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陈初越

　　发自福建连江

　　楼的气派与人的无聊

　　2001年10月15日清晨，记者从福州驱车至50公里外的连江县●头镇渡口，由此换乘渡轮，约40分钟的航程后，抵达壶江岛。

　　壶江岛是方圆0.8公里的小岛、夹于川石、琅岐二岛之间，扼闽江入海口，现登记在册的住民有9000人左右。此岛虽小，在省内却颇有名气，一是风光灵秀；二是住民长寿；三是民风刚烈——从明代抗倭到上世纪抗日，岛民皆英勇有与。但近年来，小岛则以偷渡之风甚烈引人注目——10月7日的韩国“泰昌号”上运载的60名偷渡客中，即有8名壶江少壮，其中3人惨遭闷死。

　　壶江本为淳朴渔村，如何演变为偷渡“重灾区”？其偷渡规模究竟如何？是何心态使然？有何氛围依托？“偷渡文化”的兴起又给岛屿的自然、人文生态以怎样影响？这是记者此行心目中意欲考察的一系列重点。

　　记者登岛之际，码头上渔船三三两两地准备出海，景象平和。临江有座陈家宗祠，朝向江面的围墙刷着一条长条标语：“偷私渡多为诈骗和绑架，铤而走险必会人财两空”。字迹有些褪色，令记者不禁联想起那宗惨案，为之恻然。

　　壶江岛40分钟即可绕行一周。显见的特色是两项：楼的簇新、气派与人的悠闲、无聊。

　　——当地的“小洋楼”至少四五十座，普遍四五层高，钴蓝窗玻璃，白瓷砖外墙贴面，加一顶琉璃瓦的小红帽，可以说是气宇轩昂，也可以说是风格单调、千篇一律。

　　若你询问屋主是干什么的，在不在家，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屋主打工去了，这里住的只是他的父母(或父母已搬到镇里去住，这只是间空屋)。

　　若你再问，屋主去哪里打工？得到的答案也不外这两个地方：美国、日本。——再看人。岛民精神状态展现出的空虚、无聊，带给记者很大惊奇。

　　记者上、下午选了几个不同时辰，在村里的巷子走了几个来回，盈耳的是哗啦哗啦的“推倒长城”之声，家家户户似乎都百无聊赖，只有玩麻将此一“国戏”了。

　　在村头，有两三家茶馆，内里横七竖八排着竹椅，好些壮硕大汉懒洋洋卧在其中。据记者观察，他们可以从容躺大半天，不和旁边人说一句话。茶馆入内设有小单间，据知情者说，其中多开有投注较大的赌局。在里面玩，可以稍稍避人耳目。

　　青壮男女悠闲如此，许多十来岁的少年，看来也是处在信马由缰、悠哉游哉的状态。记者登岛之日是周二，而村里网吧游戏室、桌球室终其一日，挤满了青头愣脑的少年，呼朋引伴，不亦乐乎，看来都不必上课。

　　相形之下，整个村子只有一类人在忙，即那些搬砖头、倒水泥、盖小洋楼的民工。不过了解之下，他们多为外地打工仔。原来本地人是懒得在本地做任何事的。记者在村头看到这么一幕：两三名民工在拌水泥，修一段短短十几米的水泥路，周遭却有二三十人，大半是青壮年，在周围袖着手、伸长脖子呆看，好像除此无以消遣时光。

　　不过，如果外来观察者就此判定该地民风懈怠疏懒、胸无大志，其实并不公道。村里一名老者对记者说，你千万莫要小看了我们村的年轻人。他们并不偷懒，并不放任，实际上，他们都是勤快、听话、孝道的好孩子，是干活的好手，他们现在闲着，只是在等待机会而已。

　　等待怎样的机会？

　　回答是：出去的机会。

　　这名老者感慨说，我们村这些年轻人、少年仔只要一“出去”，就能如同牛马一样干活，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在话下，艰辛程度要远远超过眼前这些扛砖头、拉水泥的北方民工。那才叫真正的干活，也才叫真正的赚钱呀。你说，如果他们在外面不拼命，眼前这一幢一幢漂亮的小洋楼哪有钱盖起来。

　　——新盖的洋楼许多是空的，年轻人仍然等着“出去”。这就是记者对壶江的第一个认识。

　　“出去”的风险系数

　　这次壶江村在韩国“泰昌号”上丧生的3人，分别为两个30多岁的男子和一个19岁少年。经村民指点，记者走访一个郑姓、37岁死者的家。

　　这户人住的还是老式大屋，前面对门贴着“花好”、“月圆”，后门贴着“蓝天“、“碧水”。红纸早已泛白，应是今年春节前贴的吧。

　　记者不便打扰死者家人，便听取其邻人介绍：死者原系渔民，后来又因搞海产养殖赔了大本，挣钱养家心切，便尝试出国打工，不想遭遇不测。现在，他的父母因过度悲伤，卧床不起，而老婆则带着两个孩子——小的才4岁，回了娘家。本村青年究竟有多少人偷渡出去，又有多少人像这个郑姓男子一样夭折途中？这是记者来壶江村前的一大疑问。而多方打听之下，才发现此地偷渡规模之大，是远远超出外人想像的——当然，当地人并不喜欢“偷渡”二字，他们的称法是：“出去。”

　　一名村民说，许多人家里，都有两三个人“出去”外头。

　　另一名村里青年颇有些感伤地告诉我，他是村里篮球队的成员，球队每隔一段时间，就少人，需要补充。两年前组建球队的“元老”队员，如今只剩下他一人，其他的当然都出国打工去了。

　　一名小学教师告诉我，他在当地已教书20年，他教过的学生中，据他所知就有五六百人在外面打工。他自我解嘲说：俗话说，当老师的“桃李满天下”，现在我的桃树、李树都种到美国、日本去了。

　　有个村民教了我一个简单的调查方法——问问村里今年演了几出戏，就知道当年“出去”多少人了。原来，“出去”的人在动身之前，一般都要先到庙里许愿，如果“出去”成功，就给菩萨“谢一台戏”。所以，村民在家听到戏台锣鼓响，就知道某个同乡已成功抵达美国、日本了。这个村民道：我们村一年至少唱八九十台戏，整个●头镇一年要唱1000多台，省里的戏班排期都排不过来啊。

　　关于壶江多年来“出去”的总人数，有个老师向记者做了更加肯定的判断：这里平均每三四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在外面，那么按壶江9000人口计算，大概总有2000来人在外面吧！

　　看记者露出极度惊愕的神情，这个乡村教师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的家乡就在对岸的●头镇某村，年轻人除残疾、弱智的，都已经出去了。记者还了解到：这次随“泰昌号”走的壶江村人，是第7批走“韩国线”的偷渡客。毫无疑问，前6批人和其它“线”的人都走成了。

　　据悉，目前壶江人死在偷渡途中的，就是“泰昌号惨案”中的这3人。

　　不少人对福建人偷渡屡禁不止的现象心存困惑——近年关于偷渡之凶险屡有案例曝光，多佛惨剧更是震动全球，为何仍有人倾家荡产，前赴后继？难道偷渡者这么缺乏理性，就不能对自己的生命和未来做个起码的“风险评估”？

　　记者在此就可以代为解释了：在福建一些沿海村落村民的心目中，“出去”虽然有性命之虞，但风险系数不算大。以壶江村为例，出去2000多人，死了3个，死亡率“仅”1‰。所以，无论是58人丧生的多佛惨案，还是25人丧生的泰昌号惨案，都不足以打消偷渡村民的出走决心。

　　在村里，记者曾听到一村民以大舒一口气的口吻说：“唉，我们壶江村运气比较好，这么多年出去的，只死了3个。”旁边人“是呀，是呀”地附和不已。村民们自有他们的一套价值观，人命的牺牲被扳着指头，用百分比、千分比一算，就给化解掉了。

　　记者了解到，偷渡者最担心的，还是被边防官兵抓住。这一“风险系数”相当大，它不仅意味着皮肉之苦，还得交两三万元的罚款才能赎出人来。很多偷渡者都有过几次被截获的经历，为交罚款，欠了一屁股债，便更急着要偷渡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出去”，才能在短期内，赚一大笔钱来还。

　　“生活在别处”？

　　在壶江，你很容易感受到，老老少少的心目中，“出去”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而家里没有人在美国、日本打工，盖不起楼，修不了坟，那才叫做真正的丢脸、没出息。正是这种“生活在别处”的观念，使得青壮年以在本地谋生为耻，日夜筹划如何“出去”——那些茶馆里躺着的“懒人”，内心里也许都有着紧张的焦虑和期待，有人给他们一个“出去”的方案，他们就会兴奋地一跃而起！

　　而偷渡之所以源源成行，不仅因为岛上观念对偷渡客本人的催促力，也因为在国外打工者和国内“等待者”之间，有一套以借贷款流动形成的动力机制，犹如一架水车，能够源源不绝地将低处(国内)的青年人送到高处(国外)去。

　　偷渡一般是“先走后埋单”，即偷渡客成功抵达目的地后，才挂回国际长途电话，通知其家人向蛇头付款。近年，随着各国对偷渡打击力度的加强，这一行价也不断看涨，90年代初，两万美元便能成行，而今要6万美元之多，折合人民币约50万元。

　　这一大笔钱，绝大多数村民是支付不起的。但一定要按时结清，一来因为人蛇出国以后一段时间，仍由蛇头控制；二来蛇头在国内国外都有势力，不交钱的话，打工者或国内一方必定会遭到伤害、报复。

　　要出这笔钱，只能向同村人多方借贷。由于共处于多年形成的偷渡文化的熏蒸之下，且偷渡者出去以后，打工点密集一处，也算得上相依为命，所以全村人对准备偷渡的人不仅是宽容，而且是全面的支持和信任。偷渡者家属一般都能获得村民借贷，年息视亲疏关系，在1%到5%之间。偷渡者最初是借贷者，但从掘到“第一桶金”开始，很快也成了放贷者，一面交款及还利息，一面也向他人放款及赚取利息。虽说村里未必有什么信用合作社，但村民在“出去”这件事上，却自发形成了信用合作的关系。

　　所以，关于偷渡行为，外界普遍高估了偷渡客个人的经济实力，而低估了村民在这件事上的高度协调性和整体凝聚力。

　　曾有不识内情的评论者这样质疑福建的偷渡群落：既然你们拥有或是能借到50万元这样一笔巨款，为什么不好好做点生意，搞个买卖，偏偏要出生入死，背井离乡，到异国他乡做卑贱的苦力？

　　论者不知道，在福建沿海一些偷渡文化高度成型的村落里，要做点小买卖、搞个小企业，大家是不信任你、甚至不怎么瞧得起你的，你当然也借不到一分钱。但当你鼓起勇气要“出去”，即使你昨天还不名一文，背着一屁股烂债，但很快就有人愿意资助你几十万！

　　壶江人谋生三部曲

　　采访壶江村时，记者发觉，按理说，壶江村民偷渡起来比福州的亭江镇和对岸的官头镇要容易些(因其为小岛且更加近海)，但其偷渡潮的兴起，却较后两地晚了至少10年。

　　后两地于80年代起，就有大量人口(主要是从事耕种的农业人口)偷渡，而壶江人热烈地身体力行“出去”这件事，也只是近几年的事。只是虽然村小人少，但因“配合”得好，“勇气”也大，所以拥出去了两三千人，颇有些后来者居上的势头。

　　为什么会这样呢？记者发现，刺激着壶江人“出去”的，主要还并非邻居的暴富与外界一些评论者所谓“福建人好迁徙”的传统，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近年闽江与近海整体渔业环境的恶化与沿海中小企业的经营不善，使得原以捕鱼与航运为生的大量壶江村民失去生计，便群效内陆近邻所为，走上“跨国打工”之路。对沿海生态的恶化，很多壶江老渔民是深有感触的：他们印象中，渔业最兴盛的时代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那时，出岛一箭之遥就有大量密集的鱼群。当时捕鱼用的是俗称“嘭嘭管”的捕鱼工具，几个人在江面敲敲这种特制的木器，扰得海下鱼群头昏脑涨，纷纷浮出海面。

　　“有时，浮起的黄花鱼铺满海面，就像是一片巨大的银色沙滩，任人网捕！”一名壶江老渔民向记者回忆当时的盛大场面，犹眉飞色舞。

　　但是，跨入80年代以来，随着捕鱼设备越来越先进，福建沿江、近海的企业越来越多，壶江村民所能捕到的鱼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小，网眼也结得越来越细。当初在岛边就能捕到鱼，现在航行两三个小时都未必遇到鱼群，渔船有时要航行到海南、印尼海域，才能有所斩获。跨入本世纪以来，岛民原来拥有的600马力的拖网船已不再出海了(因为每航必亏)，只有中小渔船出动，捞些小鱼小虾，但换来的钱一般只够贴补日常用度而已。

　　据老渔民回忆，壶江岛在上个世纪中后期渔业的极盛时期，曾有近2000名渔民，是现在的10倍！

　　当年，船队出海之际，樯桅连天，妇孺老幼岸边相携送行，蔚为壮观。而访客日里来岛，绝少遇到青壮男丁，因为都出海去了。岛上妇女也都不闲着，不是结帘网，就是晒鱼干，海上岛上，都是热气腾腾的劳动景象，和现在岛民的消沉颓废之风截然不同。

　　因此，处于近海的亭江镇人在80年代开始偷、私渡时，壶江村民倒是很少出去的。80年代中后期，渔业环境开始恶化，壶江村民又以其娴于航海的优势，进入了航运业。以壶江村民为骨干的闽榕海洋运输公司，一度跻身福建省大型民营企业行列。其运输船北至武汉、重庆，南至东南亚、非洲东南海岸，开辟有多条重要航线，服务于福建沿海的多家中小企业。

　　90年代中后期，这些企业相继陷于不景气，且陆路快捷的交通系统逐渐完善，形成对海运的竞争，海运公司开始遭遇亏损。壶江大量就业人口从航运业中抛了出来。此次泰昌号惨案中，就有一名壶江籍死者，本也是该航运公司职员。壶江1949年解放时，仅1000多人，到了上世纪末，人口已膨胀到近万人，但这些年来，岛上能提供的“活计”近乎于无。

　　“我们村最能干的青年都出国打工了，其次到●头镇踩踩三轮车，实在没有办法的人才出海捕鱼。”老渔民说到这里，神情萧瑟之极。

　　渔业—航运—偷渡打工，这就是20多年内，壶江岛民谋生方式的重大变迁。这3条谋生之路都与海相关。这几十年来，壶江岛人在海上走得越来越漫长、也越来越困难，同时，与海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曾与壶江岛民共生的大海，如今成了漂泊在外的两千子弟与家乡相隔的无情屏障，令记者不能不为之嗟叹！

　　不足为爱，适足为害

　　当“出去”成为风气，壶江岛也注定不再是原来的壶江岛了。它不再庇护着此时此地的生存者，却被迫给彼岸的打工者开出一张张成就证明。

　　据记者了解，国外打工者汇回国内的钱，用于“家园建设”的，主要是三项：起大屋、修大墓、捐大庙。

　　先说楼。那些密密匝匝的小洋楼，其意图与其说是为了实用，不如说更多为了炫耀。楼里往往只住着两个手脚不太方便的老人。远在他乡的子女想给父母增添排场，却切割了他们与原来渔家社区的关系，建起了堂皇然而空虚的所在。

　　再说坟。壶江岛近年以来，看风水、造陵墓之风大兴。不但为死人造坟，活人也提前打造墓穴，而且圈得尽可能的大，石雕也须请莆田、惠安之匠人，极尽妍美。可怜壶江本就是弹丸小岛，现其南部小山坡的墓园已不下数百座，而山坡的防风林则被砍得稀稀疏疏，观其比例，半是墓穴半是林。

　　如今毁林造墓的恶果已然呈现：村民已能感觉到年年台风的风力更劲，吹来的沙土更多。

　　不仅如此。现壶江小学生每日上学，须路过十数座坟陵；壶江中学校门之畔，即有一座比校门宽阔3倍的巍峨大墓；最为荒唐的，壶江小学的操场正中，与升旗台相对的地方，居然也有一座墓，小学请它不走，只好商量之下，于其上盖以一座凉亭，远看还蛮别致，只是走近看清内容时，才觉得大不相称。

　　对祖先的敬爱缅怀固然是中国人的美德，但为此侵蚀了下一代的空间，只怕先人在天之灵也有所不安。然而没有迹象显示壶江人意识到了这一切。记者在壶江的几天，南山上，叮当凿石之声未有已时。

　　再说庙宇。据记者观察，它在此地的勃兴已脱离了宗教“正觉正信”的范畴，更多地沦为偷渡客一厢情愿祈求保佑、野狐禅一心一意聚敛资财的场所。记者略一清点，仅仅近三四年之内，这弹丸小岛竟新修、重建了5座道观、5座佛堂、5座“菜庙”(当地人这样称呼尼姑庵)以及一个基督教堂，斥资不下千万元，目前仍有几座庙宇在筹建、扩建之中。村里靡集这么多的宗教活动场所，却连村民的运动场、图书馆都不具备。

　　壶江小学有不少教师向记者抱怨：此地村民重神教，轻人教，舍得谢佛，不知敬师，着实令他们有些心寒。尤其近来，壶江村民竟许可一游方僧人在教师宿舍后修起“莲花寺”，庙里僧人早晨4点就起来敲木鱼念经，搅得教师们个个清梦难成。

　　记者对此的观感是：“出去”以后的壶江青壮劳动力，他们在千辛万苦地做工之后，寄回的血汗钱也没能帮到家乡健康、结实、长远地发展。大笔资金的作用，更多是徒然伐倒了故乡的山林、充实了神巫的口袋、迷乱了子女弟妹的人生观念。

　　如果说，他们本人的“出走彼岸”已是不足为训，那么，他们对家乡满怀善意与忠诚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打造了另一个怪力乱神的彼岸世界，这对于家乡，更是不足为爱，适足为害。

　　教育面临“空壳化”

　　办了十来年的“壶江中学”，于今年秋停止招生了。

　　记者来到这所中学门口，见铁门已用铁线拴紧，隔栏张望，内无一人，操场上长满了半人高的萋萋长草，随风起伏。

　　这所中学在村民中的口碑甚恶。据说它自办学以来，最有特色之处是打架成风——不仅学生之间斗殴，师生间也扭打成一团。老师气得不肯教书，学生也恨恨地嚷着退学。派来的校长前后5人，走马灯似的换，其中3人也随大流“出去”了，还有一名校长最多在校一星期，其余时间是在外地用手机“遥控”学校秩序——总之，教师鄙薄当地，无心教学；而当地也齿冷中学，斥为“打架训练营”。

　　今年，有80多个小学生毕业，但一多半的家长不愿孩子上当地的中学，有钱的，就把孩子送到福州的“贵族学校”去读。钱少的，也将子女送到对岸的镇上中学，交赞助费、做寄读生。中学招不到生，它的寿终正寝理所当然。说过中学，再看小学。

　　壶江小学的校舍挺精神——除了操场中用亭子覆盖的那座坟墓有些突兀之外，观其大体，还算轩阔齐整。

　　小学里的几名骨干教师在当地都已教了二三十年的书，有的在40年前就在当地为渔民扫盲，对当地、对教育，都很有感情和奉献精神。今年，刚退休的李彦宇老师，还将5万元积蓄捐了出来，为学校建跑道、修花圃。当地村民是尊重这所小学的，公认教师人品好，教学质量也不错。

　　饶是如此，小学生源也流失得很厉害。

　　据校长介绍，90年代早期，在当地上小学的，最多时曾有1200多人，但现在学校只有学生524人，不到极盛期的一半。

　　校长黄岩松在当地已教了21年书了。他向记者回忆起办学过程：早年刚来岛上时，校舍是用烧火的柴搭起来，困顿之至。后来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学校也渐渐壮大、成形，到今天可以自豪地说，壶江小学的设备、师资不比全镇里任何一家小学逊色。为了这一切，老一代乡村教师们付出了很多心血，很多村民也出了大力。

　　但不曾想，近几年来，偷渡之风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民风、人心，更改变了教育现状，使得教育越来越面临“空壳化”的恐慌。

　　“壶江人已经变得太虚荣！”黄校长直言不讳地说，“家长们都承认这里的小学不错，但就是不把孩子放在这里上学。送小孩去福州读书，成了家长事业成功的标志。”

　　“更糟糕的是，”校长皱眉说，“很多父母刚出去，欠的债还没开始还，就急着要让孩子转学了。他们不考虑自家实际的经济状况，也并非真正为孩子的前途着想，转学就像是‘谢佛戏’，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校长感慨：现在很多壶江人的价值观是“谁赚的钱多，谁厉害”。流风所被，连一些小学生也互相攀比谁家有美元，谁的美元多。

　　壶江的基础教育因岛上人心思迁而备感苦涩和困难，与之成鲜明对照的，是“出走培训”的乘势而起。

　　在村里的几条街道，记者看到了许多“英文班”招生启事，专教“交际英语、餐馆英语”，指明招收“初级学生与出国青年”。据了解，这种班近年长盛不衰，往往开设在民宅，几个人就是一个班，少壮一堂，气氛专注。许多壶江青年虽然普通话不会讲，却能用英文报上各种菜名和调味品！

　　一名本地出生的老教师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忧虑：“经济不好，并不等于没有希望，因为只要有人，总会有办法。如果中学、小学都办不下去，那壶江就歹运到头了。最小的孩子都想着出走，将来谁来为这个岛负责！”这是记者在岛上听到的最有远见的话，因为它道出了壶江将来可能面临的最大危机——一个不能向年轻生命提供成长空间、不能给下一代以美好回忆的地方，必将被无情抛弃、重返蛮荒。

　　“草民的智慧”

　　壶江村委会何在？他们在做些什么？采访中，目睹这么多怪现象，记者常如此暗暗发问。记者也曾到村中找过村干部，但他们一听说是采访偷、私渡问题，便避之唯恐不及。

　　当地村民告诉我，本届村委会是月前新上任的。前两任都被上面撤掉了。原因很简单：防偷渡不力。现在又出了这次韩国惨案，新班子一定头疼不已。

　　在对村民的采访中，记者可以感受到，多数村民对这些年来的几任村委会是不满意的，认为他们更多是在图私利，既不做公益事业，也没有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下多少心思。对防偷渡，他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偷渡者出去以后，他们倒很热心地上门，摊派各种名目，让其家人捐资赞助。

　　记者问一名村民：“你们前两任村委会都是被上面撤的，为什么你们不自己来罢免？”

　　这名村民笑眯眯回答：“我们希望村干部不要变动得太频繁。因为新来的干部肚子空空，填饱需要个过程。当他们肚子饱了，快任满了，就会为将来名誉起见，为村里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干部再不好，留着比赶走好。新来的还得从头喂起哩。”

　　记者惊讶不已，因为这正属于古代专制社会下那种自以为圆融机智，其实昏昧糊涂的“草民的智慧”，它与今天“村民自治”的精神格格不入。本以为这种“智慧”早已绝迹，但实际看来，我们不时仍会邂逅它顽固的存在，这也许正是乡村难以在道德和经济上取得进步的一大症结。

　　进一步想，其实偷渡的泛滥也正与村民这种听天由命、不能自做主宰的习气相关——看到经济不景气、生态恶化、地方政治不良，他们想到的不是正面克服、解决，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宿命的存在，去容忍，容忍不了时，则逃走，逃到他们以为是桃源的地方。

　　真正的“村民自治”的精神是直面当下现实的精神，是在眼前的危机与问题上，团结与组织起来，共谋解决与发展之道。但现在壶江村民正好相反，他们仅在“逃走”这件事上，结成互助同盟，并投入了最大的热忱。

　　此种生存状态，可谓“向彼岸而生”。但此岸不快乐，彼岸也难说有真正的幸福。

　　此岸之人与彼岸之人想像着给予彼此以奥援和安慰，但无论是喧天的谢佛戏，还是豪奢的阴宅园，终不过是粗糙勾勒着一种远离此岸的空洞幸福幻像。

　　其实，壶江岛有很多事情，需要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在当地来做：比如生态的改善、比如风俗的敦化、比如教育的改良、比如社区的规整，而尤其重要的，是人心的凝聚和觉悟、村民自治精神的建设和发扬。

　　但今天的壶江青年，尚且成群结队，迷糊于一场关于“出走”彼岸的大梦之中，在亟需重建的家乡，却无所作为，状如瘫痪。记者痛心感到：“出去”的迷梦倘不破除，则壶江的民生是无由改善、民智也无由发舒的，壶江即使真有仙壶托着，也会沉沦下去。

　　记者曾请壶江小学黄校长谈对于当地教育的愿望，黄校长说的是：“希望村民进一步重视自家学校。”

　　记者想，壶江的希望其实也正在于：村民能重视这个岛、担当这个岛，把它当作自己的家，而不是朝向彼岸的跳板或踏上天堂的门梯，来珍惜、来建设。若真能如此，则壶江的天堂与桃源不在别处，正在壶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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