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章文 实习记者陈勇

　　发自广东东莞

　　阿强一家的遭遇

　　湖南人阿强在广东东莞樟木头镇凹芝头村开了个杂货店，但找他不容易。从今年8月份开始他就不敢住在店里了，像他自己所说的，“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地在这里讨生活”。

　　记者是在东莞大朗收容所门前听说阿强这个人的。关于他的故事令我震惊，于是我决定要找到他。

　　去的时候正值中午。凹芝头村住的基本上都是外来打工者。低矮的砖瓦房，破旧而简陋。阿强的父母正在做午饭。了解我的身份后，他父亲叫人去喊阿强回来。他父亲姓王，56岁了，今年8月份阿强出事后专门从福州赶过来为他照看杂货店。

　　老王本不想再到这里来。今年4月份，在这里他曾经被关到当地派出所里21个小时，幸亏儿子东拼西凑了派出所要求的3000元钱，才从准备开往大朗收容所的车上将他“赎”了出来。

　　在派出所里度过的21个小时令老王刻骨铭心：“我一辈子都没遭过这种罪，小时候讨饭也没有这样，简直就像狗一样！”

　　事情的起因是当地派出所来查暂住证，而老王没办，身份证当场给没收了上去。老王立即陷于惶恐不安之中。他到派出所去讨要被没收的身份证，没有身份证是办不到暂住证的。

　　但没有人承认拿了他的身份证，“谁拿了你的身份证，你指出来给我看？”派出所的一名干警这样质问他。

　　老王指不出来，因为那天有很多人在场，即使指出来了也不会有人承认。没有身份证又没暂住证的他从此变成了一个“偷渡客”，在樟木头镇提心吊胆地数着日子过。

　　一个月后，他就在一次查暂住证中必然地“落网”了，被当作“三无人员”关进当地派出所。

　　派出所开出的罚款是5000元，否则要送到大朗收容所。老王想不通，因为办一个暂住证只要200元左右，为何对他这样一个年近60安分守己的外乡人如此重罚？

　　派出所的人开始给他说理由：一，老王店里装了一部公用电话，那些外来打工者家里有事打电话来，老王要跑过去喊他们来接，每次跑路费一元，一年有多少钱，这不合法，要罚；二，老王店里卖避孕套，附近地区有不少“小姐”，这之间有什么联系自然不言而明，要罚。

　　老王感到不可理喻：那跑路费也是别人心甘情愿出的，谁家里没个急事呢！至于附近有“小姐”就更和店里卖避孕套扯不到一块，倒是和负责一方治安的当地派出所大有关系呢！

　　老王质问他们到底讲不讲道理。得到的回答是——“你和我们讲道理，这道理在你手中还是在我们手中？”

　　老王还沉浸在屈辱往事的愤怒回忆中时，儿子阿强过来了，29岁的他接着父亲的回忆讲了下去。

　　为了救父亲，阿强利用在樟木头10年来交下的朋友关系凑足了这笔钱，再通过关系最后以3000元的价格成交，从即将开往大朗收容所的车上将父亲救了下来。

　　老王在旁边插话说，儿子怕我在大朗收容所吃苦扛不过来，我倒宁愿被他们抓走，抓走了就不用交3000元了！哪怕在大朗收容所关起来死掉也好，开这个小店，除去房租、水电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一年下来还挣不到3000元呢！花费的远远不止这3000元。因为没有身份证、暂住证的缘故，老王在樟木头不能再呆下去了，只好回湖南老家重新办一个身份证，然后再赶回樟木头，花300元办了一个暂住证。来回的路费加办证费至少又花掉了1500元。

　　即使这样，老王仍然没有安全感。后来，老王去了福州的二儿子那边，直到今年8月份阿强出事后，没办法他只有再过来帮着照看店子。

　　老王说，后来他又碰到几次查暂住证的，但他只是把证件亮给他们看，不会交到他们手中，“打死我也不会交给他们！”

　　老王没被关进大朗收容所，儿子阿强却尝倒了被关进去的滋味。今年8月2日的晚上，阿强的店子附近有人打架，其时阿强正在店里看电视，等当地派出所的人赶过来时，打架的人已经四散无踪。

　　阿强的厄运开始了。派出所的干警开始询问他打架的人跑到哪去了，阿强回答当时他在看店子不知道他们的行踪，这令干警很不满意。接着他们要查阿强的身份证和暂住证，等看过后，他们却说两证件都是假的。阿强急了，反驳说，那暂住证上面还有你们派出所的公章，如果证件是假的，那你们派出所也是假的。这句话显然激怒了那些人。他们要没收证件，阿强不让，他们就威胁要带阿强去派出所，阿强想到自己父亲4个月前在派出所的遭遇，无奈屈服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证件带走。

　　第二天，也就是8月3日，派出所里的人就来查阿强的暂住证，阿强理所当然地就被带到了派出所，随后不由分说地被押进了大朗收容所。

　　关了几天后，朋友花250元将他赎了出来。但从此阿强再也不敢住在自己的店里，像孤魂野鬼般在不同的朋友家里躲着过日子。

　　阿强迄今没有拿回“两证”，他也不敢去要，“如果我去要，那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跑到嘴里的肉还会吐出来？没有这回事！我们给抓怕啦！”

　　显然，这一连串的事情给他的刺激太大。“总有一天，我要寻回自己的尊严，这样被他们侮辱不行！”结束采访时，阿强突然坚决地说。

　　遭遇樟木头收容站

　　樟木头秋天的阳光依然强烈。

　　在东莞樟木头收容站门口，三三两两的人或坐或站在一个小门的台阶上。他们满眼焦虑，满脸愁容，门上是“询问处”3个醒目的大字，门两侧是“严格执法热情服务”8个大字。

　　上班的时间还没到，他们只有慢慢等待。

　　这些人来这里查询或保领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大多是走在街头被人带走的，其中的很多人不是没办暂住证，只是被抓的那一刻暂住证没带在身上而已，而少数人则是带了暂住证却被当场撕掉。

　　自己的亲人在不在这里，在里面挨没挨打，打得重不重？这些是他们考虑最多的问题。其中一个女子眼神茫然，跟她攀谈得知，她是贵州人，在东莞塘厦镇打工。几天前，她丈夫的弟弟在塘厦街头被当做“三无人员”抓了起来。

　　“我弟弟在厂里打工，都办了暂住证，那天晚上下班后出去玩，暂住证忘了带就给抓起来，跟他们解释暂住证在厂里一点也没有用。”她很无奈地讲。

　　接到消息后她去塘厦派出所查询，说是送到樟木头收容站了。昨天她赶到樟木头收容站却被告知“没有此人”，她急得不得了，跑回塘厦派出所说，明天要是再找不到弟弟，她就赖在派出所里不走。

　　“我弟弟不是小鸡小猫，他是一个人呀，怎么抓进去就不见了呢？我这次来一定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为了凑足赎弟弟的250元钱，还没领到工资的她被迫去借高利贷，100元到时要还120元。

　　“只要我弟弟能平安无事，花多大的代价也值得。”她告诉我，她有一个老乡曾经也被收容过，由于没人去领，最后被送到博罗县杨村收容所，在那里足足呆了一个半月，被放出来时人“瘦得像鬼一样”。

　　上班的时间终于到了，焦虑的人群蜂拥进入“询问处”。先是填一张“查询或保领被收容人员呈批表”，人多笔少，我的笔成了抢手货。我也填了一张表，名字是虚报的，目的是想亲身体验一下领人的过程。

　　“找到啦，找到啦！”刚才满脸愁容的贵州女子一脸兴奋地冲我大声叫嚷。而那些没找到人的沮丧无比。有一个在厂里当保安的人唉声叹气说，他年仅15岁的侄子前些天也被“收容”了，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这次一样没有结果。“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他父母交待呀！”

　　找到人后是交费。车船费、伙食费、管理费合计共250元。这是最少的数目，有的要交300～400元。

　　我虚报的人名当然查不到。旁边不明就里的人好意给我出主意：说不定你要找的那人被抓时填的是假名，当然就查不到了，但你可以通过关系进去查人。

　　“通过什么关系可以进去？”

　　“不就是一个钱字嘛。”他说。

　　在他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一个正在门口值勤的保安，请他带进去查一下人。他听完，二话没说，用我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就见一个矮胖的人站在大门口向我招手，我随他去之后发现他其实是收容所旁边一个杂货店的老板。

　　有3个四川小伙子等在那里。他们也是来领人的，却被告知人已送到博罗县杨村收容所。也是刚才那个保安推荐他们来找这个杂货店老板的，说这人有本事叫杨村收容所将他们要找的人送过来。

　　杂货店老板口气很大地在与杨村那边通电话：“明天有车过来吧，到时把那个人给我带过来！”通完话后，他就叫四川小伙子交钱，650元，先交200元，余下450元等明天见人后再交。

　　四川小伙子称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只能先给100元，余下550元明天见人后再给。杂货店老板同意了，并且打了一个收据，落款署名：徐卫官。

　　接着办我的事。徐老板首先声明：要找到人，给他100元，要没找到，给他50元。我不同意，说没找到，只能给他20元。他犹豫了一会，同意了。

　　他开始朝收容所里打电话，折腾半天后，当然是没结果。我于是提出进去看人，他不同意，说刚才让里面的人查了两遍，肯定没有你要找的这个人。

　　他开始要钱。我装作很爽快地给了他20元钱，并夸他有本事。他很受用：“我这也是便民利民嘛！你们搞不掂的，我帮你们搞掂，收点手续费也是应该的吧！”

　　于是我趁机问他能从刚才那3个四川打工者手中赚多少钱，他脱口而出：“才100元，还不是我一个人拿呢！”

　　我进一步问他还要分给哪些人，他警觉起来，说：“这你就不用管了，管那么多干嘛？”此后再也不搭理我。

　　我从杂货店老板那里出来到收容站大门口站了不到两分钟，又有一名男子凑上来，问我的情况，听完后他也口气大大地讲：“我能够让你进去查人，不过要给50块！”此人自称和收容站站长相识。

　　我同意了。收钱后他将我带到查询处，将刚才填的表格递了进去，说明了我的要求，表格出来时背面写了这样几个字：进去查人叶10.10。

　　我拿着这张表畅通无阻地进到关押“三无人员”的地方。里面按省份分几个区，每个区都用铁栏杆隔开，像监狱一样。

　　我一进去，就听到有人叫喊：“你是水电公司的吗？”“你是某某厂的吗？”……他们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有的还赤裸着上身，挤在铁窗边，眼睛中流露出深切的企盼。

　　里面的干警用高音喇叭帮我喊人，喊了3遍后无人应答，当然不会有人应答。我没有理由再留在里面，向外走时，我突然想，要是我虚构的这个人真在里面该多好，那样起码我可以满足一个人那充满企盼的眼神，可以让他在老家的父母不为此牵肠挂肚。

　　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这个让众多打工仔闻之色变的地方。我首次意识到自己在这里的力量是如此之小。

　　(文中主人公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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