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主持人(水皮)：欢迎大家进入这个聊天室。我们聊一聊，因为10号中国签了入世的最后文件，两天时间过去了，我们大家聊聊入世以后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因为一般意义上，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就是入世意味着很多商品的降价，但是事实上入关前后，对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或早或晚发生了一些我们都意想不到的变化。

　　今天我们到场的嘉宾有四位，一位是高尔文先生，摩托罗拉的执行官，他人在美国，将参与我们的聊天。一位是聂梅生教授，是建设部科技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位是卢铿先生，是新加坡维信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华新国际的总裁。一位是俞尧昌先生，是广东格兰仕企业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入世的影响恐怕是在很小的细节上体现出来的，昨天我爱人给我孩子报了一个外语班，当时她带孩子上琴课，当时的感触就很强烈，北京官园青少年活动中心报英语班的人特别多。有一个报班的理由就是外语恐怕不是一个本领的问题，而是生存一个必须的手段，会外语并不是你比别人高明多少，而是你必须要会。这个概念也相对强烈了一些。

　　我自己就感觉，虽然读了这么多年书，外语是看得懂，听不懂，更说不出口，我们这样的，就有被时代淘汰的感觉。我的危机感比较重，不知道嘉宾有没有其他的看法和想法。

　　聂梅生老师外语比较好，这种危机就相对小一些。

　　你那天晚上瞬间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聂梅生：10号那天晚上，我是觉得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用了3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用了15年，一个让中国进入了政治舞台，进入国际政治大家庭，中国成为了一个政治大国，全世界任何问题没有中国都不行，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了经济大家庭，会成为经济大国，这是我第一个感受。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担心，所以，足球出线，奥林匹克大家都上街游行，但是入世没有。这是最初的感觉。我比较熟悉的领域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科技，我多年工作在各级领域，还有一个是建设部的主要工作，住宅什么的。WTO谈的比较多的金融，国民待遇等等，实际上WTO的宗旨就是谈得比较少的，我想得比较多的，第一条提高人们生活水平，WTO的宗旨有一段是提高人民生活，第二段是合理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是WTO的两个最重要的宗旨。关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座的卢先生，关于住宅问题谈了很多，关于WTO以后，对中国的住宅产业，住宅建设的冲击，另外如何合理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因为资源是全球性的，这方面中国存在着很多的急于政策和挑战。

　　主持人(水皮)：聂老师不愧是政府官员，看得比较远，站得角度比较高，一开始上来就给我们总结了两条。一个是提高人民生活，还有一个是充分合理地利用全球的资源，为我所用。因为我们一般讲到影响我们生活的层面上，无非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衣不是人家影响我们，恐怕是我们影响人家，大量的服装加工出口都在中国。食，像12亿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尽管农产品上可能有些问题，是很迅速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还不会那么快。我们看得见的住和行的问题，行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汽车降价，住，平时比较少地跟WTO联系起来。今天在座的除了聂梅生老师以外，还有搞实业的华新国际的卢铿先生，我想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他是做房地产的，请他介绍一下房地产业，包括对我们的住宅质量的提高，我们生活品位的提高，有一些什么帮助，在WTO前后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卢铿：首先，我想谈谈10号晚上我的感觉，那天晚上没有睡觉，一来我的习惯是早睡早起，二来，全中国人民都非常平静，应该的，早就应该这样了。而且我们观察到，从86年开始，在中国开始重新着手希望入世的话题以来，前十年，当时中国并不太想入世，这是就我的观察，不太积极。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形态还是保护自己的，为什么这几年加快了进程呢？也是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迫使中国人重新思考。如果再不卷入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大家庭，就会被淘汰。所以这几年真正加快了，而且门槛也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妥协。最后，在一个最好的时期，尤其是今年，今年中国国运很好，想办的事情都办成了，而且很漂亮。这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的事情，都很平静，所以我那天晚上没有睡觉。说到WTO对于住宅业的影响，聂梅生主任最清楚，住宅业在中国所有的行业中非常特殊，一个是他最多的关系到其他的行业，最多的关系是到文化这个概念。也是一个本国优势产业，住宅业的资源、市场，都以国内为主，它受到的国际冲击，我相信良性的多，负面的少。

　　有很多方面，由于入世会得到很多益处，比如新的国际观念进来，新的国际咨询公司进入，还有一些大公司的进入，会迫使国内的行业进行整合，出现一批比较成熟的，比较优秀的企业。还有新的建筑材料、技术、设备进一步进来。最重要的是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谓文化就是生活模式、行为方式、思维方法。

　　主持人(水皮)：特别是住的地方没有解决好的话，可能会影响很多东西，心情都不好。

　　卢铿：而且中国人从历史到将来，都会把住宅作为最大的一个消费产品，人们的观念在变化。我们感觉到，当很多人在议论中国的住宅第二个春天已经结束了，出现第二次过热，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住宅本身的市场非常的持续，因为中国人除了解决本身住的居所以外，在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消费观念也在变化，随着入世，国际的生活文化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人会更多的改变生活方式，比如用未来的钱，比如希望买的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生活方式等等。所以，中国人也会逐渐地习惯一种国际比较成熟的对住宅的追求。

　　包括可能会从传统的几代，聚居在一起，到各代分开，以前在市区住，以后会变得喜欢到郊外住，本来只需要一套房子，到买几套房子，投资房产。消费习惯的改变，是影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很大的方面。所以，我相信入世对于中国房地产业良性的东西比较多。

　　主持人(水皮)：利大于弊。

　　高尔文在美国那边已经着急了，我们提几个问题给他。各位也可以给他提几个问题，一下子给他扔过去，让他慢慢消化。我们先向高尔文先生问好，因为他刚刚回美国，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比较辛苦。他们刚刚在中国开了摩托罗拉的董事会，这是五年以来在中国开的第二次。不知道高尔文选择这个时候在中国开董事会与中国入世是巧合呢，还是一个故意的安排。

　　第二个问题，因为中国加入WTO以后，一般中国人，对从海外进来的产品有一种心理预期，认为会出现大幅度降价的一个过程。一方面，购买的成本相应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对洋品牌的使用，也会出现相对高潮的时候，因为跟它的价格有关。我不知道摩托罗拉对这种市场变化有没有一个心理预期，另外一个，摩托罗拉主要是在中国做手机，中国国内的厂商最近上手机的势头也是相对比较猛的，他有没有感受到比较大的压力和威胁。

　　对中国厂商的挑战他有什么回应？第四个问题，摩托罗拉这样的一个公司，今后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工厂来看待，还是会相应的研发中心也部分地转移到中国来做。

　　看看你们几位有什么问题需要跟他沟通？

　　卢铿：请问高尔文先生，三年前，或者五年前，他有没有想到中国的手机市场会成长得这么快，为什么？他现在预测中国的手机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发展态势？

　　俞尧昌：高尔文先生，中国入世以后，我们也是搞制造的，他在全球资源整合过程中，他在中国，以前是一个市场，今后可能变成一个制造基地，今后应该朝哪些方面发展？摩托罗拉的制造中心已经转移过来了，以前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市场，后来变成一个制造中心，今后摩托罗拉这样的跨国公司，经过我们入世以后，对中国这块市场又是怎么去看待的？他们怎么去思考的？在战略上有没有什么可能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和探讨。

　　聂梅生：摩托罗拉进入中国的时候，是针对了中国的市场，曾经在中国的市场上称雄差不多十年，相当风光，入世以后，他瞄准的仍然是中国市场，还是把中国作为跨国公司的一个基地，面向全球的市场？你有没有一个战略考虑？原来进入的中国的目的和WTO以后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主持人(水皮)：我印象中，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这几个手机大制造商，都把自己的主要车间搬到中国来了。我想这种局面看来不仅仅是瞄准中国市场，有一个产业结构全球整合的趋势。这些大的厂商好象目标战略有近似的地方，会不会产生一些什么？大家都把手机这个大的生产基地都搬到中国来，这几大厂商战略上有没有重合的地方？我不知道高尔文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聂梅生：原来几个大的手机，或者是移动通讯争夺中国的市场，整合以后，会不会把中国作为一个很大的生产基地，共同竞争其他地方的市场？这个调整不知道怎么想的？

　　主持人(水皮)：我就觉得这几个大公司的动作有点类似。

　　俞尧昌：摩托罗拉原来是生产彩电的，为什么把彩电走旺的时候扔掉发展通讯？这对中国的很多企业都有很深刻的启示，这一块的业务扔给了日本，而发展通讯。这个过程中的决策是怎样的？因为彩电当时并不是进入淘汰期的产品。

　　主持人(水皮)：我们这几个问题是提给高尔文的，下面我想问一下俞总，我听俞总的话外音，可能想与高尔文先生讨论，或者说请教格兰仕碰到的问题。格兰仕国内最大的居于垄断地位的一个厂家，原来做微波炉，现在涉足家电产品也比较多，制造能力是相当强的。是不是也有一个问题，在这么一个鼎盛时期，特别是微波炉，家电到达鼎盛时期，也有一个产品结构，或者战略发展转移，或者调整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这个解读对不对，请俞先生来谈谈。

　　俞尧昌：我们就这个问题的调整，应该说是最近在做战略调整，但是不是你说的这方面的战略调整。通过这两三年，我们定位为世界的工厂，或者是加工车间。我们面对的全球跨国公司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接下来会利用资本、技术、品牌、全球的网络，客观上我们的差异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我们如何定位？当时定位于发展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我们的比较竞争优势在哪里？挖掘出来，进行创造。在这个过程中，现在你就感觉到，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的对抗，中国制造，我理解为充其量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组装加工，这是在家电行业。在核心技术，乃至技术开发，品牌、全球的网络、全球的资本的资源的运行方面，人才方面，我们跟日本制造还是差不知道多少数量级的问题。格兰仕是把自己定位为全球的制造中心，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现在感觉劳动力成本优势，跨国公司也进入中国设厂，很多已经转移过来了，劳动力成本优势他们也开始具备了，我们怎么办？今年我们投了四个亿，加大技术开发，推出光波炉，标志着格兰仕也迅速在技术开发上能够创造一些优势出来，因为我们在资本上是无法跟他抗衡的，全球的网络、品牌上我们和他们有很大的差距。

　　技术上面，我们感觉还有一些空间可言，微利行业，并不是我们投不起这个钱，一旦进入微利时代以后，有一个投资回报的问题，我们感觉应该继续提高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我们有一些基础，我们现在的微波炉是一千多万台，平均的成本就是几十块钱，我有一个强大的消化平台，规模小是无法消化的。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为什么问高尔文先生，主要是想考虑今后中国的企业应该到底如何定位的问题，也就是说自己去创一条路出来，杀一条路出来，还是在跨国公司战略转移过程中，迅速把握这个机会。

　　网友：二十年代改革开放对国家来说，变化很大，对个体不平衡，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一部分人没有富起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WTO这项战争，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根本不愿意战了，但是必须战，我想请教俞先生，中国家电业竞争已经十分残酷了，入世以后，在一项调查中也显示，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度来说，家电也是属于冲击最小的一个行业，而且竞争力也属于最强的。关键还在于怎么走出国门，做大规模，入世以后，中国制造怎么在更加开放的市场中应战世界制造的问题。

　　我刚才听你谈了一些感觉，我有一个感触，好象格兰仕至少目前，还是更愿意把目光在国内市场上……或者说提升你国内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

　　俞尧昌：99年中国出口量百强，家电两个，海尔和我们。去年，自营出口二十强，国家经贸委的二十强，家电也是两家，一个是海尔，一个是我们，我们在第15位。事实上格兰仕今年上半年度韩国的、日本、欧美的报纸纷纷报道格兰仕，说中日韩激战欧洲市场，我们的战略中心已经移出去了。现在我们出口的比重是在50%左右，明年、后年，争取能够达到60%、70%。今年，我们做了两个调整，一个是战略中心，一个是把市场移到海外，还有一块就是说科技。

　　主持人(水皮)：海外有制造厂吗？

　　俞尧昌：没有。制造我们应该是成本由高走向低，不是由低走向高。我们格兰仕整合的速度比较快，比如在外面做一个微波炉八百，我做同样的东西，我专业化水平比较高，我给你四百，五百，我帮你干，所以这种整合速度我们是相对快的。我们现在很多生产装备都拿过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做？去年我们在阿根廷受到反垄断问题有关。当时通过四年的努力，品牌占有率达到了78%，结果给韩国人告了一下，达到68、69的反垄断，就被人家赶出这个市场了。所以，格兰仕现在严控自己的品牌对外的占有。所以我们提出一个观点，降低品牌的市场份额，提高产品的市场份额。目的就是回避进入WTO以后，西方国家都有一个反托拉斯，我们以前有一个反倾销，大家都尝过了，国内便宜，国外贵，无法反倾销，一旦入世以后，人家还有一个反垄断的问题，反托拉斯问题，品牌占有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可能要受到法律的冲突或者障碍。

　　网友：入世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哪些方面可能会比以前更好？格兰仕今后还会不会降价，最低是多少？

　　俞尧昌：价格问题，我们进一步努力降低成本，但是事实上竞争在家电行业已经跟国外对接了，已经是早就入世了。现在对抗，就是在充分竞争过程中，可能会各自的技术优势的发挥，成本的降低，但是现在可降价的空间不会很多，但是可能在新技术方面，新高科技方面，会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一些功能和实惠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最近开发的全球第一台数码光波微波组合炉。

　　主持人(水皮)：东西要好一些，品质要更好。

　　俞尧昌：以前大家都有一种技术封锁，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大家对中国都有封锁。入世以后，市场没有国界，科技也没有国界，关键是怎么把握机会、创造机会。

　　主持人(水皮)：卢总是房地产的代表，而且马上要成为住宅产业商会的执行主席。卢总一年前也发起了一个新住宅运动。大家都知道，北京在这个话题，北京的房地产价格是奇高，高得令人不可思议。我们现在比较关注，我们有没有在未来的几年中间，一方面房价降下来，另外一方面住上相对来说品质比现在好得多的住宅？北京的房地产价格和住宅品质有没有很大的变化？

　　卢铿：入世对中国不同的行业会有不同的影响结果。住宅产业受到了良性的影响会多一些。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说，房屋的价钱的升降，不能笼统地讲。产品的品质和价钱都会有一个分化。你的性能可能有两种分化，往上走，往下走，一种是价钱的分化，价钱往下走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消费者的观望。因为那个时候，进入战场的这些竞争者更多了，而且素质更好了，大家出来的产品就更优秀了，这个时候消费者是观望的，他会等，哪怕等两个月可能会出来一个新产品。消费者的期待是影响价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最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给你那本月刊上有一本文章，关于住宅产品综合性能价格比的问题。我把住宅产品的性能分为五大类，一共有120个性能，我觉得发展商会在性能当中做组合，然后出来一种性价比最好的产品，我们最近跟广东金业，在广东、上海发展奥林匹克花园。已经开盘的广州和上海的奥林匹克花园。由于性能价格比特别好，所以卖得特别好，上海卖得最好，北京第一期，可能有1500套，明年年底交房，是全装修的，而且有非常好的文化内涵，是一种新的生活模式。这种性能价格比会非常符合北京市市场需求，我相信在北京卖得最好。

　　主持人(水皮)：卢总的意思是房价暂时会在市场的平均线上，但是给你送了精装修。

　　卢铿：我可以初步估计，第一批房子，精装修的房子，容积率相当低，不会超过1，产品的素质会非常好，精装修的价钱原则上不会超过五千。

　　主持人(水皮)：这个价格在北京来讲已经相当诱人了，一个精装修，在房屋的成本里面可能要占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卢铿：看什么地段。我们的装修成本大概是七百到八百。

　　主持人(水皮)：聂梅生老师说精装修这种概念是建设部要推广的一个概念？

　　聂梅生：精装修是和整个市场需求有关的。大家原来是要多少多少平方米的房子，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住得下的问题。现在向住得好方向发展，住得好，就是成品房，住宅是一个商品，要成品房，精装修就是成品的最后一道工序，这肯定是提升住宅质量的一个方面。所以精装修房是将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是看市场的接受程度，在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比如广州、上海，包括北京的一部分也开始接受精装修房。毕竟每一个人并不是建筑师，或者室内设计师。

　　主持人(水皮)：国外的毛坯房的销售怎么样？

　　聂梅生：国外没有毛坯房。原因跟WTO有关，WTO以后，对中国冲击最大的是住宅的产品技术方面，因为他们是工业化住宅，是预制的部分比较多，内装修是做在上面的，墙板就有内装修，没有必要再贴这个，弄那个。不是这样的。

　　主持人(水皮)：管理部门还是会在这方面的接轨上有一些导向性的，或者强制性的措施。

　　聂梅生：目前这个阶段，我估计在最近的三五年之内，可能还是会是导向性的。但是这之后，尤其跟国外接轨以后，大量的国外住宅产品，住宅体系进入中国，也有一个竞争的问题，他进来了，做的房子全都是精装修的，你卖毛坯房肯定竞争不过，所以有市场的问题。有些市场已经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了。

　　主持人(水皮)：据你们了解，进入大陆市场的大型的外资房地产公司多不多？

　　　 聂梅生：香港现在比较多。东方广场就是。

　　主持人(水皮)：李嘉诚在东坝拿了一些地。

　　俞尧昌：入世以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比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大得多。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这种冲击会很快到来。

　　主持人(水皮)：大家对李嘉诚的项目有很大的心理预期，因为不是做暴利房，面积大，量又大，成本相应要比我们做一小块，一小块地段要小得多，价格对北京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拉动。

　　俞尧昌：中国的房地产以前是小的，现在集团来了，大公司来了，是成品开发的。

　　卢铿：现在中国的发展商有三万家，最后可能会缩小到一千家。广州每年淘汰一万，北京也是这样。

　　主持人(水皮)：北京有三千多个房地产公司是吗？

　　聂梅生：浦东的房地产对WTO很敏感，因为刚刚开过APEC，浦东开发区副主任就提出三个三分之二，第一个三分之二就是入世以后，浦东政府审批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将要减少三分之二。房地产开发的面积不减少。比如原来一百个项目，都很小，现在是三十个项目，都很大，开发面积不大，但是项目减少。第二个浦东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跨掉三分之二，政府的行政审批权内容要减少三分之二。很多都不要政府批了。比如经济使用房政府来批，有优惠政策，商品房批他干什么？本来就是市场行为，政府审批要减少三分之二。这个给我们冲击很大。这是浦东反映最快的一个地方，开发区的副主任提出了三个三分之二，迎接入世。

　　网友：联系我们以前国内很多大品牌会受到冲击，怎么看民族品牌的问题？以前很多企业动不动就举民族工业的大旗，现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聂梅生：民族品牌就是国际品牌，进入WTO以后，应该把民族品牌变成国际品牌，这是我们企业的志向，比如海尔，格兰仕。

　　俞尧昌：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聂梅生：应该有一个志向，不是说民族品牌就保护我们的民族品牌，民族品牌就是国际品牌，只不过是发源于中国。

　　主持人(水皮)：民族品牌一个比较传统的概念。

　　俞尧昌：品牌是一个符号。如果在经济领域过程中，日本有一个送下、有一个丰田，是带有民族性的。也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力的，问题我们现在，我理解为真正的名牌，就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是一个全民族的行为，也是共同要努力的，包括企业要拼命努力。我们跟跨国公司的差距还是相当大，可口可乐是世界名牌，属于美国人。不管在中国制造的，还是在哪一个国家制造的，应该说名牌的属性是属于谁的，属于哪个民族的，我认为有民族性。

　　　 谈到家电，中国的家电现在最大的冲击就是品牌推广的费用人家是10亿美元，我们的企业承受不了，说明品牌是要靠黄金堆起来，长年累月积累，不是靠短期的炒作能够解决问题的，格兰仕这几年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的，首先是打下自己的基础，在市场上，在这个行业上先取得自己的市场地位，品牌要逐步渗透出去，我们出口的时候占14%，都是这样做的。现在靠广告宣传，狂轰乱炸，这种品牌在全世界能够成功的很少，关键靠生产的水平，乃至比较优势。

　　主持人(水皮)：我们玩儿概念太多了，过火了。

　　俞尧昌：入世以后，改变我们的是什么呢？政治运动方式要改为市场方式。

　　主持人(水皮)：卢总怎么看待品牌的概念，应该说您是外资。

　　卢铿：这个企业的精神血统是两个，新加坡的背景是华夏银行，华夏银行的背景是陈嘉庚，这是很民族的。侨领嘛。

　　主持人(水皮)：卢先生是民族工业的创始人之一，过去的船王卢作孚先生的孙子。

　　卢铿：第二个精神血统就是我祖父，也是很民族的。所以我们企业的理念是从我爷爷的一段话里提炼出来的，携手同创花园世界。品牌有三个品，品质、品牌、品位。入世以后，中国要塑造自己的民族品牌，国际品牌，要抓住两点，一个是品质，一个是品位。品质这个东西是很基础的，品质不好，口碑就不好，回头客就少，市场就缩小。品位是中国人把握不态好的，我接触过西方的室内设计师，建筑师，我感觉他们的品位就是在艺术修养方面的品位，对生活方式的把握，是中国人还有相当距离的。入世以后，这个距离会拉近。因为大量的室内设计师，景观设计师会进军中国，会引导中国人在审美追求上，美学修养上有一个改变。所以应该抓住品质和品位。

　　主持人(水皮)：您提倡的新住宅运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给我们概括一下。

　　卢铿：新住宅运动的提出跟WTO有关，我们研究企业战略的时候，发现未来世界对于我们企业或者行业，就是入世的问题。新住宅运动引发的产业思考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引发整个住宅行业的一种理性思考，我们发展上的反省，通过这种反省来创造更多的符合市场需求，甚至引导市场需求的住宅产品。

　　第二个方面，中国的住宅业由于是最能持续发展的一个行业，又是牵动千家万户的，涉及文化最广的，引导产业最多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应该对中国的二十一世纪的民族复兴有所贡献。所以我觉得，应该在住宅产业的思考和进化的过程中引发社会的文化创新，第三个是对我们企业的。一旦我们提出新住宅运动的思考或者一种行业思考，会促进我们企业在产品思维上，企业的战略上走上一个新的高点。应该是这三方面的内容。

　　主持人(水皮)：我理解品质的问题，是跟文化品位是有关的。对开发商业来讲，单位面积中尽可能造更多的房子，没文化和有文化的区别可能就是在于，我可能盖三栋楼的地方，我盖两栋楼，另外一栋做花园或社区的辅助设施，开发商品位理解的差异可能就在这里。不知道新住宅运动中很多具体的内容，是不是包含这种生活质量的差异，我想肯定是想更多的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

　　卢铿：我在月刊里写了一篇文章，住宅的性能有五大类，120种。我自己分类，这是我们自己经验体会，最大的一类是文化方面的，大概有四分之一是文化方面的性能。

　　主持人(水皮)：我们前一些阶段也在找房子，想找上天入地的房子。

　　网友：格兰仕是怎么看华都鸡现象的？如果没有技术平台作为支撑，可能中国的家电产业，家电企业是不是会沦为跨国公司的打工者？

　　俞尧昌：两个方面。一个是微波炉没有华都鸡现象的，如果要投资做微波炉，做出来的成本比我高，我们薄利多销，假冒伪劣就没有了。假冒伪劣瞄准的是利润空间比较高的产业。

　　第二个问题，技术平台问题，这个理念我们要面对现实，中国很多的家电业都是从外面引进过来的，引进的过程当中，人家都给你的是二流三流的东西，不是最好的东西。包括现在的显示屏一样，人家的17寸不给你，先给你15寸的，甚至15寸都不给你，他有一个逐步的淘汰过程，淘汰的才给你，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开发，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一个问题，我上次跟国家经贸委也谈到这个观点，大力发展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跨国公司在战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应该接盘。第二，高科技不是排斥，而是建筑在一个产业基础上，比如说，我们今天是1200万台的微波炉，投四个亿开发，也就是二十几块钱的单位成本，如果是十万台，就要四千块，如果我投下去，放到市场上也没有什么。高科技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消化平台，诺基亚一年投放几十亿美元的技术开发，中国哪一个企业可以？没有规模。中国的市场，人家一投放就是几十亿开发，中国也不行。所以要面对现实，把规模上来，专业化程度上来，集约化上来，第二步是技术，格兰仕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去做。一上来二十万台，三十万台，也要跟国际接轨，拿一大堆钱开发，拿不回来，还没拿回来就死掉了。

　　主持人(水皮)：该忍的时候还得忍一忍。能出手的时候才能出手。

　　俞尧昌：要面对现实，我们跟人家的差距不是一年两年，是几十年。

　　主持人(水皮)：高尔文先生的回答回来了。

　　高尔文：我希望摩托罗拉的名字能够代表一个好的品牌，这个好的品牌是有很高的道德价值标准一起制造出来的。

　　俞尧昌：摩托罗拉这些品牌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品牌了。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市场，有十亿人消费的时候，是一个地区品牌，美国有时候只有一个亿，甚至五千万，是一个国际品牌。有时候中国人自己看不起自己，这里面有理解误差问题。

　　中国家电都在叫国际化、全球化，出口比重只有1—3%，比重很小，就看占他的内销比重。春兰的陶建新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后企业的国际化，至少是一半以上的出口，才能称为全球化，出口1—2%怎么叫国际化呢？有些企业也提到这些问题。

　　主持人(水皮)：高尔文先生有一个回答过来了。

　　高尔文：摩托罗拉在今后要继续减持原来在中国的四大战略方针，双赢技术，投资与技术转让，高级人员本土化，合资合作，这是公司原来的四大战略，后来进一步延伸了。

　　摩托罗拉董事会为什么在中国开，我们宣布了三个一百亿美元的工程，简单来说，就是对中国长期发展的信心，我们希望在2006年，摩托罗拉能够达到年产值在中国一百亿美元，现在是五十亿，在五年之内要在中国采购一百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摩托罗拉合资企业的投资到2010年投资总额是一百亿美元。

　　网友：卢总，国内人才的需求有一些什么要求？

　　卢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入世以后，除了经济上跟国际接轨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上的接轨，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界的人才，都有一个思维方式，游戏规则，行为方式都要适应国际规则。那时候对国内人才的要求不仅仅是英文的要求了，你的思想方法都要跟国际接轨，我们这个企业比较特殊，我们大本营在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什么国家呢？中国商业有一句话，台湾人是一家人，香港人是亲戚，新加坡人是外国人。新加坡人因为血统上是中国，以为是中国人。

　　主持人(水皮)：他们以为他们是中国人，我们以为他们是外国人。

　　卢铿：实际上跟新加坡人的文化冲突更大，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入世以后，必须要强烈意识到我们的文化在发生变化，传统文化和国际文化的交流。人才问题最关键。

　　主持人(水皮)：文化体系必须要开放。

　　主持人(水皮)：就是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必须要适应过来。

　　卢铿：我们企业有很多内部的文化冲突，所有冲突都集中在我这儿，体会很深。由于这十几年冲突的磨合，现在有很好的结果。去年底，我们的总部，新加坡维信集团，获得了首届金鹰奖，就是中国政府承认这个企业磨合结束。中国23个城市，70个项目，房地产是9个城市，18个项目。这种布局，不要说新加坡，就是美国、日本这些大投资国，在中国也很难有这么大的规模。因为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最高的领导，维信集团主席，华新集团的董事长，新加坡企业中只有两三个人懂得中国，这两个人在我们公司。我是生在香港，长在中国，受教育是在中国，86年回到香港，企业的总部在新加坡。我基本上是完全中国的。

　　主持人(水皮)：新加坡在中国最大的政府间合作项目就是苏州工业园区，四天前我刚刚从那里回来，的确变化很大，卢先生讲的话很有道理，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新加坡政府，包括新加坡人，特别把自己认同是中国人，特别希望在内地有一块地方，有相对比较大的地方，按照他们的想法，不仅仅是企业的建设，而且社区的管理、行政的设置，都想来介绍给国内。但是很可惜的是，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建立起来以后，股权发生变化，新加坡由大股东变成了小股东。

　　卢铿：今年翻几番。原来每年引进外资是八亿美元，现在新的主任到这里来管理工业园区，给工业园区提出的任务是翻一番，是15亿美元，没想到10月底以前已经25亿美元了。恰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现在有一个楼，苏州都市花园，深圳评比进入全国30个优秀楼盘之一的。在苏州工业园区。大概660亩，卖得很好，基本上都是图纸上已经卖完的，现在已经第五期了。我们观察新加坡工业园其实很成功，相当成功，如果没有新加坡工业园的很多经验，整个苏州招商引资不会超过上海。现在苏州市政府不敢报，不敢说超过上海，把成绩留在明年了。我相信很多人会很后悔，没有想到，中国会像今年这样扬眉吐气，这么顺，国运这么好。

　　主持人(水皮)：今年太顺了。事事如意。

　　聂梅生：我刚才说人才的问题，我也在考虑，入世以后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根据我的经验，既需要了解中国，又需要了解国际。这种人才最需要。

　　网友：入世以后对中国的体制有什么影响？特别是某些体制和官员能否适应入世的问题？

　　聂梅生：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入世以后，对政府来讲，有这么一个影响，首先是行政审批制度的减少，而中国的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经济的体制，中国是一个大政府，不是小政府。就是以政府为中心来管理全部的经济运作和行为。入世以后，不可阻挡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是接受市场经济，否则入世干什么？而且是接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经济。这种情况下，由政府为中心，必须改变到以企业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运行机制。从政府为中心，到企业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放权的角度讲，政府行政审批这部分要少，中国是好红头文件和审批来管理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项目要审，不光批项目，还要批规划。

　　卢铿：还有水规划。

　　主持人(水皮)：聂梅生是国际水协中国国家委员会的主席。

　　聂梅生：现在企业和政府都不习惯。企业觉得找不着上级单位不行了，找不到组织。中国的企业从来都是要依靠政府的，他觉得靠着政府很有依靠，但是现在不行了，政府机制转变以后，企业要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刚才企业界人士讲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从企业来讲，要知道自己是在中心位置，要跟国外竞争，原来政府保护你，不许人家进来，增加关税，现在不保护了，怎么办？政府也不习惯，企业也不习惯，有一个交叉混乱的阶段。

　　主持人(水皮)：有些部门的政府官员会不会突然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聂梅生：太多了。

　　卢铿：今后可能有边缘组织，行业协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聂梅生：在国外的标准部分，很多标准是行业协会制定，中国是政府制定。WTO以后，很多技术标准不接口，人家的协会来找政府吵架，这两天就是这样，国外在协会，中国在政府里面。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必须要跟协会讨论，中国的协会还是软骨病，全是政府官员退下来去的当领导的，怎么能够代替原来的政府呢？不可能。

　　主持人(水皮)：同时还不能完全代表企业，又通过不具有政府的权威性。一下别扭了。

　　聂梅生：对。软骨病，很讨厌的。国外对一些知名品牌的评审，奖项、认证，非常有名的ISO认证，是由中介组织搞的，或者是协会搞的，中国这些事情全在政府，这个奖，那个奖，政府这部分，我觉得要加强。

　　主持人(水皮)：有一个大政府向小政府过渡的过程。

　　聂梅生：现在外经贸部提出来政府、中介组织、企业的新格局要形成。中介组织代替原来政府的一些职能。比如全国工商联。没有WTO不可能批这么快。

　　主持人(水皮)：理论上，全国工商联还有一个牌子中国民间总商会，相应的一些协会，说到协会，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去年彩电业有一个峰会，家电业是竞争最充分的一个行业，四川长虹有一个家电业协会的会长单位，后来以TCL为首的一批老二们，不高兴了，就搞了一个中国彩电峰会。那个彩电峰会，既有秘书长，又有理事会，又有秘书处，完全是协会的构架，有一个官方协会和民间协会的对垒的阵势。俞先生是处于家电协会中，白电有没有什么协会？

　　俞尧昌：有。是原来家电系统组织的，现在还是属于半官方的。但是这种是在宏观调整方面给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真正对整个行业的管理等等，乃至就是现在成千上万家企业，积压在一个终端的组装加工业，这种重复建设，对整个行业的规范，我们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现在的竞争还是无序的，主持人(水皮)：刚才有人问了高尔文先生两个问题。他有一个答复。

　　高尔文：中国入世以后，竞争会更加激烈，价钱和利润已经压力很大，很薄了，这些生产商都在尽所有的可能控制成本，以增加利润。在中国的生产商正在很快地进入竞争市场，势头很猛，我希望他们在将来能够发挥主要作用，扮演主角。我们现在和他们进行竞争的同时，更多的也是合作。

　　主持人(水皮)：格兰仕面临挑战是不言而喻的，格兰仕在资本市场上的动作很小，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居然没有上市！

　　俞尧昌：资本市场上格兰仕有几种做法。第一，在资本市场上没有体现出来，但是实物方面的运作资本运作已经展开了，生产环节，整个装备是很廉价的拿过来的。还有在整个股份结构中，有外资的涌入，我们自己是控股的地位。为什么没有上市？原因是，我们现在是感觉整个上市的信誉机制不是很理想，不太规范，微波炉，或者我们的行业成为微利，极为微利的时候，我们很难融到资本的。现在两类企业不能上市，一类是暴利企业，还有一类是真正的鸡肋行业，家电行业会成为鸡肋行业。比如一台微波炉几块钱，要投巨资，拿不到回报，是白忙活一场。

　　主持人(水皮)：对。也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为地方上一点税。

　　俞尧昌：辛苦，苦行僧的企业。我们的背景和实力有限，只能选择苦行僧的企业。

　　主持人(水皮)：华新这样的企业，有没有考虑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的问题？卢铿：我们在做三个事情。一个我们准备在海外上市，在香港或者是新加坡，华新大股东是新加坡，外资公司很容易剥离出来，变成一个外国企业在海外上市。二件事，我们总部正在酝酿一个中国房地产基金，将与新加坡几个大企业和台湾几个大企业做一个房地产基金。第三事情就是并购，我们参加了社科院组建的一个全球并购网，我们是小股东，这三件事情很快要开始，到现在为止，华新还没有上市，但是我们这几年积累了一种本领，这种本领是很多上市公司没有的，一个项目的起动资金是有限的，中国房地产比较有名的资金，一次配股的资金可以相当于我们这十年来原始投资的几倍。但是我们现在的利润跟上市品牌公司的利润只差一两亿。我们上市以后，滚动就很快了。

　　俞尧昌：大家都看重的就是在配股，在资本市场上能够圈多少钱，很少有企业说是我为这个股民回报多少。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是畸形的发展，这是我个人的理解。面对这种局面，我们觉得卷进去没有好处。

　　主持人(水皮)：晚了，要是一年两年前没有问题。

　　俞尧昌：我们不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上市了，我们不上。

　　主持人(水皮)：现在上市，就是人家把驴牵走了，你去拔拴驴的橛子一样。

　　主持人(水皮)：高尔文先生有一个答复。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国内所有的厂商、供应商、客户和政府。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不是在真空里面生存和运作的，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在运营的同时，必须给这个社会以回报，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给和取之间，企业必须做到兼顾和平衡。

　　网友：最近股市爆跌，我有一个联想。一方面，境外的机构畅通，经境内的一些有外资背景的机构也开始畅通，是不是给外资入世，进场抄底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者可能？

　　俞尧昌：我个人理解，这是一种回归，回归本身的价值。由于我们前几年的过度透支，在资本市场上过度透支，接下来是要回归到原有的价值上面。我们原有的价值是什么，要回归。我们股票市场应该有投机成分的，但是这个投机成分不可能没有边际，有一定的规律，不能毫无边际，没完没了的透支、炒作。应该说是一种回归。

　　卢铿：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把握这个时机把泡沫挤掉，或者挤掉一部分，9.11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全球经济不景气，股票下跌大家理解，利用下跌来挤掉泡沫。

　　主持人(水皮)：我记得，新加坡原来股市崩盘之后，政府也出现过救市的举动，倡导新加坡国民人人持股，我忘了是什么时候了。

　　新可以动用公积金持股。

　　主持人(水皮)：卢先生看新加坡的股市和国内的股市有没有对比？

　　卢铿：有很大的对比，新加坡的股市非常成熟、稳健，非常低调的，不会大起大落的，不会像9.11这样的事情，会一路下滑，因为受国际经济和出口市场的影响。中国的股市大量是国营企业，还有一些是本来不够上市水准，但是包装上市的公司，这里的水分太多，要认真的话，我估计中国上市公司一大部分都有假帐行为。所以，朱熔基总理才有题词：不做假帐。

　　主持人(水皮)：这也是很有意思，总理提这么四个字的词，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

　　俞尧昌：朱总理提出了我们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信用危机。这个会影响我们入世的质量，不是说入世了，好象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如果我们一个企业没有信用了，在国际上寸步难行。格兰仕这几年，因为原来是后娘养的，没有政府背景，我们感觉跟国际上交往最大的体会，钱少赚一点，甚至亏本，或者辛苦一点没有关系，一定讲信用。我们跟两百多家跨国公司合作，如果不讲信用，根本没有价值，哪怕资本再雄厚，也没有用。

　　主持人(水皮)：格兰仕一直是以你做新闻发言人，老总不太愿意抛头露面，你在企业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

　　俞尧昌：说得不如干的，关键是干出来才能有说。我是一个新闻代言人，我们梁总和现在的执行总裁是比较低调的，他们认为不要搞名门企业，搞名牌企业。

　　主持人(水皮)：是私营企业吗？

　　俞尧昌：原来是乡镇企业，改制变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搞名牌企业，不做名门企业，他就举例，西门子，可口可乐，波音的老板是谁？很多人是不知道，现在在中国有一种政治化的倾向，老板比这个企业名字响，甚至已经神化了。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哪一天这个老板走了，或者有什么原因离开，这个神是谁都无法去突破的时候，必然会全盘否定。全盘否定的时候就导致企业大起大落，不是一种继承性的发展。因为你比如说，我是神了，你去接我的班，你很难克服我的影响力的。现在很多企业有这个问题，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我们看这个问题很严重。接班人根本接不上来。接不上来，就是大起大落。所以，千万不要把企业的老板搞成神一样的，不能神化。

　　网友：我们国内的企业人治的企业太多，往往是一两个核心人物解决问题，不是有一个管理体制来解决问题。入世以后这种企业体制能否适应竞争呢？国内的企业中名人很多，你们应该算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你们怎么看名人现象和人治现象？国内企业的接轨上面，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

　　卢铿：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和其他的行业多少有点区别，这个行业名人炒得更厉害，确实有些企业的个人，领导人的品牌已经超过企业品牌，出现了一种危机，潜在的危机，一旦这个人离开以后，他可能还是一个神，可能创办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神，但是企业会受到影响。有些人的运作方法就是让企业离不开人，有这种可能。在住宅企业当中，人的品牌，或者是形象力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只是一个部分，不能成为全部。我们企业比较低调一些，我们营造了一个特殊的文化，这个文化，我归纳成十个方面，时间关系不细说了。总的说来，我们是比较主张创新发展，主张和谐共进和不同的企业。良好的企业的文化氛围比个人的个性品牌要重要得多，也持续得多。

　　主持人(水皮)：网上有问高尔文先生的问题。摩托罗拉在未来几年中间对半导体的发展有什么举措？

　　卢铿：新加坡很小，没有自己的市场，新加坡自己都在忧虑自己的发展问题。新加坡和中国完全不同，连续三个缉毒都在下滑，是东南亚第一个由政府宣布金融衰退的国家，而且看不清下一步怎么办。中国还是欣欣向荣的。今年GDP可以超过7%，最新的预测是7.3%。

　　主持人(水皮)：新加坡的市场确实太小了。对中国的意义，更多的在过去的时候是作为一个中转站，作为一个缓冲地带。如果中国入世以后，对它的影响比对中国的影响还要大。我看过一份分析，中国入世对中国的影响是正的1.3，但是对东南亚的影响是负的。

　　卢铿：这次文莱会议为什么这么顺利？上一次在东南亚开的会议，十加一的会议，只是提出一个观点，今后在东南亚成立个经济共同体，没有想到这一次在文莱会议全部一致通过，这十个国家加起来GDP是7000亿美金，中国是10000亿美金，加起来17000亿美金，十加一，再加上日本和韩国，十加三的话，世界第三级就形成了。

　　主持人(水皮)：很快的，他们就会觉得，缓冲价值的体现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明显，可以直接打交道了。

　　卢铿：人民币在未来十年当中可能会成为流通货币。

　　高尔文：中国的半导体市场很大，成长很快，手机的迅速膨胀，和一些家用电器的高速发展，会对半导体有很大的需求，摩托罗拉希望通过天津工厂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半导体工厂服务中国市场。

　　网友：格兰仕合成要整合全球的生产力，是什么意思？

　　俞尧昌：整合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的跨国公司现在是哑铃式的结构，一个是市场网络，全球的市场网络，打了几十年了，还有品牌。现在国外制造成本比我们高，欧美是一天做六小时，一周做四天，一条生产线开工20—30小时，我们这里是三班倒，一周就做到160小时，生产效率是完全不可比的。而且在欧美，都是一些年纪40岁以上的人，年轻人全部在IT行业中，生产力水平跟我们不可比。我们现在把制造和工艺，乃至技术这一块拿过来，搞成橄榄型的，跟他们去配套。这种配合，就是从竞争竞合，我们以前跟跨国公司对抗，是对抗的，是一种竞争对手，现在是我们跟两百多家跨国公司坐下来，我是你的生产车间，我们利用你们的网络，迅速去抢占三流四流的市场。我们原来是跟欧美，现在跟部分日本的，现在就抢占韩国的三流、四流市场，我们出口速度非常快，发展速度也相当快。全球我们是三分之一的比重，明年要争取达到。分之一左右。是这种速度。

　　主持人(水皮)：有人把你们和海尔做对比，这两个企业都相当大，相当成功。

　　俞尧昌：我们是两条路。

　　主持人(水皮)：海尔做品牌，你们做制造。

　　主持人(水皮)：高尔文先生有一个答复回来。

　　高尔文：现在北京是我们北亚中心，98年的时候就已经搬过来了。北亚市场是最大的，因为中国在里面。东亚那边很小。

　　网友：中国入世以后，家电企业出路是走品牌的路，还是走制造业的路？对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讲？

　　俞尧昌：合适就是最好的。

　　主持人(水皮)：有一个问题给高尔文。中国针对电信行业的特殊政策，摩托罗拉会采取什么措施？

　　主持人(水皮)：有一个问题和大家的生活都比较相关。在未来几年中间，到底是存美元好还是存人民币好？美元9.11出现了下跌的走势，我们现在入世以后，大家预测一下，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

　　俞尧昌：我谈一些个人看法。从美元来说，是一个世界通用货币，人民币还不属于世界通用货币，入世以后，我们走向世界，美元要比人民币方便得多，从保值的角度，现在利率都下来了，都不保值。应该说美元是一个硬通货，我们是软币，我个人理解存什么都是一样的，有人民币，有一点美元，出去方便。

　　主持人(水皮)：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面。

　　俞尧昌：人民币到美国是不能用的。

　　主持人(水皮)：您作为出口企业，人民币贬值对你们肯定有好处。

　　俞尧昌：我们是全球采购，在采购上面不一定有利。

　　主持人(水皮)：WTO以后越来越全球化运作了，成本未必能下降。

　　聂梅生：人民币和美元直接兑换能够更早的实现，就一样了，因为利率都是浮动的，如果现在是这样，不能直接兑换，有一个存美元还是人民币的问题。我是主张能够直接兑换的日子能够提前到来，老百姓就安心了。

　　主持人(水皮)：能否预测一下大概的时间？

　　聂梅生：五年。我比较乐观，最近9.11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我觉得，在温哥华直接兑换人民币，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可以直接兑换，旧金山、温哥华、纽约都可以直接兑换，我到柏林也是可以直接兑换。汇率要吃一点亏，但是毕竟可以直接兑换。如果来不及换外汇，在中国出国换外汇多麻烦，带一点人民币出去，总归会解决这期间的问题。足够了。世界上大家都接受直接兑换人民币，说明人民币的信用提高，这样给直接兑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人家就认了。

　　卢铿：而且要看中国经济地位的成长趋势，中国现在是排名第七，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之后，今年肯定超过意大利，成为第六，如果明年假设台湾选举的结果有利于国民党的话，我觉得两岸的合作不得了，中国很快会进入第四，第三名，这种态势，一定要把握住。把握住的结果，我是比较看好人民币的，人民币贬值不贬值，跟美国是相应的，美元在贬值，我们也会贬值。跟美国挂钩，跟美元形式上的挂钩也是有利的，因为美元毕竟是世界通用货币，所以，不能单纯地看是升是减。而且，人民币的升贬跟政治有关，中国政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稳住了，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稳住了，我估计两年以后不会贬值，也不会升。这是一个政治责任。中国是为了国民信心，一个是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这种事情跟政治一套起来，中国人民币会稳住的。

　　主持人(水皮)：实际上存美元和人民币没有太大的差别。既然进了WTO以后，人人民币的国际化会越来越快。

　　卢铿：最近有一个趋势，美元和人民币的黑市兑换率第一次低过官方利率。

　　主持人(水皮)：有时候拿着美元，拿多了不核算。

　　聂梅生：我在旧金山换过一次是9。

　　主持人(水皮)：入世以后，原巴黎的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还会不会起作用？

　　聂梅生：已经开始崩溃了。最近在科技领域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因为和WTO是相背的，是不符合的。但是关于技术问题，中国在建立自己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防范措施，比如说昨天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加拿大在谈，我主张在技术这个问题上，技术转让的问题上，一定要抓住几件事情。第一个，进来的技术不能太超前，也不能落后，这个中国要审查好，如果太超前的技术没有市场，太超前了，花了很多精力引进过来，没有市场，或者几年之内没有市场，就是白花钱，而且对中国目前成长的技术开发是有影响的，不能太落后，否则你接受的是垃圾。所以要特别选到实用技术，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在加紧这方面的标准，要什么，不要什么。而不是他不给我们什么，现在都想把最先进的给我们。比如住宅方面，一个是结构体系，新材料，一个是通讯技术，智能化技术方面，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技术。但是中国自己在非常小心翼翼，保护中国的技术市场，不受国外的冲击。否则，如果冲击搞乱了，就比较麻烦。

　　主持人(水皮)：高尔文先生有一个回复。

　　高尔文：不管WTO前还是以后，中国要想使本土工业有好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来保证这些行业的发展。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能够继续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继续转变。对存人民币还是美元的问题我没有太合适的答复。摩托罗拉要取得胜利，有一个保障，就是我们必须要理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主持人(水皮)：他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我们规则的过程。这是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WTO 11月10号是一个槛，一下子跨过去可能不会觉得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对在座的企业人士和政府官员来说，比我们日常老百姓感受强烈得多。这种东西又是跟我们每个人相关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在这个企业中工作或消费企业的产品，企业直接的压力或机遇，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今天的时间就到了，感谢四位嘉宾，感谢高尔文先生，感谢聂梅生主任，感谢卢铿先生，感谢俞尧昌总裁。

　　谢谢各位网友的积极参与，今天的聊天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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