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坚(天津)

　　垄断性价位易升难降

　　机票打折，不允许；红眼航班，不让开；京津塘等高速公路，往返过关费高于同程火车票价；火车票逢年过节涨价，美其名曰“分流”；电价水价，一涨再涨；医疗改革，医药 分家，药费仍然居高不下；学校收费一年赛一年，有增无减；商品房降价，雷声大雨点小。尤其是通信行业，手机单向收费，不行；装机费、月租费，它都收着；公司上市，参加了基本建设的广大用户却不是股东，没有股权，不参加分红(电力与机场建设等行业建设也存在类似问题)。虽然中国电信多次宣布了回报用户的资费调整方案，但许多单项有升有降，总体水平最终基本持平。有的明降暗升，与消费者玩起了官场游戏。

　　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垄断性价位易升难降。这是怎么啦？细眼一看，相关行业大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并且常常在国内市场中处于行业垄断地位。

　　除去国际支付，国民支出都没有肥水流入外国田。众多的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如电信、电力能源、教育、交通、医药、金融、房地产、科技创新、工业制品、文娱等，无论哪个行业回笼的居民收入，都是“肥水留在国内”，流入国库。但是，如果把有关“吃、喝、行、住、说话(通信)、电力、受教育”等划为基础性行业，科技创新、工业制品、文体娱保健、信息出版等则为发展性行业，那么，基础行业与发展行业，二者之间，国民支出之肥水究竟更大比例地流入哪块领地更划算，更利于国民经济整体走强，更利于全社会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呢？

　　该基础的不“基础”

　　就国民收入总支出的流向与流量而言，基础行业与发展行业之间应该有一个适度的系数。可以说，一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如果电信、电力、教育、交通、养老等基础行业“圈走(回笼)”的国民收入总支出所占比例超出了该适度系数，偏低，或者偏高，该国科技创新、工业制品等发展行业的前途则必受掣肘，从而影响国民经济与全社会的健康发育与良性循环发展。

　　我国的基础行业曾经是因为过于弱小，“服务与圈钱”能力太差等，而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要致富，先修路”，对于“车皮难，打电话难，行路难，用电难”等，我们是记忆犹新的。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基础产业薄弱形成的瓶颈问题，我国确立了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硬件设施建设、优先发展道路交通、电力能源、航空、电信、金融、教育等基础产业的经济政策。由于内资外资、主观努力和优惠政策等一起上，就目前的经济运行而言，诸多基础产业不仅相对发达，日子好过，楼高漂亮奖金多，财大气粗，而且常常因为垄断经营而对发展行业处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它们可以任意遏制市场需求和社会呼声，任意推出偏高的垄断价格，有强权欺行霸市之嫌。该基础的并没有真正“基础”起来，困扰国民经济与全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却依然存在。近年来，民航客机上座率低，汽车绕小道躲避高速公路，居民电话通话率低，贷款难，商品房闲置，农民有电不用点油灯，子女教育和养老如两座大山令人们有钱不敢花等经济现象，几乎是司空见惯了。

　　为什么？因为由于管理不善或乘机涨价等原因，一些基础行业一阔脸就变，它们借助国家优惠政策、比较优势与垄断地位，以价位高、关卡多等而高高在上，令人“敬而难之，远之”，弱化了人们对发展行业之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愿望和能力。不少基础产业换汤不换药，从“短缺瓶颈，穷弱瓶颈”嬗变为“高价瓶颈，富强瓶颈”，继续阻碍其它行业发展，使产业结构调整有名无实。当然，我们不否认它们起到了基础产业的部分作用，但是，它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没有从更高的国家全局利益出发，没有完全发挥自己作为基础产业而在全国一盘棋中的适当位置。

　　“为富不仁，恃强凌弱”，贫弱时获得优先发展权，富强了翻脸不认人，还以势(垄断地位等)压人，致使居家过日子、办企业、干事业等有诸多不易。这不仅不道德，而且有害。有报道说，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天津市已于2000年底完成了农电管理体制改革。全市3841个村的140万农户，即使处于最偏僻山区，其照明用电也可享受每度0.49元的统一电价。仅此一项，即可减轻全市农民负担约2亿元。天津是“大城市，小农村”，中国是“大农村，小城市”，农村人口占80%。解决用电瓶颈，一个天津一年可以为农民减负约2亿元，全国该是一个如何惊人的数字！如果再加上其它该低价、基础却高价而高贵了的支出，如水费、邮电费、公款吃喝招待费、臃肿的机构吃去的财政收入等，多少农民用于再生产的投入能力被耽误了，多少农民可用于购买发展行业制品与服务的消费能力被阻遏、蒸发了？又增长了多少怨气、不满和社会暗流？

　　目前，由于基础的不“基础”，很多个人与家庭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包括预期收入)投入了购房、防老、子女教育、医疗等基础生存方面，为“生老病死，吃喝出行说话”等积蓄、犯愁。就单位与企业而言，电信、电力能源、交通等办公成本逐年追赶生产经营性成本支出。这些都会减弱全社会的工业品消费和科技创新能力，导致诸多发展行业的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产品积压、甩卖，再生产乏力，陷入相对萎缩与衰退的困境。这恐怕是我国一方面财政收入连年增长，另一方面工业品市场却有效需求不足，国有工业与商业企业效益下滑，持续低迷，不能产销两旺的基本原因之一。

　　金融界已经飞速发展了，但毛病也很大。它们“嫌贫爱富，只求保险”，不把自己当基础，或者缺乏把自己当基础的眼光，也是有失偏颇的。如银行贷款投放，过去是不讲风险，现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讲风险，不讲扶持与创新。一方面多家银行争着给一些效益好的企业“锦上添花”，另一方面急需“雪中送炭”的新兴产业与中小企业却难以获得资金扶持，相当程度上减弱了银行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动机的领头羊作用。

　　有些银行，信贷、结算等主营业务下滑，乃至亏损，却忙于争夺代发工资、代收水电煤气有线电视费等利润业务。不是说这些不可以，而是说如果把这些当作主要的“经济增长点”，那则是与“金融”二字相去太远。

　　又如保险业，风险不大、稳赚不赔的险种各个公司一窝蜂争相开发、推销，一些急需保险、风险甚大的险种却鲜有问津，乃至空白。收保费时“勤勤恳恳”，踏破门槛，理赔时“千呼万唤始出来，难于上青天”。个人与企业，“保”是投了，“险”之后顾之忧仍存。人们不禁要问：我很安全，何需你保险；我很忧虑，保险哪里去了？如此保险业，没它也没事，有它多揩一层油，多掉一层皮，有收刮民财之嫌。只保自己“平安”，不保他人“危险”，凡事以“自己保险”为重，其社会保障作用不是大打折扣吗？

　　失衡的跷跷板

　　基础行业与发展行业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跷跷板。它们互相支撑，又互相制约，尤其是制约对方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基础”欠缺，或弱小时，形成瓶颈，阻碍了诸多发展行业的上升空间，不利于总体发展；另一方面，“基础的”很发达，却也很“高贵”，门槛高、要价高，服务差、关卡多，造成“上路难，通关难，用电难，讲话(通信)难”等，同样也会形成瓶颈，压抑发展行业的前程，不利于整体发展。

　　假如我们有快车道，路宽、网带宽，话线长、铁路线长，飞机宽、商品房宽，电网多、资金多，管道粗、电缆光缆粗，硬件硬，等等，但人们却难以上去运行，或者代价很高，或者关卡多，跑道不畅，形成资源运行中的闲置(它有运行成本，比普通闲置更糟)，那么它们的作用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它没能支撑起人民廉价、容易而有效的幸福生活，妨碍了工业、科技、信息业等发展行业的强势发展，它至少没有尽责，反而形成了新的产业结构失调，瓶颈、臃塞仍存。

　　谋取高效益是商业行为，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凭借垄断经营地位，并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逆市场价值规律而实际自顾了小团体部门与行业利益，则不仅是计划经济弊端再现，还有害于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利益。如果社会大众的收入常常因为满足了“民以食为天”等的基础消费而所剩无几，如果发展性行业常常被基础性成本支出搞得焦头烂额，它们的发展后劲又从何而来？

　　中国还有一个习惯说法，一个人或家庭，如果发家却只知吃喝玩乐，及时行乐，便是败家子。但是，如果其收入仅够吃喝等维持基本生存，那也是发家无望的。顺而言之，如果说硬件短缺基础薄弱，曾经妨碍了中国发展，那么，如果中国的国民总收入总是穷于应付基础消费后，便所剩无几，则也是很难富国，很难成为发达国家的。

　　富国宜先富民，强国宜先强民，不能以基础的不“基础”而迫使国民穷于应付维持基本生存，致使民贫国弱。

　　毫无疑问，放长线，铺宽路，筑高桥，建宽带，硬金融等，解决瓶颈问题，优先发展基础行业是正确的。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米太贵了，有米巧妇也难炊。如果有关基础的宽、大、粗、硬、长、强了，却以此“拥兵自重”，不仅有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一盘棋，还恃强凌弱，对国内其它更待发展的发展性行业保持诸多压制势头，以最大限度地掏国内普通消费者的钱袋为能事，而弱于配套服务，疏于赢得WTO等对外竞争，则是对“宽、大、粗、硬、长、强”等的误解、误用与浪费。

　　现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仅要让“基础的”强起来，而且要让“基础的”便捷、安全、廉价、易行起来，为各行各业“入世”而能“立世，赢世”打好基础，最终壮大综合国力。这些才是优先发展基础行业的真正含义。

　　恶性循环

　　国家优先发展基础行业，解决瓶颈问题，说白点，就是全社会不为吃喝、走路、说话(通信)、用电、住房、接受教育、养老等犯愁，好腾出精力大干事关发展的大事。

　　然而如今，在社会物价指数整体持续回落的同时，交通票价高、商品房价高、电话费电费高、书价高、学费及其所谓入学赞助费高等“几大高”不仅鲜有松动，有的还不降反涨，或者明降暗涨。

　　有些行业不是因为发展好了而降价，让国民与全社会得实惠，而是自认为腰板硬了，可以涨价了。如有的学校，本来收费不高，一旦国家投资改善了校舍，增加了师资等，它马上向高收费看齐，美其名曰“优质优价”。为此，还有些行业与企业，不把主要精力投入抓业务，搞创新，多快好省(也获利)地满足社会需要，而是忙于拉关系，淘汰改造，忙于评级上档次。为什么？档次高了，收费也就名正言顺爬跳上去了。

　　国家与人民为此吃了大亏。帮助了它的建设，它还要反过来向你多索取。如同个人评职称、定巡视员级别等，给了荣誉，还要给相应级别的工资、住房、用车等福利待遇。至于他的贡献是水涨船高了，还是原地不动，乃至退步，就不管了。而这些，不都是居民消费能力(或民脂民膏)堆砌的吗？

　　有的行业或企业，让你“宽进严出”，美其名曰培养消费群体，占领市场。它实则以低价或免费等降低门槛吸引大批消费者上了“贼船”后，马上提高船票价格，让你欲罢不能，乖乖挨宰，可谓“关门打狗”。

　　还有的行业，为了扩大收入，它们自造市场，乃至链式市场。如有的医院治病，哪怕是极轻极易极微的病，有用没用，有必要没必要，也先推荐你用多种仪器查一番，捞足了银子再看病。还有小病大治，轻病下猛药等，也属此类。他们不是看哪种药疗效好，经济实惠，而是看那种药回扣大，利润高。先看钱，后看病。如果这是个别大夫的所作所为，也还不可怕，可怕的是这还是一些医院明里暗里确定的创收主渠道，有“官方”色彩。

　　还有个别行业与个别企业，为了扩大收入，推出了锦上添花的消费项目，有误导、助长奢靡、畸形消费之嫌疑。如手机销售及其个别增值业务(化装、短信息一类的)，有些方面是重于赶时髦而掩盖了其本身的通信功能。这些不可不谓经济领域不正常的贫富悬殊。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基础行业的企业把持了社会资金再分配的投向与数量后，却并没有把圈来的资金用于更合理、有效的地方，而是不仅盲目扩大非生产经营性支出，或者造成资金闲置与浪费，还违规加入了股市、房地产等，去吹泡泡。

　　这种行为的危害性还表现在减少了我国国际收入。中国正更广泛深入地融入国际市场，一些行业，如民航、电信、金融等，由于坚持高价而竞争乏力，服务也差，每年均损失了相当数量的国际机票、话费、国际结算等收入。最可叹的是，一些制造“高价位瓶颈者”正开始吞吃自酿的苦果。据了解，今年1至6月份，中国电信固定电话放号数量屡创历史新高，用户总数已达1.6亿户，其它业务用户数也猛增，如因特网用户累计新增791万户，增长了287.6%。但是，累计收入不仅未与之同步增长(仅增长了5.8%，为873亿元)，反而比上年同期下跌了13个百分点。同时，还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7.9%的增幅。

　　又如有资料显示，为补缺亏损，从1995年至1999年，中国邮政进行了多次调价，但名为调，实为只涨不降，仅一封平信便从0.08元涨至了0.80元。可是资费大幅上涨不仅没有使邮政业亏损减少，反而从年47亿上升到了154亿。虽然有电话普及、E-mail等因素在内，但“涨价”也是使邮政业务量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据估算，仅1985年大幅提高报刊发行费用一项，便把许多报刊“逼上梁山”，其业务收入已经因此损失了30至40亿元。这是否陷入了一个“亏损——提价——再亏损——再提价”的恶性循环？

　　放大来看，“短缺瓶颈——富强瓶颈”使我国国民经济整体陷入了瓶颈不断、继续发展乏力的尴尬局面，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走入了调整而未调顺的怪圈。

　　“劣质官员”动摇民意基础

　　其实，不仅仅是经济界，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单位与个人，官僚主义严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他们摆架子，他们脾气大，官升脾气涨，官大脾气大，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他们挺着，横着，在很多地方设关卡、官卡，官本位之卡，当瓶颈，以此损民利己，损公肥私，与民争利，窃国之公有为己之私有。有时，衙门朝人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不托关系不送礼，就不办事，或缓办事。难以过他们的关卡官卡，不仅正经做事难，正直做人难，很多好事也让他们拖黄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当事人没有摆正自己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中国的地位，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

　　部分“劣质官员”觉悟低，“受教育少”，不知道国家盖办公大楼，改善办公条件，提高工资奖金住房等福利待遇，打好基础，是鼓励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动则兴师动众，摆谱摆架子。三两个人的内部工作会、通气会、例会，也要搭个主席台，录像、录音、照相，话筒、花台，一应俱全。一边喊家底薄，人均资源少，可一点库存，一点家底子，都花在这儿了，成全了几个官迷的官瘾、虚荣心，可谓损公肥私矣。

　　而且与轻车简从、作风清廉正派等官员相比，这种官往往瘾大技术差，工作业绩不怎么样，花活与漏洞，乃至明知故犯的错误却不少。如上所述，如果经济领域有一个“亏损—提价—再亏损—再提价”的恶性循环，那么，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官本位恶性循环，危害极大。

　　“劣质官员”们“为官不仁”，不仅忘记了人民是治理国家的主体，更忘记了自己应该处于社会基础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反而自以为是，本末倒置，以父母官自居，高高在上，不做公仆做主子，人民倒成了儿子与奴仆。

　　很多挺容易正当的事，他们也要制造“过五关，跑六趟，交八费”的雁过拔毛效应。如汽车等消费市场难以启动，便与其销售与使用等领域存在诸多经济的与行政的瓶颈有关。“买得起马配不起鞍”的消费恐惧心理普遍存在，这费那费，这手续那年检，买车办证跑断腿，养车管车更是劳心费神。有了车，就等于有了一个包袱，多了一个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做孙子的机会。有了一条可以随时抽打你的看不见的鞭子。有了这么一个不言不语却不易伺候的爷，以至于搞不清究竟谁是车的主人，不能不令人望而却步，知难而退，静观待变而决定消费倾向与时机。不客气地说，我国的很多好事就是泡汤于官僚主义和贪官污吏。他们筑起官本位高门槛、关卡官卡，形成种种弊端，如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缺乏创新，浪费大，人浮于事更碍害于事，无效财政支出增加，国有与民营等企业投资积极性受挫，官场腐败与地下经济、黑帮活动等互相攀升，等等。这些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进程。

　　电视剧里，遇有洪水等灾情，大贪官和●振振有辞：“救民先救官，官都活不了，还谈什么救民。”官重于民，官大于民，官本位是社会基础，何等强烈、“有理”的统治思想。人民要上访，部分不称职者对以拖宕、敷衍、阻拦，更有人采取了打击报复的言行，还有人开玩笑，搞黑色幽默，要人民“到银河系找外星人解决”。真不知这样的人是怎样混进共产党干部队伍里去的。

　　人民稍有不满，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左帽”就扣上来了：不维护大局，不服从集体利益，破坏安定团结，没有保持一致，等等，对人民实行邓小平同志批评过的“这是真正的管、卡、压”的高压恐吓政策。“大局”之下，掩盖了多少他们个人的小九九；“一致”之下，他们做了多少驱散人们保持一致的神圣信念。他们败坏了多少“大局为重”与“保持一致”的事业。

　　没有基础，没有发展。基础的不安分，或者门槛高，或者开错门，也不利于发展。同时，基础的不“基础”必然还会阻碍经济与全社会的健康发展，导致市场无序，地下经济泛滥，黑恶势力膨胀坐大等等。

　　民为一切基础的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霸道，天下无道。

　　殊不知，关卡权威，官卡神气，瓶颈厉害，但也很危险。它们能迫使全国人民和发展行业见习“新孙子兵法”，到处装孙子、做孙子，叩头作揖、送礼陪笑脸，也能使自己成为人民的对立面和社会矛盾的焦点。沉迷低级庸俗，不把自己当干部，人民就不会把他当领导；不代表人民，人民就不会把他当代表；高高在上，不把自己当基础，就是把自己架火烤。倒悬人民，人民就是洪水。谁要吃人民，人民就是他的猛兽。

　　不基础的，位不正的，麻烦大了。人们已经看到，党和国家决不手软，很多滥用权力者、腐败分子等已经下大牢，或者走上了不归路。他们不安分守己，不尽职尽责，他们欺民骗党，突破“基础”，自造悬河冲自己，自造烈火烤自身，可谓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解决基础的不“基础”的问题，一是经济领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所有制一起上，二是文化领域不提“文化为政治服务”，三是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加强民主与法治。这些实际上都是在全社会推行的重民政策，民是一切基础的基础。

　　如此民重了，官轻了；民回位了，官本分了；基础的“基础”了，发展的发展了。如此，不头重脚轻了，不官重民轻了，不官本位高强于民本位，何愁中国不民富国强？

　　加强自律和他律，该基础的，别高贵！该低廉的，别高价！该简单易行的，别复杂难办！官本位封建思想严重的，要遵从民本位！

　　照明住房低廉些，说话(通信)便宜些，出行(交通)门槛低些，教育收费少些，看病防老容易些，办事门槛低一些，人民大众而不是官本位是国家的基础与主人，等等。

　　一句话，让基础的“基础”了，真正消除各类瓶颈、关卡官卡，中国国民经济才是真正做好了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社会才是真正理顺了关系，才能够更快地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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