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初越

　　从去年6月的英国多佛集装箱车惨案，到今年10月的韩国“泰昌号”渔轮惨案，发生在福建农民身上的偷渡悲剧不断带给全世界以巨大震动，福建源源不绝的非法移民现象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信息部“来自中国的人口偷运活动”的专题网页上，所附地图是以福州为中心的，标注的地区则有连江、福清和长乐。其内文指出：“在美国的中国城， 福建移民已经取代广东移民而占主体。”据来自纽约相关估计，近10年来拥进曼哈顿东百老汇“福州城”的福建籍偷渡客，就有15万人之多。在福州当地，盛行这样的民谣：“英国人怕连江，日本人怕福清，美国人怕长乐，全世界怕福建。”语气里颇有些以非法移民为自豪的味道。但是，全世界“怕”福建人的结果，只能是福建人难堪地受拒于全世界—现在，普通福建人不容易通过欧美、日本的签证甚至难以在本地办理护照，都已成为众所皆知的事实。那么，为什么福建沿海偷渡现象屡禁不止呢？多数海内外论析者罗列原因，大致是福建近海偷渡的便利性、闽东南民众的迁徙传统、尤其是美中劳动力价格20倍悬殊对中国农民打工者的巨大诱惑等等。此外，国内传媒报章对偷渡行径尚有不少批判，主要是以爱国主义和常识理性为出发点，指出偷渡行径一来有损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二来，以毫无现代知识技术和语言交流能力的农民之身去异域谋生，必定是险阻重重、举步维艰，迎接他们的不会是花花世界，只能是悲惨世界。韩国“泰昌号”惨案发生后，记者赴福建连江●头镇壶江岛上进行多日考察，却别有一番震动及思考。记者以为，上述常见的分析与批判均不算错，但如果仅仅循此思路观察偷渡现象，则是局限于偷渡现象之中来看偷渡，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以记者在福建沿海一个近年来偷渡现象较严重的小岛的观察，偷渡其实和所谓数百年的“迁徙传统”与“高工资渴望”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偷渡的大规模发生更多地来源于现实的生存危机，其中包括生态危机、就业危机、信仰危机、教育危机等等。也就是说，与其说偷渡问题关乎“民风”与“农民素质”的抽象问题，不如说关乎当下现实的社会危机。在记者看来，如何因应这些危机，寻求综合对治之道，涉及反偷渡的根本出路。光靠加强边防巡逻及宣传“偷渡者可耻悲惨”，是无法达到真正遏制偷渡的效果的。记者看到，在一些地区，偷渡已超出个体行为的范畴，上升为“集体意志”。偷渡者的人生目标受这种风气的感染，并能轻易地获取高额贷款支持，来放胆实现偷渡。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迹象—当偷渡成为一个地方的风气，必定人心浮动，倦于有为，令原有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重，使当地最终沦为“不宜生存之地”，进而反过来，又加速了非法移民的进度，形成所谓“恶的无限循环”。偷渡潮为祸之烈，令记者触目惊心。但应当指出：即使在偷渡最严重的地区，我们仍然应当认定人民勤劳、善良的本性，相信人民对家园、亲人的深厚感情，不应简单粗暴地以“刁民”、“懒汉”视之。应当看到，偷渡其实也是农民昧于积习、缺乏组织、面对现代社会各种危机束手无策的结果。对此，全社会应诚恳、同情地给予文化启蒙和生产转型的指导；尤其重要的，在于切实赋予其村民自治的权力，使村民学会组织自救，以主人翁态度为本乡本土负责。村民有了主宰命运、建设家园的信心，就不会轻易为蛇头集团所诱了。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记者在福建连江采访途中，常常想到黄花岗72烈士，其中连江籍的即有9人，都是农民。90年前，这些人在黄兴、林觉民等“革命先知”的领导下，冒险犯难，攻打两广总督府，虽事败身死，却“碧血横飞，浩气四塞”，成为现代共和的先驱。当年的烈士，当下的偷渡者，一何崇高，一何卑琐，似乎不宜放在一处比较，但长于深思者，应能从中体会到对农民进行启蒙的必要性，以及觉悟、组织起来以后的农民所能产生的改造自身命运、改造社会的巨大能量。—要让偷渡悲剧不再重演，就要让我们的社会关怀自己的农民，让我们的农民热爱自己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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