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冷啸

　　有形与无形的关卡

　　在广东，1公斤龙眼的批发价在8元左右，到北京批发可卖到16元。若用解放牌卡车从广州往北京贩运，一车按5吨计，那么，每车两地的差价是4万元。广州到北京运距2300公里 ，汽油费大约2000元。加上司乘人员的吃饭住宿，单程5000元足可以打住了。就算放空车回来，来回1万元，也还有3万元的赚头。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司机愿意做这样的买卖——有一种成本让他们无力支付。那就是：关卡太多。过桥费、过路费，一路不断。有的地方，短短几十公里，要交三四次费。各种名目的罚款，更是接连不断：超高、超重、超宽要罚款，大灯、转向灯不亮要罚款，车容不干净要罚款……这些费用林林总总算下来，没有三四千块打不住。

　　关卡，这个中世纪城堡之间的铁锁，横亘在中国境内的每一条公路。有时，关卡的旁边就是“欢迎您进入某某境内”的大幅招牌，让人感到一种善意的嘲讽。这是有形的关卡。无形的关卡更是遍布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您是农民，要进城，对不起，要花钱办“三证”；您是上海人，要在北京上学，对不起，要交“赞助费”；您是私企老板，要到银行贷款，对不起，没门；您财大气粗，要经营信息业务，对不起，主管部门不给您发“运营证”……

　　市场就这样被分割了，要素就这样被凝固了，投资的热情就这样被冷却了，经济就这样低迷了。——经济学家张维迎早就说过，如果把诸如审批制一类的“壁垒”统统废除了，中国的GDP至少增长30%。

　　那么，且看我们的市场是如何被分割的。

　　资本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是分割的。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尚不可以自由兑换，汇率和银行利率离市场化、国际化尚有距离。证券市场与国际证券市场也彼此隔绝。就国内市场而言，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分割，证券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分割，A股与B股的分割，A股中又有国有股、法人股、公众股的分割。这些，固然有“适合国情”的因素，但谁能说，这种明显有利于国有资本圈钱，有利于地方政府部门渔利，乃至有利于监管部门寻租的“制度设计”，对某些人来说不是正中下怀？

　　产品市场——湖北的富康轿车要进上海，被8万元的“挂牌费”挡住。湖北以牙还牙，来一个7万元的“特困企业解困资金”，轻而易举地就将上海的桑塔纳扫地出门。难道，这就能使它们都安守本土，互不进犯？大概，就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让中国几乎每一个县都有自己的酒厂，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汽车厂。现在，每一个省都想有自己的“硅谷”。白酒、啤酒、烟草、家电、医药等行业，也演绎着同样的故事。表面上是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其实，市场已被权力分割，或者被权力划上了保护圈，阻挡一切异己的“妖魔”。

　　劳动力市场——且不说城乡两个劳动力市场被户籍制度隔离起来，就是城市劳动力而言，不同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依然要受户籍、档案等关系的掣肘。如果说，“城市户口”是农民终生的梦想的话，“北京户口”则是许多在京的外地打工者心中的痛。户籍歧视给每个城市的公民在就业、工资、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它造就了两个群体：歧视者与被歧视者。

　　信息市场——政府垄断了80%以上的信息资源！不要觉得奇怪，在计划时代，什么不是政府的？遗憾的是，这些能创造价值的资源，绝大部分被政府闲置、浪费着、包裹着，有的甚至被视为“绝密”。但是，许多政府官员们似乎并不需要太多信息，拍脑袋就行。而真正的“小老百姓”却信息极度缺乏。农民每到丰收的季节就如热锅上的蚂蚁：水果熟了，买主在哪里？

　　壁垒是什么

　　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就阐述过：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贸易会给交易的双方都带来好处的。相反，垄断、高关税等贸易壁垒，将最终损害双方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一位叫贝克尔的经济学家用数学模型证明了：歧视将使被歧视一方的利益受损，反过来也会损害歧视者一方的利益。WTO组织，正是基于一种对贸易自由主义的信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号召消除一切贸易壁垒。

　　今天，中国已经踏入了WTO的门槛。国际大市场的图景即将展现在我们眼前。也许，此刻，正是我们需要反省：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谁阻碍了我们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是壁垒，冷冰冰的壁垒。是那些有形的壁垒(各种封闭隔离的制度)和无形的壁垒(一切不平等的观念和歧视的态度)。

　　地方保护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壁垒。它几乎成了市场一切祸害之源。无论是走私、造假、骗汇、逃税还是豆腐渣工程、企业欺诈上市、逃废债务，往往背后都活跃着地方政府的身影。对于“市场封锁”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完全可以明目张胆，拉着“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市场秩序”的大旗。企业在“红头文件”所代表的专政力量面前，只能一次次惊惧，嘘叹，无奈，妥协。告状，有出路吗？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都感慨：“地方法院快成了地方的法院了。”法院法官由地方政府财政供养，自然有“各为其主”的倾向。对企业来说，反抗或许是最愚蠢的自杀行为。“地方保护主义嘛，它们也有其存在的理由。”最后大家都这样以“同情”的方式默认了。

　　部门保护主义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藩篱。工商、税务、质监、卫生、防疫，都可以轻易在市场捞一把。国土部门可以方便地操纵土地价格，房管部门可以“自由裁量”房地产开发的各类资质。就是教育部门，也不会放弃“发学生财”的权力：据说，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来自教育部门，因为教育部门可以借助现有的户籍隔离来坐收“赞助费”。为了利益，原来没有的部门可以创造出来。郑州不就创造出来个“馒头办”？而各地的“商整办”、“纠风办”多如牛毛。对一些特殊的部门——行业垄断，从总理到百姓，人人喊打。但垄断行业并没像过街老鼠那样四处逃窜，也没有像落水狗那样可怜兮兮。相反，它们倚仗靠山，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还有的壁垒是来自观念上的。“保护民族工业！”随着每一个开放的步伐，都会隐约听到这样的声音。80年代，这种声音以“抵制日货”、“抵制美货”的极端方式出现。90年代，动辄以“警惕外资”来危言耸听。到现在，更多是期望政府给自己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限制、打击国外竞争对手。其实，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的产业和贸易紧密相联，已经不存在狭隘的“民族工业”了。这种拉“民族”大旗的人贩卖的却是个人和局部利益的私货。当然，我们反对民族主义，同样反对“超国民待遇”。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吸引外资而实施的税收减免政策，已经将内资企业置于不同的竞争起点，对内资企业很不公平，客观上造成了对市场的人为割裂。目前，我国银行有近7万亿居民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再片面强调吸引外资，就有欠妥当了。

　　还有城乡隔离的二元化的经济结构，使得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不能良性互动，农民甚至有“退出现代化”的危险：除了化肥、牙膏、牙刷等一类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外，他们已很少添置工业产品。大量工业产品在城市里“过剩”。这既是过去工农产品“剪刀差”对农村抽血的苦果，也是现实中不断加重的农民负担形成的顽症。果子没长大，农业特产税就来了；猪没养几天，屠宰税就要交了。农民在进入市场之前就挨了一刀，哪有“公平交易”可言？

　　还有森严的等级秩序。“国有是大爷，集体是大哥、民营是孙子”，在中国，资本打上了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天然就不平等。许多民营企业即便是攀不上国有这位“阿爷”，也千方百计地弄一顶集体的“红帽子”来戴一戴。“民营资本”甚至一度成了血腥资本的代名词，人们不自觉地就把它和残酷剥削、事故频发、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联系在一起。其实，资本固有的血腥性如果和“身份歧视”结合在一起，只能使其血腥性增加：能赚钱的不让做，让做的不赚钱，不如铤而走险，捞了就跑。

　　这一切，又根植于浓烈的官本位意识。本来，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为纳税人服务的。但是，在权力可以寻租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个别官员随意“拿、卡、要”，他们本身就是市场的藩篱。

　　问题的“七寸”

　　从计划时代的反对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到市场时代的反对诸侯经济、地方割据，我们高喊“规范市场秩序”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市场割据的局面似乎并没减轻。有报告指出，省际贸易已从1985年相当于全国零售贸易的37%下降到2000年的25%，而一次货运的平均航行里数也由1978年的395公里下降到2000年的310公里。

　　应该说，口号式的“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并没有找到问题的“七寸”。

　　地方保护主义的根子其实就在“产权缺位”上。名义上是“国有”的企业，实际上由地方政府行使“分级管理”的控制权。地方政府自身利益天然地与本地企业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封杀外地产品，阻止外来兼并，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他们才懒得从什么“产业”、“宏观”、“大局”着眼。而目前对官员政绩的考核体系也是着眼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指标的。这也刺激了地方官员牟取局部利益的动机。在任期内，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为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现行的财税体制，对地方保护主义更起到了助长作用。在实行分税制的时候，为遏制“诸侯经济”的膨胀，中央与各路诸侯进行“谈判”，加大了中央的财权。被“自收自支”逼入困境的地方财政，对本地企业财税依存度大大增高。特别是，当地方政府普遍背上债务，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开出的时候，“枪口对外”就更迫切了。

　　一些学者用美国的“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百分比；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的百分比)来论证中央政府需要集中更大的财权。但他们忘了，美国政府是三级政府，而中国政府的层次达5～6级，地方政府庞大、臃肿得多。这个庞大的官员体系(30个人就要供养一个官员)，分布于各个部门，他们要生存，既不能从国家那里获得令他们满意的收入(现在尚不能做到高薪养廉)，又不能真正投入市场“游泳”。他们能做的就是，在市场设置一道道明卡或暗卡，过“剪径”的日子。由于队伍庞大，国家监督成本极高，加上法不责众，“剪径”风险非常低，治理难见成效。

　　同时，地方保护势力与部门保护势力，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把它们的既得利益固化下来。比如，邮政部门可以规定其他人不允许经营“邮政基本业务”，医疗部门可以拥有“什么是医疗事故”的解释权。甚至，在制订法规的时候，故意模糊，留下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为权力寻租提供条件。由于部门多，层次多，政出多门，一些法规相互打架的情况屡见不鲜。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在国民收入里交易费用的百分比只要跌一点点，就会富有很多；但只要上升一点点，就会变得很穷。”而各种市场分割，就是大大地加重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人们的“交易倾向”。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害无法估量。再则，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造就了大面积的腐败。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乃至各种歧视政策，将给我们惹来国际麻烦。在加入WTO后，许多现在看来“合理合法”的行为，将引起国际纠纷，甚至遭致国际制裁。可以说，中国清除各种“市场壁垒”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面对盘根错节的利益局面，“动刀子”确实困难重重。但是，真正的改革不能“投鼠忌器”，需要的是决心和果敢。这里，有张五常先生经常讲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张五常陪弗里德曼先生去见一位中国的省长，谈到中国的改革，弗里德曼提出一个“砍老鼠尾巴”的比喻。他说：砍老鼠的尾巴要一刀砍下去，不要一寸一寸地砍，长痛不如短痛嘛！但省长问道：弗教授啊，我们中国的老鼠是很多条尾巴缠在一起的，先砍哪一条呢？弗里德曼哑口无言了。

　　张五常笑道：所有尾巴一刀全砍掉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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