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伯特·费尔德曼谢国忠

　　(摩根斯坦利)

　　陈玉新编译

　　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

　　迄今为止，在亚洲居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所遵循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这些经济体首先通过供应国外市场来积累资本和财富，在收入增长到很高水平之后再供应国内市场。从储蓄—投资恒等式的角度来看，在这些实现了巨额出口盈余的国家中，储蓄率达到了很高水平，因此投资也可以保持非常高的水平，并维持下去。在日本和韩国，国家一直对经济进行高度的干预，而在台湾等地区和国家中，经济更加自由化。然而，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外，资本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国内。

　　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亚洲许多国家的出口暴跌，以及日本经济再次陷于低迷，目前亚洲的整体经济结构正处于重组之中：亚洲所有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都需要重新配置，以尽可能充分利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的增长潜力。简言之，亚洲必须围绕来自中国的新生产能力和资本积累对自身进行重构。

　　有趣的是，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相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来自沿海地区，并依赖于国外需求的增长，而国内需求则保持着低水平。但最近几年，中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大陆资本的增长已经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台湾资本，而需求增长则依赖于本地的资源。简言之，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颠倒过来。这种颠倒的经济模式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很可能会加速发展。

　　中国的新发展模式有一个先例：19世纪的美国。19世纪早期，运输业和通信业的新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美国通过纽约和波士顿的金融中心从英国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金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炼钢和采煤等新兴工业。这些产品运往内陆，供应芝加哥等新兴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这些新城市则在美国的腹地开发出新的农业产地以供应世界市场。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各国等周边国家向美国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满足美国工业生产的需要。

　　让投资者确信有利可图

　　与经济史上这一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后，我们看到，亚洲经济的发展走势清晰起来了：首先，中国在整体上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对此无需担心，正如无需担心美国凭借贸易赤字建设铁路一样。然而，吸引巨额资本流入是这一模式的关键。尽管吸引巨额资本并非不可能，但中国必须使外国投资者、尤其是日本投资者确信，投资中国将有利可图。换言之，中国必须说服发达工业国、尤其是日本向中国输出实际产品，主要是资本品和先进技术，中国则只需报之以写有所有权承诺的小小纸片，即债权凭证。

　　贸易数据表明，中国正在向基于贸易赤字的发展模式转变。把中国香港和大陆视做一个整体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香港进口中的一大部分进入了相邻的广东省，而中国海关则不予纪录，因此中国贸易余额的正确数字应为两地之和。当然，中国大陆/香港贸易赤字的下降不完全来自结构性因素。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作用也在显现出来。但即使世界经济复苏了，中国大陆/香港的贸易盈余也不可能回升到原来的高水平上。

　　考虑到地理因素，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在距离海岸线越远的中国地区，外国人就越难以判断投资方案的价值。这意味着中国的不同地区将专门从事生产流程的不同阶段。沿海地区将专门生产其它国家需要但自身无法供应的产品和服务，向中国内陆投资就是这样的服务；内陆地区则专门为沿海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世界其它国家生产产品。

　　中、美、日三国贸易模式的演进中也存在这种地区分工的复杂情况。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于对日本的赤字。目前，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余额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赤字。而且，日本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进口份额已经从1990年的6%增长到15%，来自美国的进口份额则从23%下降到19%。尽管日本进口的地区构成出现了很大变化，出口构成的变化则小得多。日本对全球出口的30%仍然流入美国市场，只有13%流入中国市场，这一数字已经上升了，但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简言之，目前从贸易关系上看，中国之于日本正如40年前日本之于美国，中国正在成为日本的关键性供应者，日本则正在成为中国的关键性市场。

　　另外，亚洲其它位于中国周边的国家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原材料，而这些资本品最终将用于中国内陆。这些周边国家将依赖“中国发动机”带动经济增长。这些国家不仅包括东南亚，还将包括资源丰富的俄罗斯远东地区。

　　存在的问题

　　对于外国向中国提供的资本、高技术和产品，中国将以实物产品或代表债权的“小纸片”进行支付。这一战略中更加困难的一部分在于，外国将如何决定二者的构成比例。这一增长模式中，产品和资本都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决定最优汇率成了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

　　疲软的人民币将在中国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却会减少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尽管中国控制国内投资的自主权将因此加大，但外国投资的附加性利益将减少，例如学习全球投资标准，以及不同思想间的交流。而且，疲软的人民币未必会带来就业上的净收益，因为资本流入可能会创造出新的出口行业，从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相反，人民币坚挺会降低中国的出口额，从而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但这也将为外国投资的部门释放出劳动力。外国投资带来的这些利益也将不断增长。

　　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汇率应根据中国的就业需求来确定。因为目前的中日关系不允许实现充分的资本自由流动，因此人民币必须保持低汇率，从而鼓励日本资金通过双边贸易流入中国，也就是以便宜的进口品压低日本的储蓄率。但这是旧模式。随着时间推移，两国间的资本和贸易流动很可能会实现进一步的自由化。自由化将使得人民币升值，资本正常流动，国内需求因此将更加强劲，中国的就业需求将得到满足。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下降，未来日本将不存在就业问题，因此增加来自中国的进口只会对日本的劳动力产生较小的替代作用。中日双边经济关系的改善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日本人则可以保持其生活标准。因而很自然，两国政府将把汇率作为一个手段，以实现这些互利的目标。

　　下面必须考虑的问题是，中国贸易伙伴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将如何影响中国向外国人出售商品和出售所有权凭证之间的平衡，其中日元/美元的汇率最为重要。日元坚挺会导致日本贸易盈余下降，因此日本可以提供给中国或其它地区的资本会减少。这就是说，日元坚挺将会使得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盈余上升，例如中国台湾，它们向中国大陆提供的资本就有可能超过日本。相反，日元疲软将提高日本的贸易盈余，但这部分资本未必会流入中国。事实上，这些资本很可能只是流回美国。

　　中国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也许类似于天文学上三星相互作用的问题。三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当然比多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简单得多，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如果我们用三星问题来类比中c美—日三国关系问题的方法可以成立，那么决策者不应花费过多时间来考虑最优汇率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样的新亚洲已经成为投资者非常感兴趣的地区。根据上面的分析，这一地区最诱人、也最有利可图之处很可能在于资源重新配置会带动生产率增长，而非试图猜测最优汇率如何确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应致力于生产率增长前景最为光明的投资，中国和正在帮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将是理想的投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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