲送蒋回南京。并申明，扣蒋是为了“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如果不把蒋放回去，国内将会有更大的内乱，那他就是“天下的罪人”，“就自杀”等等。当有人问及红军与杨虎城的态度时，张学良道：“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识大体的。”(《张学良年谱》，第1217页)为防意外发生，次日下午，张学良未通知周恩来，便匆匆陪蒋登上了返程的飞机。

　　西安事变对现代中国历史走向所发生的重大意义，如今是有基本共识的。张学良的这一“狂”举推动了国共内战的结束，为全民抗战的最终实现提供了契机，中共也因此次事变摆脱了被围剿的困境，其命运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机。然而，促成这难得的共御外敌之局面的“爱国狂”张学良将军，却从此要熬过漫漫监禁岁月，真成了一个与尘世纷争相隔绝的“孤臣”。

　　晚年的张学良，不愿回首往事，皈依了上帝。或许先生晚年真的已跳出尘俗的烦扰，宁愿将恩恩怨怨留待后人评说。可对家乡的缕缕思念，先生怕是不会轻易摆脱的。既然先生生前未能再归故里，如今真个超脱了尘世，岂不正好魂兮归来，重返故园桑梓，以了生前相思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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